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 朱晓玫：现在把我捧得太高

朱晓玫的演奏生涯与巴赫的密切相关。她说，在巴赫的作品中找到真正的宁静。这与中国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致的。真正好的表演会让玩家和观众一起忘记时间、忘记自我、忘记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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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晚，身着朴素黑色、略显瘦弱的朱晓玫在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正式就职，拉开了她首次中国之行的序幕。那天晚上的演出非常顺利，现场一片寂静。朱晓玫用戈德堡变奏曲为喧闹的香港带来了45分钟难得的宁静，她几乎每天都演奏这种变奏曲，已经有35年了。

之后，朱晓玫还将前往济南、上海、北京和成都，最终在11月21日结束广州之旅。与香港版45分钟的戈德堡变奏曲不同，内地的演出将是75分钟。正式演出前，纪录片《中国钢琴家与巴赫》也将播出。根据巡演策划、乐评人张克的说法，这部35分钟的纪录片之所以会播出，主要是考虑后期观众，因为一旦《戈德堡变奏曲》开播，中间就没有停歇，也就没有进入的机会。

朱晓玫巡演的消息一发布，就引发了国内古典音乐圈的热潮。大家都在说着等着，希望能到达现场，用双耳听到音符。

是什么力量让人们对它充满期待，充满渴望和真诚？巡演前，南方都市报采访了朱晓玫。

玩

很多人知道朱晓玫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乐评人张克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新文章。在这篇名为《寻找朱晓玫》的文章中，张可欣在无意中听到朱晓玫录制的《戈德堡变奏曲》后“惊为天人”，随后开始了寻找朱晓玫的过程。

最后，张可欣游览了塞纳河畔的朱晓玫，被朱晓玫的个性深深打动。在《寻找朱晓玫》的结尾，张克新写道:“古典音乐是一生的追求和热爱，用心去感受，传递上帝的声音，是钢琴家的使命。为了出人头地和赚钱，一个人的音乐怎么能保持纯粹和真诚？即使上升到这个高度，朱晓玫也是中国钢琴家的榜样和旗帜。”

朱晓玫中国之行的成功也有赖于张可欣的努力。"朱晓玫确实不太了解国内形势。"张可欣说，一方面，她担心观众的素质会影响她的表演；另一方面，她之前也了解到，现在国内大部分人都喜欢弹技术好、作品浪漫的钢琴，而她则是专门弹古典作品，比较安静，没有张扬的色彩，担心观众接受不了。

“国内的情况早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一些大城市，那里的观众非常多样化。”经过张可欣的劝说，朱晓玫终于勉强同意了。在曲目上，朱晓玫最终选择了戈德堡变奏曲，这是非常学术但又是她的代表作。

事实证明，张可欣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11月9日，上海演奏会的门票在开场48小时后，朱晓玫就卖光了。应粉丝要求，他不得不在11月13日追加演出，10分钟内被抢空。在中国，过去只听过朱晓玫的录音，这次巡演无疑是一块试金石。

南方都市报:这次你花了很长时间玩戈德堡变奏曲。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部作品的，它对你有什么意义？

朱晓玫:我是在奇怪的情况下接触到它的。我以前不知道这首名曲的存在。当我在美国的时候，这是非常困难的。我没有自己的住所，一直住在别人家里。我当时也跟我师父练钢琴，他很不开心。只有当我演奏戈德堡变奏曲时，他才什么也没说。于是我开始每天播放这首歌。“戈德堡变奏曲”在国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可以让你不坐立不安。越玩越喜欢。其他事情会让你烦躁。只有这种音乐才能让大家安静，不烦躁。

杜南:这是否意味着戈德堡变奏曲对你来说是最大的意义？

朱晓玫:别难过。太简单化了。它可以让你休息，思考，找到平衡。现在的世界非常非常吵，吹牛起哄，很多东西都被吹捧。你很难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这首音乐是为了让你找到宁静。安静的定义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安静，更是让你感到舒适，思考清晰，也就是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找到一片净土，所以我一直想把这首音乐带到中国。巴赫的平衡与宁静，其实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高境界之一。这首歌让我受益匪浅。我每天早上弹一次，就像冥想一样。

今天，我已经弹奏这首曲子25年了。我能演奏这么长时间的音乐很少。可以说，我这辈子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这首音乐上。这让我想起了画了40年竹子的郑板桥。他曾经说过，当我觉得自己不会画画的时候，就是我成熟的时候；一旦你觉得你画得很好，你就走下坡路了。我是带着这个想法练习这首歌的。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不会放音乐。太难了。但在这个时候，我可以经常开拓一个新的世界；有时候我觉得应该可以，但这是我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杜南:就表演而言，戈德堡变奏曲的难度是什么？

