汪晖 “汪晖”其人

王辉，男，1959年10月出生于江苏扬州。1966年至1976年初在扬州完成基础教育。1976年至1977年高中毕业后，他在一家工厂做临时工和学徒。王辉的学术简报主要是指百度百科的词条和王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自己的问答。

与王辉对话

1978年，王辉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为文革后的第一位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获得现代文学研究生学位，1985年获得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汤涛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王辉博士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1989年风暴过后，他接受了检查。1990年被分配到陕西“锻炼”，在商洛山区做社会调查，参加人口普查。他于1990年底回到北京。1991年秋天，他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并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上课。

1991年，王辉和他的朋友共同创立了学者系列。1993年回国后，他专注于思想史研究。1996年至2007年，任《读书》杂志主编。王晖接手《读书》后，拓展了研究领域，从关注沈的人文趣味和多元文化主义，到关注社会科学，直接参与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论争。1997年在天涯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所以雷丁被认为是新左派的前沿。

对话王惠:

一窥中国大陆学术动向与镜鉴王辉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继续研究思想史，频繁出现在国内外媒体和论坛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王辉先后访问了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院等地。

主要作品有:《反抗绝望:鲁迅与他的文学世界》《漂泊无地:五四运动及其回响》《重游死火》《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去政治化:短暂的20世纪和90年代的终结》《不要寻求新的声音》《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在东西方之间》等，其中，《现代中国思想的崛起》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美国华人研究界最全面的批判性反思”。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美国汉学家白璐对其作品评价很高: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王惠比学术界很多学者更有影响力。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王辉呈现了一种以中国人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从而理解了现代中国国家和社会在过去几个世纪是如何崛起的。如上所述，一切都在自然轨道上正常运行。

在一个温暖寒冷的日子里，意想不到的风雨突然降临。

2010年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文章《王惠对绝望的反抗:鲁迅与他的文学世界》，指称《反抗绝望》多处抄袭。虽然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说“抄袭论”难以成立，但寒风已经将一整年都灌满了污水。学风之外，派系之争被带了出来，媒体炒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对此非常担心。相信看过“文革”后“群众运动”的人都会警惕这一点:一场风暴过后，必然会有一片废墟。我收到了一封要求在事件中签名的信，从那以后我看到了很多报道。我的选择，一如既往的拒绝唱歌，不管是谁搭台，唱什么歌。不幸的是，一个人的沉默并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在当今造假的社会环境下，不难猜测舆论的走向。讨伐之声此起彼伏，久久不能消散，让人疑惑:是因为这样的舆论才产生这样的风波，还是因为这样的风向才激起舆论？

砰的一声巨响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并诱使我读了王辉的书。

王惠的书不那么好看，难懂，别扭，思维跳跃，文笔自负，让人怀疑《六经注我》。几次放下，却总是在骂声中再次拾起，直到鲁迅的《不求新声》《不求异乡新声》——这个标题引起了我的共鸣，和我正在经历的“回归经典”分享了同样的兴趣。当我在他的问答中逐渐看到他的思考，理解他的探索...然后我仔细看了一遍，然后面对同年姜戎的《狼图腾》:放下我在做的事情，找到他的文字和相关评论，一个一个看。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自学方法:走在一些领域学术高端的山脊上，认真阅读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的主要著作，沉浸在有血有肉的思想中，体验在生活根源中的艰辛寻找。我同意德国学者施拉德“从具体的文本出发，而不是从大的概念出发”的做法，我深信，要理解一种思潮，不如从一个思想家出发，而不是从几个思想家出发，从一个点传播。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观点推理的整个过程。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走向成熟的思维路径，通常凝结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成熟并不意味着观点“正确”或“整体视野”被引入，而是我用自己的话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问题并试图解决——我从这个意义上阅读王惠，理解王惠，并决定与王惠进行认真的对话。

2

“对话”这个东西“对话”看似简单，其实是需要条件的。尤其是学术对话，除了时间、地点等外在因素外，还需要相应的知识积累和一些人文条件。这些条件通常隐藏在幕后，在看似平等的表象下，表现得毫无情感。条件是否具备，是否丰富，直接影响对话质量。条件越充分，对话过程越有可能是好的，这样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会有所收获。

