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派 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我们不支持柬埔寨“毛派”

核心提示:西哈努克和中国一样，希望越南军队尽快撤离柬埔寨。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说:“我们不支持柬埔寨的所谓毛派。中国和柬埔寨都是主权国家，应该保持中立。周恩来还说:“最好不要让中国出兵柬埔寨。西哈努克告诉我，范文同对他说:“解放后，我们一起去越柬边境，在现有的分界线上设立上界界碑，向在场的国际记者表明，两国是领土完整的，互不侵犯。”西哈努克听到这些话时非常激动。

本文摘自罗斯·特里尔著刘庆军徐道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与中国》

由于澳大利亚工党派出代表团访问北京，我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国其他部长的热情接待。值得回忆的是《人民日报》等报纸报道的与著名诗人、作家郭沫若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

年近八旬的郭沫若对我说:“你是八点钟的太阳。”那时候我才32岁，听不懂这个亲切的词。郭沫若解释说:“中国人把人生分为三个部分:35岁以前的青年，35岁到55岁之间的中年，56岁以上的老年。我对周恩来说，应该还有另外一种，75岁以上的作为‘超级寿星’！”但郭沫若接着说，这听起来像一个“超级大国”。

郭沫若问我费正清和埃德温·赖肖尔的事。费正清是哈佛的终身教授，和我一起工作。郭沫若说，费正清是他“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老朋友，后来去了上海”。“费正清的日语很好，因为他出生在日本，父亲在日本传教。”当我提到郭沫若早年翻译过歌德、尼采等作家的作品时，他说:“现在我们不读这些人的书了。”我讲中国小说，他只提到经典作品《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暗示现代作家没有取得很大成就。

郭沫若的创作风格激昂洒脱，气势恢宏，给无数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陪我开会的时候，谈到了他最感兴趣的语言改革。他说:“拉丁化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很难推广实施。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在汉字旁边写拉丁字，但是刚开始写汉字的时候，就把拉丁字给忘了！”【汉字拉丁程序指汉语拼音程序，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程序委员会于1955年至1957年研究制定。这种拼音方案主要是将普通话的发音标记为普通话汉字的音标。-译者注]

当然，与解放时期相比，现在读书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郭沫若说:“继续简化汉字可能是更好的办法。在普通话全面普及之前，我们不再考虑拉丁化。否则，中国会分裂成不同的国家，说不同的语言。”

我曾经读过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与哲学》一书，所以向郭沫若打听作者。郭沫若的评价是:“他是受佛教影响的哲学唯心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和梁漱溟在是否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问题上产生了矛盾。郭沫若说:“人们都说梁漱溟是一个冷静温和的人，但梁漱溟在上世纪40年代一次无党派人士召开的会议上上来打我。他在保卫美国。我想马歇尔是想绑住我们的手，帮助国民党。如果有人想见马歇尔，他们应该知道马歇尔的真实意图。梁漱溟不想说，因为他不相信。他用胳膊肘撞了我的肋骨，喊道:“你自己告诉他！”"

我是1964年来到中国的，之后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是“文革”动荡之后，视觉上看到的变化很少。京、沪、穗、Xi安等城市的布局几乎没有变化。毛泽东曾经让整个国家充满了高涨的政治热情，现在他们又回到了混乱之中；体制变革没有持续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几乎没有制定增强国力或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

红卫兵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造成了社会混乱。在工厂和学校执勤的士兵建议成立新的军队领导，解散红卫兵。所以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社会恢复了秩序。但我发现6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影响了经济发展，大量知识分子受到迫害。郭沫若告诉我，他后悔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书！我也知道中国失去了亚非一些国家的支持。

王府井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王府井书店一楼建有双层砖反空洞，一直延伸到地面和两侧。书店在施工期间部分关闭。这项措施当然是为了防范来自苏联的威胁。当反空洞完成后，整个书店将恢复营业，反空洞入口隐藏。一位外交部官员告诉我:“我们修建的防御空洞穴应该保护所有北京人。”

参观了公社、学校、工厂后，我很困惑。把“极端‘左’派”和“修正主义”混为一谈，似乎忽略了左倾思想和右倾思想的真正区别。参观上海中国共产党成立旧址时，我不相信陈独秀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很难说清楚“自留地”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有人说是，有人完全否认，很难理解。我在想，如果“保留地”没有给中国的发展造成损失，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22年后，旧社会的百万地主还因为家庭背景而与社会生活隔绝？