朱晓玫:首先，从技术上讲，这首歌是巴赫为双键盘大键琴创作的。现在你要在键盘上玩，所以很难，还得双手都戴。但我不认为技巧问题一直是最难的。现在技术好的人太多了，尤其是中国那些年轻的钢琴家，他们的技术真的很神奇。

技巧方面，我觉得更难抓住观众，让观众更容易听。然后是不同的声速，不同的意识和性格。在我看来，这也是音乐中最难的部分。很多人的技能很早就完成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是否真的能吸引人，让观众真的跟着你，并且不觉得你的东西讨厌，区别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疯狂地练习我的技能。当我到达美国时，我的老师说:“你只要动动手指。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在国外呆了三五年，觉得在音乐中寻求意境是几个因素。这些事情无法用语言向你解释清楚。简单来说，你在敲门，在外面放音乐；我真的可以走进音乐，把作者的意图传达给大家。作为球员，我们其实是一个传声筒，你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把它传递下去。掌握了这个道理之后，你会觉得好办多了。没什么好炫耀的。事实上，我们是作曲家和观众之间的传声筒。

度假小屋

2014年6月21日，朱晓玫受邀在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演奏《戈德堡变奏曲》，成为第一位在巴赫墓举办个人音乐会的钢琴家。演出结束后，朱晓玫在钢琴后向巴赫献花并深深鞠躬。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朱晓玫说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奇迹。“上帝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月，这样的一次见面，在他的墓前和他交谈，演奏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我真的有一种和他交谈的感觉。就像中国人经常去父母的坟前和他们说话。"

朱晓玫说，巴赫音乐中的宁静与平和，其实是中国文化的最高追求，这让中国人很容易接受巴赫。但矛盾的是，巴赫在中国从未得到真正的重视。

“目前来看，这种情况很常见。任何人都喜欢听拉二拉三这样的流行歌曲，喜欢听浪漫的或者浪漫的后期作品。巴赫很小。如果你想从头到尾演奏巴赫，票房可能会很危险。”乐评人、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田艺苗说。

“巴赫需要你深入倾听。不仅曲调优美，还能听出它的内在节奏和说话的声音有多少，经得起反复聆听。但是如果你第一次听，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好，这需要时间来消化，不像浪漫的曲调。”田艺苗说，这是巴赫的音乐，这是一种抽象的力量。听完之后，你不会觉得他在说什么或者在表现什么，但他是属于所有人的东西，可能更适合中年人听。

杜南:在这场演出中，只有“戈德堡变奏曲”是在一场演出之后播放的，那场演出很长。对于观众来说，难度应该也很大。

朱晓玫:很难，所以不会对观众有很大的反应，希望不大；包括演奏，下面可能会有很多声音，所以我有心理准备。我觉得一切正常。毕竟在国外，他们有着巴赫音乐的传统，但是在中国，巴赫音乐却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从很小的时候起，中国就把巴赫音乐限定为宗教音乐。我认为这很糟糕。巴赫的音乐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不仅仅是宗教内容，而是远远超越了宗教和东西方的界限。最好的例子就是我自己。我不信仰宗教，但巴赫给我的滋养和营养是无法传递的。不要害怕这些东西。刚开始玩的时候，就像走进了迷宫。然而，读了一百遍之后，它的意义不言而喻。坚持住。听完十个游戏，你会慢慢找到共鸣。

所以不要害怕，让自己冷静下来，花一个小时听一场音乐会或者一张唱片。虽然时间不多，但慢慢你的收入会是巨大的，你会觉得自己很安静，不再想去捞名利。那些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因为无论你有多少钱，无论你的学历有多高，都无法满足你的精神需求。但是音乐，音乐的美可以满足你。

杜南:这也是你反复播放几位作曲家作品的原因吗？

朱晓玫:这么说太自私了。我为什么要玩？因为喜欢，舒服，没有别的目的。好像这食物很好吃，我也喜欢吃，所以每天都想吃。我已经演奏戈德堡变奏曲25年了，我感到一种满足感，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带给我的。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杜南:除了“戈德堡变奏曲”，巴赫的《平均律》也是你弹得比较多的一首。

朱晓玫:是的，许多钢琴家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每天早上开始玩平均律。作为像肖邦这样伟大的钢琴家，他每天早上都开始弹奏《中庸》。

巴赫的音乐也是如此。我非常敬佩的几位音乐家都崇拜巴赫。第一个是肖邦，他正在到处学习巴赫的音乐音调和技巧；然后就是贝多芬，他说巴赫不是小溪而是大海，因为巴赫的德文名字的意思是小溪；有门德尔松和舒曼。可以说他们四个人都很崇拜巴赫。

杜南:你第一次接触巴赫是什么时候？

朱晓玫:和中国所有学钢琴的孩子一样，我从五六岁就开始弹小步舞曲了。当时很喜欢，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慢慢长大，我意识到这是它给人的一种安宁和幸福。它不是一种巨大的快乐，而是一种使人非常舒适和稳定的轻的东西。

