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主播文慧b黑 徐海东之女徐文惠：“文革”中我替父亲坐牢

共和国十大将领中，徐海东是最苦的一个，也是战斗中受伤最多、最重的一个。

出身窑工的徐海东，勇武善战，享有“徐老虎”的美誉。他战斗了十年，受了九次伤。他的腿、胳膊、胸部、肩膀、臀部……身上都有17个洞，他钻了8次。从北伐战争、黄麻起义，到创建革命根据地，他带兵参加平型关战役，带病奔赴抗日前线...徐海东经历了多次战斗。然而，这个被毛泽东誉为“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却没能在和平时期过上幸福的生活。徐海东几乎在病床上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30年。

如今，徐海东的女儿许文慧和瘫痪多年的哥哥生活在一起。许文慧印象最深的是她总是穿红色，她的衣服、裙子甚至几副眼镜的镜片都选择了红色。许文慧曾经把她的名字改成“徐红”。她说她似乎总是有一种“红色”情结，一种贯穿她成长每一步的革命情结——

这家人被66人杀害

1900年，父亲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一个贫困的窑子家庭。徐家六代都是窑工。我父亲有两个姐姐，五个兄弟，四个表兄弟，一个表兄弟，父母，姑姑，侄子和侄女，一个32人的家庭，但只有半亩地和六个房间。童年时期，他饱受生活的艰辛和富家子弟的欺凌。

我父亲曾经告诉我，他在18岁之前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也没有穿过新衣服。自从他变得懂事以来，他和他的祖父一起开始了长达11年的窑工生活。1925年春，父亲在同道好友和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同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父亲是四方面军的代理排长，人称“铁军”。这是他第一次打架。在汀泗桥战役中，他以一个排的兵力消灭了四个敌连。父亲在战场上总是身先士卒，作战勇敢果断。不管他有多危险，多邪恶，他都能赢，从此赢得了“徐老虎”的美誉。

1927年9月，父亲回国。他满怀革命热情，在家乡黄陂县组织了第一支农民自卫队。1929年，他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年终暴动。然而，父亲从未想过，这却让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暴动失败后，反动武装痛恨父亲，疯狂反击。首先，他们烧毁了他的房子，最后他们残忍地杀害了徐家的66个人。在父亲的27名近亲和39名远亲中，所有男性都被杀害，许多女性被卖掉。父亲知道后，指着天发誓:“不报仇，就永远回不了家！”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战备转移时，父亲奉命攻打国民党的围剿。当时他父亲率领的部队已经准备好了，即使做出了一切牺牲，也要保证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全部转移成功。当狙击任务顺利完成后，上级主力与父亲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没有失去革命的意志。他下定决心，让战士们吹响“集结号”，组织所有留守战士、伤员和外地散兵，继续在鄂豫皖苏区作战。他们后来改组了红25军，由他们的父亲任司令员，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1934年，红25军接受了党中央交给的担任“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任务。11月16日，来自河南的贺开始长征，途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1935年9月15日，他到陕西延川永平镇会见陕北红军刘志丹同志。在这十个月里，父亲和国民党打了起来，一天打了四五次。

母亲是个文盲“看护者”

没上过学的妈妈，个头不到1.5米，来自童养媳，但我充满敬佩。母亲12岁时参加了革命。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1932年，母亲参军，在父亲所在的红二十五军野战医院当卫生员。1934年长征开始后，父亲军中有7个女兵接到通知:每人给8大洋，让她们嫁亲戚、靠朋友或嫁人，部队不带女兵长征。只有母亲死活不去，在部队哭着说要参加长征。妈妈曾经包过脚，后来放开了，这叫“整理送脚”。后来父亲发现她在数长征人数的时候哭了，才知道她要参加长征。我父亲被她坚定的革命意志所感动，决定把七个女兵全部留下。这就是红25军长征中“七仙女”的由来。

长征到达了陕南。在余家河战斗中，父亲受了重伤。枪打在他脸上，从他耳朵里出来，他一只耳朵聋了，昏迷了好几天。这也是我父亲第九次受伤。当时，母亲被派去照顾父亲，这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发展了感情。

长征结束后，我的父母在陕北结婚了。1937年平型关战役后，父亲接受了新的任务，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直到1938年底，父亲才凯旋归来。父亲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调到新四军。

1939年底，父亲带病指挥部队，在皖西周家岗击溃日军一个旅。战后，他向干部们汇报时，突然吐血，倒在地上。之后，他在病床和担架上度过了六年多。

父亲身体不好，母亲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父亲。父亲肺部发炎时，一件薄薄的衣服无法贴在胸前。我妈妈专门做了一个铁丝架，把被子放在架子上。我父亲平躺了6年。我妈妈每天给他护理和按摩。我父亲病得很重，在南方炎热的天气里，他已经6年没有在床上生过褥疮或痱子了。直到学医，我才知道我妈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护士。