我质疑:大学不是军事强国的地方。在大学这样的地方，革命委员会手中的军权还能维持多久？工农兵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否成为平等和谐的伙伴？在北京大学，我问罗伯特·温德，我是否可以稍后在电话中与他讨论一些问题。由于房间里站着两个解放军战士，文德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我不相信电话，写信更安全。”

有时我被带去参观一所似乎仍在维修的房子。我被带到指定的房间，但我不知道房子有多大，也不知道巨大的窗帘后面是什么。在毛泽东执政期间，这个谜团部分源于对中国“常态”的困惑。毛泽东后期的这种“常态”不是市民社会的常态，而是一种政治产物。惠特拉姆率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非常喜欢上海。我们到达的那天晚上，空很闷热，不时有雷声隆隆，黄浦江上挂着一轮明亮的满月。与表现良好的北京相比，上海的街道纵横交错，让人非常兴奋。人行道上的人们穿着轻便的衣服，晚上坐在竹席或藤椅上放松。好奇的人向外国游客表示欢迎。一群人看着我们，周南解释说:“他们想看看澳大利亚人长什么样！”

惠特拉姆非常喜欢和平饭店。酒店金碧辉煌，床边放着粉色的灯，木质的面板，绿色的天鹅绒窗帘。每个房间都配有一个铃，叫一个满头银发的服务员。阿尔巴尼亚足球队也和我们一起住在酒店，第二天法国议会代表团来了。惠特拉姆唯一担心的是前海关总署的时钟。惠特拉姆睡觉时容易惊醒，大时钟每次准时开始唱“东方红”，一直闹腾一夜。惠特拉姆在与上海革命委员会领导人聊天时，问道:“海关总署的大钟是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产物。不应该去掉吗？”

从上海大厦顶楼往下看，整个城市跃入眼帘，景色仿佛和悉尼一模一样。船慢慢滑入泊位，阳光照射在英国领事馆的草坪上。路上熙熙攘攘，人声嘈杂。看到中山路，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脱口而出:“这是伦敦的大罗素街。灰色的石头建筑几乎一模一样！”上海革命委员会设宴款待，惠特拉姆一行被一条大鱼吸引。鱼头上插满了灯泡，一闪一闪的，鱼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这些享用它美味肉的食客。

在看话剧表演的间隙，我和一位来自华北的官员聊了聊上海人的性格。他谨慎地说:“上海人思维敏捷，容易接受外来事物。”他赶紧挥挥手，补充道:“当然，人们都说上海人话多，不够冷静。北京人更安静，思考更多。”

我在上海的时候，在日记里写道:“西方人一提到外滩总是很激动。然而，今天的外滩不再是西方人的堡垒，而是成为了中国人的日常家园。外滩大道又属于无尽的当地人。他们每天在晨光中醒来，在高峰时间赶公交车，晚上欣赏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他们不在乎过去时尚的塔楼和悠扬的钟声。对于走过的人来说，外滩就是他们的一切；但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外滩是西方世界的缩影。”

我还在日记中写道:“我即将离开上海时，看到中国发展的热情日益高涨。我觉得如果十年后再去中国，我会看到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城市和国家，在这里可以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不出所料，上海和中国的发展和我在80年代中期想象的一样。

我和北京大学的周一良教授谈过了。周教授又瘦又温柔。出生于安徽，1939年至1946年就读于哈佛大学。他认识费正清、班杰明·史华兹和我的其他几个同事。他的父亲曾经是一家棉纺厂的厂长，后来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周一良在哈佛的论文是关于佛教的，他的文章《中国的密教》于1945年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上，极具创新性和启发性。但现在他是亚洲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的专家。我们在哈佛校园讨论了最近关于越南战争的辩论。我说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走到了社会变革的边缘。“当然，”周教授说，“我明白。”

他的一些学生在离北京大学25公里外的一个煤矿里做研究。“他们每周工作一天，剩下的时间用来研究煤矿的历史。”煤矿于1896年开始生产。它最初由美国人拥有，后来被比利时人拥有，最后落入英国人手中。周一良将学生分成三组，调查童工、罢工等问题，并尽可能多地采访老矿工的家族史。他说:“有些家族史还得找矿工亲属核实，收集他们的批评指正。”