就对话条件而言，我得做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学者王辉”为主要对象，看看我们的对话是否成立，在什么基础上展开以下对话。

首先是共同点。

相似的兴趣和目标是学术对话的首要前提。否则，你什么都不用说，直接去打仗。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辩论中有很多这样的不良记录。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地方，在文化大革命遗风犹存的学术界，这个暗示并非多余。学术对话是建立在共同关注的基础上的，有着相同的目标:没有容纳不同鬼魂的空间，一切都在阳光下开放。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没有特别的个人目的。无论从什么角度，有多少不同的观点，学术目标只有一个:求真务实，揭示真理，坚持真理。

就个人身份而言，我和王辉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20世纪50年代典型的新中国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以不同形式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都是“文革”后进入大学的，都是从文学研究开始的，都是90年代初出国做访问研究的；有着相似的思维趋势，有着许多共同的学术朋友，他们学习和熟悉了西方经典理论和各种学者，所以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也遇到了一些相同的问题——在成千上万的问题中，“中国”首当其冲。

1991年秋天，在加州大学中国研究年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中国学者在海外谈论中国——可惜的是，那些“中国”让我在刚出境时感到很陌生。就是在那个地方，我遇到了刘河，有一次问她:“他们在说谁？”当时我在哈佛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苏少智先生长谈，他也给了我同样的问题。1992年回国后，我应该约好以“中国”为题给他回信。以后我会出国几十次，讲课几百次，总是讲一个话题:中国。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外问题仍然在美国广播公司步履蹒跚。演讲者仍然必须迎合西方标准，使用西方语言对中国事务进行基本的启蒙...这让我很累，导致我断然拒绝出国讲学，放弃了因为爱因斯坦而向往已久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邀请。从幸运榜上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人的名字:王辉——只从这里，我得到了王辉的地址，却不认识他，也很少看他的书。我听说他是一个努力学习的学者，整天都在图书馆认真学习。当时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走田”上，对书本上的各种教导不太感兴趣...就这样，虽然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和互相了解的机会，但我们都错过了——我们错过这么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很少就自己的道路交换意见。20世纪80年代，很多伴侣都生活在海外，出国的时候经常会有想回家的感觉，但在中国就像是自我放逐。另外，我和王辉错过了，因为我们在不同的领域走了不同的研究路径——正是这种差异，也就是所谓的“差异”，成为我们可能对话的重要基础。

差异是对话的必要条件。

如果有差异，就会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只有两者不同，才能在相互开放对话的过程中不断被曝光，在同一个主题下获得深入的理解。

我和王辉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学术层面。

作为一名学者，虽然两人都是文学出身，但领域不同，方向不同，学术道路完全相反:西方是我的学术起点，后来我转向中国，这与我的性别认同和女性研究直接相关。严格来说，我是通过“女性/性别”这个渠道进入中国学习，进入现实问题。整个90年代，基本都是在外地跑，甚至出国的时候也多是实地考察和口头采访。我已经远离了文字/文学。首先，我对西部中心的学术标准有所怀疑。中国本土化和中国考察成为我有意的学术方向；二是来自对意识形态史学的反抗，边缘化、边缘化成为自我放逐的首选；第三，由于对主流社会和传统文化以男性为中心本质的警惕，我被迫从生活本身寻找“真相”，并因此转向口述历史。一般的目的地是本地的、边缘的，并且倾向于经验的和个性化的。在王辉在历史文献和前人论文中追寻“近代中国”崛起的思想印记的十多年里，我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崛起。他讲西藏、琉球、东北亚、民族国家的时候，我其实是去了那些偏远的地方和少数民族，拜访了毕摩、纳西东巴、摩梭土司、回族阿訇、藏族活佛和很多民族文化传承人，拜访了朝鲜/朝鲜、延边地区甚至整个东北。当王辉写“现代性”并反思“现代化”本身时，我正走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之地，去了许多最早起步的沿海开发区和边贸点，看看“现代性”究竟是如何进入中国社会和民间生活的。当王惠从文学史转向思想史，试图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时，我公开宣布与西方学术界分离，身体上与自己拉开距离。当他把矛头指向中国的新启蒙，高度评价海外“中国青年学者”的“超越”时，我公开与凌空在理念上玩弄中国的态度分道扬镳。1991年，他进入《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的写作，就在我开始《20世纪女性口述历史》和开始建设“女性文化博物馆”的时候……然而，在新世纪之初，当他周游世界询问世界的问题时，我学术上回到了我的家乡——由此可见，即使我们都面对世界，都珍惜中国，终究难得相见。

