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加宁 斯大林忠实战友贝利亚：率先改革后被捕
沈逸墨斯大林去世前，他喜欢叫他的亲信到科特沃别墅陪他吃饭。于是贝利亚、马伦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成了这里的常客。老部长莫洛托夫、卡加诺维奇、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越来越被冷落。
贝利亚
本文选自《一起走》，2015年第12期。作者:舒蜜
斯大林去世前，他喜欢叫他的亲信到科特沃别墅陪他吃饭。于是贝利亚、马伦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成了这里的常客。老部长莫洛托夫、卡加诺维奇、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越来越被冷落。1953年3月1日晚，斯大林突然生病，生命垂危。听到这个消息后，贝利亚和马伦科夫赶紧去看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领导人。贝利亚对仆人吼道:“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我以为他睡得很香。不要惊动斯大林同志。”然后扬长而去。病人跌倒13小时后，医生来抢救。
当这位领导人去世时，他的“战友”正忙于在克里姆林宫分权。最后，决定由马连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是苏联部长会议四位副主席中的第一位，也担任内政部长。部长会议剩下的三名副主席依次是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加诺维奇。莫洛托夫是外交部长，布尔加宁是国防部长。赫鲁晓夫被任命为CPSU中央委员会秘书。
在“战友”中，贝利亚最为活跃。他频繁推搡，咄咄逼人，绝非偶然。贝利亚的地位是最稳固的，因为整个国家安全体系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谁掌控了国家安全体系，实际上就保证了他在苏联领导中的关键作用。内政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合并似乎完全排除了在没有贝利亚批准的情况下收集针对他的情报的可能性。而且他手里有所有关于同事过去活动的资料，可以像以前一样完全监控同事的活动。国家安全系统有自己的军队、法官、拘留场所和工业企业，因此它可以通过专门机构干预任何内政和外交事务——贝利亚追求的目标是发挥国家领导人的作用。
贝利亚也是当时领导层中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对政治问题、国际关系和苏联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的实际问题了如指掌。他掌握了关于国内政局、民众心态甚至任何麻烦的准确信息。
贝利亚成为第一个决心实施改革的人。作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他出人意料地积极干预不属于他管辖范围的国家生活领域，并开始了一场深思熟虑的政治游戏。他知道，为了获得国内外的支持，他必须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政治方案，这样他才能立即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贝利亚释放了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哲姆丘日娜，并亲自将她交给了莫洛托夫。他建议大赦并释放120万刑期不到五年的非政治犯。公开宣称为“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为战后几起案件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为自己在与权力竞争者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
贝利亚也参与外交事务。他主张德德统一，建立统一中立的德意志国家。我坚持苏南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起草了一封给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信，我在信中建议两国全权代表——两国安全机构的代表——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经过各种斡旋，贝利亚在中国的威望迅速上升，马伦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相形见绌。贝利亚在同事面前傲慢专横。他不让别人在会议上发言，自己讨论总结，随意打断别人的发言，甚至对别人恶语相向。此外，他已经开始偷听他的同事。
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贝利亚认为自己是有把握的，但主席团中仍然有强大的对手。部长会议新任主席马伦科夫根基深厚，地位稳定。此外，CPSU中央委员会秘书赫鲁晓夫也不容小觑。他赢得了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的支持。
在一些人看来，贝利亚正在成为一个危险的人，每个人都讨厌和害怕他。在苏联军事领导人的眼中，贝利亚也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因为对于党政官员和经济领导人来说，内政机关是非常危险的。综上所述，对于所有人来说，贝利亚都是威胁的象征，是按照他的意志“让你消失在劳改营”的象征。
虽然“战友”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们现在有了团结的基础。随着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贝利亚越来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心目中的危险人物。他们非常了解这个人的冒险性格，他们完全有理由使用他们的档案材料——首先，带有他们亲笔签名的处决名单来除掉他们——所以他们决定采取行动。
首先，赫鲁晓夫带头，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分开做的。马伦科夫、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都顺利达成共识。但是当我到了伏罗希洛夫，我卡住了。赫鲁晓夫刚踏进办公室的门槛，伏罗希洛夫就猛烈地吹嘘贝利亚-马伦科夫不得不站出来代替。弄清楚“战友”的真实意图后，伏罗希洛夫忍不住拥抱亲吻马伦科夫，放声大哭。原来伏罗希洛夫知道办公室里有窃听装置，只好撒谎。
他们在部长会议上决定逮捕贝利亚。他们仔细计划和研究了这次逮捕，并对其保密。部长会议常会于1953年6月26日中午开始。赫鲁晓夫和马伦科夫在会上发言，然后宣布逮捕贝利亚。以朱可夫为首的士兵进入会议室，结果有惊无险——贝利亚毫无抵抗地屈服了。
贝利亚的被捕使得改变CPSU的政策、放弃专制传统和启动民主化进程成为可能。但是，CPSU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并没有与斯大林体制一刀两断。贝利亚在批准斯大林时，试图摆脱大清洗的罪恶感，试图表明没有斯大林他仍然可以管理国家和东方集团，而他的同志们从未考虑过非斯大林主义的问题。相反，他们极力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把责任推到贝利亚身上。
那些带头试图改革原有制度的人是斯大林最忠实的同志。客观地说，未来CPSU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采取的措施，只是贝利亚1953年提出的倡议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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