但是一开始我不像现在这样喜欢巴赫。这是一个过程。“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送到张家口的劳改营，当时我偷偷练钢琴。地方在长城那边，冬天没有暖气。天气很冷。我的老师潘益铭先生告诉我，你最好的热身方式是练习巴赫。最后，练习它不仅能温暖你的身体，还能温暖你的心。

练习巴赫的作品之所以容易保暖，是因为它的声音很不一样。有四种声音。你必须用一只手按下一个声音，然后用另一只手播放其他声音。在这个过程中，你最终不会弹奏一个音符，但你必须保持它，因为声音是不同的，保持这个声音并弹奏其他声音，所以有一个握住和按压手指的过程。

就像你认识一个人，你喜欢他，和他在一起久了就觉得舒服，和他在一起就觉得舒服。

杜南:你已经演奏巴赫的作品很多次了。什么样的表现，在你看来真的很好？

朱晓玫:一般大家都说我演得很好，演得很好，这是一种自导自演的戏。我觉得最好的境界应该是忘记自己。你不去想应该怎么玩，但是有一个渠道，上面的东西通过你。你不知道时间的存在，也不知道自己的存在，观众也感受不到剧场的存在。这种状态非常罕见。

就像戈德堡变奏曲一样，我玩了太多游戏，感觉非常成功，可能只有两三场。当你进入完全自我遗忘的状态，能量是巨大的，音乐直接冲向观众。

这种体验主要出现在我表演的前期。我发现自己很难决定将来是否会拥有它。如果是现在，当我被推到这么高的阶段，我想这种感觉会越来越难找到。

打球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几乎每次演完都觉得没面子见观众，有时候甚至想逃跑。尤其是现在，把我推得这么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杜南:现在，这么大的名字会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和压力吗？

朱晓玫:人怕出名，猪怕壮。我希望我永远是一个普通的表演者。我不喜欢大厅和舞台，但我喜欢小地方，简单地与观众交流。他们说一辈子没听过这首歌，我愿意和这样的听众交流。

我不太喜欢在大厅里表演，也从来不做广告，也不会每次都告诉朋友。我真的很难接受像做生意一样卖票。我觉得是缘分来了，就不用卖了。刚到巴黎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演出。大约只有二十个人，但我觉得玩得很舒服。我觉得和他们很亲近，也更能说服他们。

故事

除了朱晓玫演奏的巴赫之外，是她的故事使她出名的。2007年，朱晓玫的自传《河流和她的秘密》在巴黎出版。这本自传讲述了朱晓玫从张家口劳教所到哥德堡的传奇经历，引发了西方的热潮，成为他们了解文革的重要窗口。

1975年，朱晓玫从河北回到北京。这时，国际音乐家开始访问中国。到1979年，小提琴家斯特恩、指挥家小泽征尔、小提琴家卡拉扬和小提琴家梅纽因相继访华。斯特恩的中国之行甚至被拍成了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部纪录片于1981年上映，当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特别纪录片奖。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中国音乐家有机会接触外国大师，获得出国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朱晓玫于1980年获得了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钢琴音乐硕士学位。成为第一批出国留学的音乐人。

杜南:文革后，你从张家口回京，不久就出国了。体验是怎样的？

朱晓玫:我1975年回到北京。我之前在石家庄，那里根本没有学钢琴。在北京，我是一个短暂的社会青年。我也每天练钢琴，什么都弹。

我一直想出国。那时，我对中国没有信心。这太难学了。我也很清楚西方音乐的中心一定在西方。我想在那里继续我的职业生涯，我几乎是第一个离开的。

刚才我也说了，我来美国后，老师完全否定我弹的是什么。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十年后我才真正理解他说的话。

这个过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完成的。在美国，几乎没有机会成为音乐家。当时在酒店工作，也做过清洁工、保姆、保姆，经常一起做五六份工作，根本没时间弹钢琴。后来我决定去法国，但是到了法国之后，一切都变得有些诡异。

杜南:你抵达法国后举办了第一场音乐会。

朱晓玫:我想自己开第一场音乐会。当时，我看到了一座美丽的教堂，这是巴黎最古老的教堂。它的名字叫圣日耳曼教堂。我特别想在那里举行我的音乐会。大家都嘲笑我，说我既没有朋友也没有钱。我说我只是想玩玩。如果一个人能理解它，那么我会很开心。没想到，那天晚上有200多人去了那里。我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观众坐在教堂的各处。那场音乐会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杜南:那么，当你第一次到达巴黎时，那是你最快乐的时光？

朱晓玫:我认为人们奋斗，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了过程。真的很有趣。当你爬到一定高度，所有人都打招呼夸你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因为夸你的人有很多理由。所以我觉得奋斗的过程其实是最美的过程。