第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作为社会中的人，我们也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是性别差异。就性别意识而言，王惠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清醒男性学者。他深知性别视角的重要性，没有性别视角就不能称之为“现代”，所以他总能有意识地将多个视角运用到批评和实践中，对女性主义给予理解和同情。但是，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会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学术理念上，成为丰富对话的重要因素。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性别要么是一种视角，要么是一种方法，它内在地超越了国籍或阶级认同，因此有可能先验地与民族主义保持距离，并在全球化的视角下展示跨文化研究的天然优势。

其次是派系问题。“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已持续十余年。虽然王辉本人不认同任何派系标签，但“新左派”的标志已经随着他的名声在内外蔓延，成为既成事实。我呢？有海外学者问我:你是哪个学校的？中国很少有人在派系问题上点名批评我，原因有二。首先是性别。我对女性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符号，无法改变，也无法抹去。它与“后现代政治”和“政治正确”的新左派有着天然的盟友关系。女权主义者是天生的左派。另一个原因则完全相反。作为个人，从拒绝入党从政到拒绝参加“大合唱”，从1994年退出联合国人口发展会议到1995年拒绝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从1999年后拒绝多次海外学术活动到彻底退出“江湖”……既影响了我个人的政治处境，也决定了我在学术风格和研究路径上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我对“小北京，大中国”的想法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一直抗拒参政理念下的学术思维，所以可能会超越“左/右”之争，全方位相遇共存，留下很多知心朋友。尽管如此，在学者眼中，我有一个部门:“妇女部门”——这与我在8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运动”中的历史行动有关。当代中国的女性世界看似解放开放，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领域。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温室，几乎覆盖了中国女性的全部生活，用指标提供了看似开放的社会平台和政治保障，却极大地限制了她的认知视野和进取步伐。走出女性世界的无形屏障是慧超越派系的尝试，给我敲响了警钟。因为我很清楚，只有在精神和思想上超越女性世界，才能与世界和学术界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

第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记忆。虽然都是50年代出生，但我比王辉大8岁。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各自的“中国形象”可能存在代际差异。我属于“老三等”，我是从大串联到大批判、大灾难整整十年的见证者。作为“知青”下乡、未来进入工人阶级的经历，也将在“中国认知”的路上烙下不同的经历。任何经历过政治运动、遭受过磨难或在新中国受到牵连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后，都当过知青或努力工作过...听了很多到处都是，重复的，欲盖弥彰的高调谎言，看到了中国人跌入谷底却无处挣扎的无奈。他们不会轻易相信只从纸质文献中推导出来的现代汉语理论，也不会轻易认同今天的“崛起”，并以其名义使用。

说到这里，我想坦白的说，我曾经接触过太多的读者，因为我是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从书本到文本，我对作家都有很多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学术方向和性别相同，恐怕我和王惠也会走上不同的道路——没想到，恰恰是这些“差异”成为了我们各自写作论据的思想资源，为对话打好了基础。选择“对话”的方法并不是为了迎合后现代学术潮流，而是因为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已经有了对话意识和相关的学术准备。我的后寓言被作者在《后寓言:狼图腾与女人的深度解读:跨文化对话》中证明了。王辉的写作主要以对话批评为主，呈现出“万向接头”的开放形态:与历史对话与中国近代问题对话、与古代思想家对话、与西方学术界对话……尤其是他的《崛起》，正如黄宗智所说:其实是一部关于思想的历史著作，一部中西思想相互对话的著作。一本关于过去与现在、思想与历史情境对话的书……王辉不仅忽略了文字之外的历史，还一直在追踪它。他不是在说空话，但他的目的是为新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愿景。

对话的学术目的是揭示和创新。

对话的学术前提是重读经典。

通过对话激活文本，并在对话过程中重新解读。所谓创新，自然是在“重读/重新解读”的过程中诞生的。对话批评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将在《对话王会》的实践中一一体现。

来源:本文节选自《对话王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