我沉迷于战争，但我不沉迷于官员

1936年Xi事变期间，我的大哥徐文伯出生在Xi安。我1939年5月出生在延安。9月，父亲随刘少奇调到华东新四军。途中，刘少奇化名，扮成父亲的秘书，抱着四个月大的我去了华东。在随后的行军中，我和哥哥被装在篮子里，一个给我，一个给他，随部队一起前进。我哥哥从小就很诚实，喜欢学习。虽然他父亲病了，但他对他很严格。他很早就学会了读书，每天给父亲读报纸。我觉得我哥以后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跟他从小的努力和良好的信用是分不开的。我当时很调皮。我去了房子，去了树，早上穿的衣服下午就烂了。我的性格像我父亲，什么都不怕。但是一方面，我们的学习很好，几乎不需要父母担心。初中的时候，我考了三年的正A，高中的时候还在走路。

我妈有四个孩子，我下面有两个弟弟。

在大连，我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在我的印象中，父母为是否给我买裙子而争吵。妈妈说，孩子上学的时候，总会有一两套漂亮的衣服穿，去参加节日或聚会。但我父亲说:“你突然在她衣服上花了这么多钱，你忘记了你的根。”这两个人吵架了。他们的生活非常节俭，我们也被要求这样做。即使在家吃饭，也要把菜一人分一盘，全部吃完，绝不允许一粒米掉。

1955年，父亲被授予上将军衔，次年移居北京，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父亲说:“我以前打架、走路、喝酒都上瘾，就是做官没有瘾。”。我父亲一生中给了官员三次机会。后来见到周总理，他还说:“我一直在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给我将军军衔真丢人！”

父亲一年四季都要靠氧气维持生命，但他依然坚持主导战争史的编纂。1958年，我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那天，父亲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徐红。他说:“我和你妈都是红军。你要做‘红专’的接班人，继承老红军的革命传统。”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

然而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红而专”的家庭难逃厄运。

当时我家住在北新桥，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每天回去都可以帮忙照顾爸爸。“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的保健医生被卡住了，药也没给。我不得不为我父亲从医院拿药和针...但没过多久，我就被关了起来。事实上，我被关起来只是为了杀我的父亲。

过了几个月，爸爸经常问妈妈为什么还没回来。妈妈不敢说话，就骗他说我参加了医疗队，出城了。但没想到的是，我父亲很清楚。有一天，他突然叹了口气，对母亲说:“女儿为了我进了监狱。”

“九大”后，林彪颁布法令，1969年10月25日，他的父亲被给予了河南郑州的第一个退休之家。当时，天气非常冷。晚上火车到达郑州站时，父亲被抬出窗外，感冒了，引起高烧。他们拒绝让医院治疗他们，给他们的父亲药物，他们叔叔送的药物也被扣留。我父亲患有气管炎，冬天需要更高的温度，但他派了一个间谍“秘书”去打爆暖气管。后来整个房子很潮湿，墙上长了绿毛，导致了我父亲的霉菌性肺炎。

我父亲很瘦，发高烧五个月了。在过去的五个月里，他一直以坚强的毅力坚持着。他想活下去，想再见到毛主席；他一直与疾病作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9年，邓小平同志为他父亲平反。

拜访父亲的对手张学良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从来不提自己的战斗史，也不让我们公布他是谁的孩子。据我记忆所及，父亲唯一提到的战争就是与张学良的对抗。我们在大连的时候，大连航海学校的校长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他每个星期天都来我家，缠着他爸爸说他是怎么打他哥哥的。那些传说一直在我脑海里，难以抹去。

2000年，张学良100岁生日，我突然有了去看他的想法。他的亲戚一再告诉我不要详细提及我父亲和他的过去。我在夏威夷的一个老年公寓里遇到了张学良。当别人告诉我是徐海东将军的女儿时，我万万没想到张学良说得准确:“你是红二十五军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的女儿。”从这位百岁老人的反应中，我深深感受到他对红25军有着深刻的记忆。

我父亲曾经说过，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进攻红25军时，带了30万人的大军，收复了他父亲率领的不到3000人的部队。从何家冲到陕北，大大小小打了五百多仗。有时他们一天打四五场仗。父亲说他站着就能睡着。1935年长征，爸爸的部队歼灭了张学良的三个师。国共合作后，蒋介石把三个师的头衔给了八路军。其实序列号是张学良大师的，俘获者是我父亲。

没有陌生人。事情变了。当100岁的张学良看到我这个徐将军的女儿时，似乎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春。他上楼邀请赵四小姐。本来是安排20分钟的会议，我们聊了一个小时45分钟。我带来的电影完全被照亮了。他头脑清醒，说要救人，不能开生日会，还大谈吕正操和其他很多东北军的下属。

一年后，张学良去世。那次会议对我们俩都非常重要。

“文革”以来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从未忘记父亲留下的嘱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要有一口气，不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耻辱。”因此，我想用我的晚年继续履行我父亲的遗产。现在，我在写我父亲的纪录片和画报传记。同时，我还写过十大将军、长征女红军、女英雄等邮册，希望让“红色记忆”永不消失，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