杜南:确实很多人把你的经历当成传奇，然后才理解你的作品。你同意这种方式吗？

朱晓玫:我拒绝讲故事，即使是在国外。我希望用我的音乐而不是我的故事打动观众。我会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如果艺术有说服力，这些故事就不再需要讲了。我的自传几乎是和律师一起工作了三年的出版商写的。在这种情况下，书出来后，我拒绝采访，拒绝翻译成中文。

我的故事没什么可提的。我的故事没有我们这一代好。在我这一代，我一直很幸运。有那么多不幸的人，却没有人听他们的故事。我认为我根本没有权利讲我的故事。如果有一天我能讲我的故事，我会讲他们的故事。其中，他们死了，他们残废了，他们放弃了，而我其实是一个幸存者。

这次去上海演出，一定会想到上海音乐界的前辈，比如文革初期去世的顾圣婴、李等。当时有17位老前辈被上海音乐学院暗杀、杀害、杀害。我也希望呈现戈德堡变奏曲作为安魂曲。

生与死

现在，朱晓玫住在塞纳河畔的一所房子里。他既没有电子邮件，也很少接到别人的电话。“我的生活对别人来说是悲惨的。每天，似乎我只练钢琴，只学音乐。但只有它能满足我，没有别的东西能。”她也是法国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的老师，今年将从学院退休。

对于演唱会，“我会限制每年20到25场演唱会，最多30场。”朱晓玫说，她的精力只够做这些事情，她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能干。

对于朱晓玫来说，回国很简单，就是认真打球。不过这次巡演的策展人张可欣却觉得，面对中国喧闹的古典音乐，尤其是钢琴领域，有像朱晓玫这样的表演者，他们想告诉大家，钢琴其实可以这样弹，无论是榜样还是旗帜。中国人也可以这样玩。

杜南:你最近录制了巴赫的《赋格的艺术》，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为什么要现在完成？

朱晓玫:我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离开，所以我必须尽快做我想做的一切。

《赋格的艺术》是巴赫最后的作品，也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为什么呢？我觉得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很容易理解中国音乐是没有谱音的，赋格有时候是由某个声音同时进行的。很少有人达到这个水平。巴赫实际上没有完成工作，然后离开了我们。但是这部作品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写赋格了。贝多芬试图写作，但仍比不上巴赫。贝多芬是片段的赋格，而巴赫是完整的东西。今天尤其如此。这么伟大的事情，我得一辈子不吃不喝地记录下来。

除了《赋格的艺术》，唱片公司一直想让我录下巴赫所有的作品。我告诉他们我一定会做，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完成它。我永远不会说做这件事有多快多经济。《赋格的艺术》我前后“啃”了五年，真正确定后才真正记录下来。

杜南:除了巴赫的《赋格艺术》，你实际上还录制了贝多芬的奏鸣曲和舒伯特的奏鸣曲。这两部作品也是两位作曲家最后的作品。你似乎对“最后一部作品”特别感兴趣。

朱晓玫:佛陀常说，生与死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很少认真思考“生死”，而是都想着赚钱，成就事业。我一直对生与死的问题感兴趣，所以我研究了这两部作品，因为它们是最伟大的奏鸣曲。

杜南:他们的音乐中有死亡的迹象吗？

朱晓玫:他们有感情。这些人不可能没有感情，但每个人对死亡都有不同的感受。

在O.P. 111中，贝多芬对死亡的感觉是追求一种安宁，因为在第三乐章结束时，没有欢乐或震动。所以很多人说它的结局是一个微笑，一个微笑的佛，追求一个光明宁静的世界。另一方面，舒伯特结束得很愉快，但在O . p . 960的第二乐章中，你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悲伤。在这一部分，我想任何一个在石头里有一颗心的人都会流泪，非常感人。

我原本想成为四个人的最后一部作品。我也学过海顿和莫扎特，但是还没有录下来。莫扎特的最后一首曲子也很好。他像一个13岁或17岁的孩子一样天真。我认为他的伟大在于他从老到死的童心。他保持着一颗向上的孩子一样的心，你感觉不到任何衰老的迹象。这很感人。海顿的最后一部作品已经预示着贝多芬的到来。他是一部像贝多芬奏鸣曲一样的作品。

巴赫让我感受到一种氛围。他的最后一首赋格没有完成，我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他到底是不想写完，还是没写完，一直都是争论不休。艺术的赋格，每完成一次，我想都是一种佛家思想，那就是生生不息。

杜南:你现在有面对死亡或处理死亡的紧迫感吗？

朱晓玫: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我打算把它捐给北京这场演出的活体志愿者促进会。他们讨论的是人们应该如何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怎么走，我觉得现在是大家思考中国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阎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