周一良教授认为，苏联对资本家的态度与中国有本质的不同。他说:“俄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十月革命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比俄罗斯少，他们参加了反帝斗争。对待它们的政策是限制、利用和改造。”我们谈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但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们都痛恨1968年苏联的军事干预，但我认为杜布切克的改革措施才是导火索。我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有一个没有封建负担的中产阶级，这使得后阶级斗争的社会模式成为可能和必要。周教授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观，认为杜布切克是修正主义者。

我和唐明照共进午餐，因为埃德加·斯诺写信介绍我。唐明照在纽约当过记者，后来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又瘦又壮，思维活跃，兴趣广泛。他是一个非常随便的广东人。他说:“巴基斯坦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然而，我们赞赏巴基斯坦的独立政策。”唐明照说，中国希望在科学领域开花结果。“我们不会像苏联一样，通过一定的中央决议来决定李森科理论的对错。”他说，中国不会杀死犯错误的人，但会改革他们。“杀了他们，他们也不会改正错误。”他解释道。

唐明照问我:“你觉得我们的宣传怎么样？”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所以没有详细回答。他板着脸说:“我觉得很可怕，很夸张。延安不好。“唐明照曾经是一名记者，他的文笔相当不错。他补充道:“形容词和副词太多了。为什么介绍毛主席韶山故居的文章以原子弹结尾？看来革命的目的是制造原子弹！"

然而，远远看着哈佛的“文化大革命”，最让我惊讶的是，中国已经从60年代的混乱中复苏。看到社会稳定，中国人带着好奇心看外国，我就放心了。1964年，只有两名西方记者常驻北京，但现在有15名。

有一天，我问一位年轻的女出租车司机，她是不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她艰难地回答:“我是工人！”这句话真的很有意义。在陕西农村，我看到小山坡上贴着一条标语:“毛主席万岁！”然而，标语中的最后一个字“年”被撕掉了，因为当地农民想在斜坡上挖洞修路。

我与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合作，为惠特拉姆访华提供便利。离开北京前，马纳克设宴款待了惠特拉姆一行。他与惠特拉姆谈了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如何采取措施承认新中国，切断与蒋介石的联系等等。我们还谈到了越南和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法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关心的问题。

惠特拉姆举起酒杯，微笑着说:“这一周我多次为中澳友谊干杯。今天我很高兴为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友谊干杯。”他跟马纳茨开玩笑，提到堪培拉有人举行反对巴黎的抗议活动，反对马纳茨和我宣传惠特拉姆的中国之行。1971年4月，马纳克通过韩旭向周恩来解释了他的做法。“我只是尽力了，没有代表法国。”然而，澳大利亚的外交传统不承认个人能力和工作职位之间的区别。

晚饭后，马纳克告诉我，毛泽东如何看待1967年红卫兵叛乱分子烧毁英国驻北京代表处。1970年，马纳克陪同法国领导人库韦德姆维尔到中南海。毛泽东转身问大使:“事件发生时你在场吗？”事实上，当时在场的法国使馆人员都不在北京。但是毛泽东不想改变话题。“那么，你听说过这个吗？”

“当然，主席，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毛泽东随后谴责了这一事件，并谴责了造成事故的“左”派。他直言，“没有政治防御的余地。”他继续批判“极端‘左’的思想”，说他是“中学的激进派”。

我去参观了路易巷。他离开了祖国新西兰，在中国生活了45年。他的房间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大院里，就像是社会主义汪洋中的一个殖民岛屿。高高的天花板，精雕细琢的木制家具，一个上了年纪的满族仆人和一个秘书给他带来了《泰晤士报》和《新闻周刊》。

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艾黎非常谨慎。他说:“我不想说得更武断，还有很多人会做出很高的评价。”他喜欢谈论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较小的农村地区。他说:“中国农民有能力经受洪水、饥荒和战争的洗礼，‘文化大革命’只是又一次考验。”

当我提到前一天去了北大，阿里说:“自从同学们拿起武器自相残杀，我已经有好一阵子没去北大了。”想起自己要翻译的一些诗，叹了口气说:“这些诗根本翻译不了，都是序号。”艾黎不想再谈政治，转而谈医学研究。最近，中国卫生服务在血吸虫病治疗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我问他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头脑。他回答说:“哦，我的司机正在读《哥达计划批判》和《法国内战》。”

瑞典驻华大使告诉我，斯堪的纳维亚毛主义者将访问中国。李艾说，这对“极端‘左’派”是一件好事。“中国人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吸引了什么样的西方支持者，那些年轻的瑞典毛主义者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有多努力。”

一天下午，我正在Xi北部享受温泉，突然打电话要马上离开陕西。与我同行的周南非常激动，仿佛收到了一道圣旨:“京城来了！我们明天必须回去！”想起陕西的一句老话，“隔山隔水隔隔音”。但我的观众可能是柬埔寨人，而不是中国人，西哈努克王子已经准备好迎接我了。

Xi机场的几架小飞机排成一排，机身上赫然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到达北京机场后，一辆红旗车把我带到了旧使馆区的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旧址。大使馆的红门边蹲着两只石狮子。进去后，我上了楼，去了西哈努克的住处。

西哈努克个子矮，眼睛大。1970年3月政变后，朗诺将他驱逐出境。应中国邀请，西哈努克在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十位部长的陪同下，住在美丽的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旧址。政变后，朗诺的反共分子、红色高棉、越南和西哈努克的忠诚分子相互挤压，变得混乱不堪。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结盟，但似乎分裂为三派:亲越派、亲苏派、亲中派。

西哈努克明白，柬埔寨的骚乱和紧张局势迟早会导致金边出现马克思主义政府，而不是他所希望的“佛教徒掌权的社会主义政府”。他耸耸肩说，“既然如此，我就去法国。越南人太难对付了。”我们谈话时，前柬埔寨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为我们拍照。

中国从河内召集范文同进行磋商，并敦促西哈努克与范文同合作。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西哈努克会见了范文同。西哈努克用英语和法语告诉我，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在关键问题上给予指示。西哈努克说，毛泽东最后直接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你可以向中国提出任何要求。”

西哈努克和中国一样，希望越南军队尽快撤离柬埔寨。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说:“我们不支持柬埔寨的所谓毛派。中国和柬埔寨都是主权国家，应该保持中立。周恩来还说:“最好不要让中国出兵柬埔寨。西哈努克告诉我，范文同对他说:“解放后，我们一起去越柬边境，在现有的分界线上设立上界界碑，向在场的国际记者表明，两国是领土完整的，互不侵犯。”西哈努克听到这些话时非常激动。

西哈努克还与法国大使马纳克进行了磋商。此外，柬埔寨和越南在法国大使馆举行会议，西哈努克与马纳克进行了接触。马纳克回忆说:“周恩来的外交非常灵活，这与苏联截然不同，苏联只想与日纳结盟。周恩来告诉我，柬埔寨还不具备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在莫斯科看来，谁不结盟，谁就去中国！”法国大使看到北京和河内的关系不是很和谐。周恩来和马纳克说:“我们不希望任何印度支那国家控制其他国家。”在智南问题上，中国考虑的是地缘政治，而不是意识形态差异。

1971年夏天，我问西哈努克亲王如何评价中国的国际战略。西哈努克叹了口气，俯在椅子上，摆弄着面前的水仙花。他回答:“苏联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日本是亚洲最大的问题。”我又问了一遍为什么他作为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室受到毛泽东的欢迎。西哈努克说:“主席说，他喜欢王子，只要他们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革命。跟我一样！”

尽管如此，我仍然怀疑西哈努克心爱的土地是否会真正独立。他说:“只要越南坚持独立，柬埔寨就不会被操纵。”他意识到，未来不仅取决于日本，还取决于中国是否尊重周围的所有小国。西哈努克说:“我认为将柬埔寨视为一个附属大会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首先，柬埔寨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将来会成为一个负担。第二，中国尊重小国。如果中国视柬埔寨为附属国，非洲和亚洲将不再信任中国。”

西哈努克唯一失望的是，他想周游世界，寻求援助，以实现柬埔寨的真正独立。但是周恩来坚持反对这种做法。西哈努克坐在椅子边上，非常不高兴地说:“我告诉周总理，‘你应该帮我离开中国，去越南北部，去朝鲜。有人说我被囚禁了。别人这样想是不好的。"

“周恩来的解释是，中情局会绑架你。他说他会为我准备一架飞机，但他似乎没有那么热情。我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