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府和军统的关系 《蓝衣社内幕》：军统与汪伪的厮杀

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最活跃的时候，傅胜兰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总督察，以前被称为特务学校的教官。

戴笠

本文选自《同舟共济》，2015年第12期。作者:松木

傅胜兰，浙江金华人，早年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种经历，后来在许多汉奸出身的国民党特务中，不乏例子。国民党特务之所以吸收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底细了如指掌，对苏联的底细更为了解，尤其是共产党的内部组织和运作，这对于刚刚“出道”的国民党特务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据悉，傅胜兰在国民党大特务康泽的劝说下，于1933年加入李星学会的外围组织青年团，后来进入李星学会的核心，并编辑了其官方刊物《司令塔》。据同为国民党特务、王伪特务的后来回忆，“南昌行营合并案调查后，特务机关智力上增加了一批新人，其中大部分是在苏联留学的学生和分裂分子。说实话，平均水平比戴先生的以军校学员为骨干的老班子强多了...于是他被戴先生重新派来，傅胜兰也在其中。

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最活跃的时候，傅胜兰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总督察，以前被称为特务学校的教官。

戴笠的特务机关出版了许多专业书籍，是训练特务的教材。其中一本是《契卡·格帕乌》，由大汉奸王新衡、傅胜兰翻译，概述了苏联特务的组织和活动。此外，还有大汉奸顾口述、臧记录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以及另一汉奸程撰写的《情报科学》《内勤业务》。这些教科书与特务头子郑介民撰写的《军事间谍》一起，成为国民党“军统”各种特务训练班的基本参考资料。

奇怪的“司令塔事件”

傅胜兰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期间有一个著名的事件，那就是“司令塔事件”。

《司令塔》是李星学会的社会杂志。当年，几个国民党“青年才俊”担心民族困难和内乱，发起成立“三民主义实践社”。成立之初，作为其“两大建设”之一的“精神建设”，即阐明组织精神、统一成员思想和活动的具体措施就已出台。这本小册子有64页。每期只有七八页薄，却是“践行社会”的精神纽带。包括订单和情报汇编，已经出版了大约7年。它实际上是早期国民党特务组织最重要的绝密刊物。因为“司令塔事件”，傅胜兰受到了责难和囚禁，并由此积累了心中的仇恨，这为他后来的再次谋反铺平了道路。

他说，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由于多次向日本让步，被许多激进爱国人士视为“汉奸大本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35年春，在新出版的《司令塔》一期中，出现了两页纸——一份刺杀汪精卫的完整计划。《司令塔》仅面向“李星学会”成员，被当局视为绝密文件。就连“蓝衣社”的领导也必须践行“阅后即焚”的纪律。多年后，年轻的历史学家丁三仍然莫名其妙地说:“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进入朝天宫，并把它放在300多本小册子里的。没有人知道是谁在做这件事。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人以某种方式把这份两页纸的出版物拿给了王看。”显然，似乎有人故意利用这一点来挑拨姜和王之间的关系。当时面对日本侵华的强硬态度，蒋、王在对策上有分歧，但又有相似之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汪精卫得知司令塔的事情后会如此暴怒——“他一向温文尔雅，被尊为君子，在很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苦。蒋介石不是提倡开放交通和邮政吗？不久前发表在《外交评论》杂志上，被视为中日和解的象征。朋友？《中日关系评论》这篇文章不是蒋介石口述，陈布雷撰写，以许道临名义发表的吗？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为了江，也是为了刺杀“蓝衣社”。世界上的理由是什么？”因此，以下事件进一步证明“司令塔事件”并非空顾祖银。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正在南京府城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这次会议本来是国民党“五大”的预备会议。这一天，100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参观了中山陵，时任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在党歌中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9: 30，全体成员聚集在会议厅前合影，但在汪精卫旁边留下了一个空的位置，这原本是蒋介石的位置。"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下一个事件看起来既奇怪又可疑。"很快，一个身穿大衣西装的年轻人闪了出来，突然拔出枪，对着汪精卫开了三枪，汪精卫倒在了地上。

刺杀王一案是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蒋、王的破裂不可收拾。至于“司令塔事件”，丁三后来认为傅胜兰只是李星学会重要人员的替罪羊。最终，“作为宣传部部长助理兼司令塔总编辑，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傅胜兰会忍气吞声吗？

两个“蓝色衣服俱乐部内部”

丁三在《蓝衣社》上写道:“傅胜兰转战戴笠体制后，1942年，他又一次被汪伪‘76号’俘虏。这一次，周佛海亲自出面，不仅说服他改变家庭，还让他答应与文化叛徒、作家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合作，写《蓝衣社内部》一书

“毫无疑问，周佛海的举动，是为了抹黑重庆政权，并且多少要粉饰一下傀儡政权。然而，当“蓝衣社”在市场上广泛传播，戴笠制度无处不在时，这本书却有着极大的时效性和轰动效应:当年秋天，《蓝衣社内情》出版后，市场一路上涨，被称为“洛阳纸贵”懂文墨的人都知道有这本书”。短短两三年时间，这部真伪难辨、史实难辨的作品就卖出了200多万册。”

《蓝衣社内幕》作为民国少有的畅销书之一，自然流传到后方，流传到“实践社”的推动者。问题是，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当很多盟主失意或沉沦时，谁又能和他们争得起呢？谁愿意追寻它原本的、清新的、澎湃的路？此外，所有这些都被视为重要的秘密。更何况在“修行社”早已绝迹的情况下，它的主要遗产——庞大、森严、诡异的“军统局”，与傅胜兰所说所写并无二致。它最合适的名字可能是‘蓝衣社’……”

1942年，傅胜兰再次叛变，投靠日伪，但他的“会见仪式”竟是《蓝衣社内幕》的翻版。这不禁让笔者多说几句。其实，同名的《蓝衣社内幕》应该有两份，一份是傅和胡的，一份是王伪的《国家新闻》。后者的作者是以“军事系统”的另一个叛徒陈恭澍的名义写的。据说这是汪伪当局为切断的“回头路”，即、万、傅胜兰的谋划而设计的。1942年4月，上海国家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在连载结束后出版了同名图书，被列为“国家新闻丛书”第六册，在市内公开销售。书后面的广告页也有宣传总结:“蓝衣社在中国妇孺皆知，甚至闻天下，其震惊世界的程度不亚于苏联的“格伯乌”。这本书的作者以社会高级干部的身份发表了自己的声明，真实地揭露了近十年来中国秘密政治的内容。它的细节和准确性非外人所能及。它实际上是中国秘密政治的第一部信史，也是中国秘密政治的第一部杰作。”所以这本书虽然只有100页薄薄的15万字，但在洛阳却贵了一段时间，甚至重印了一版，已经印了十几万册。

陈恭澍的《蓝衣社内幕》不仅阐释了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机构的前身和沿革，目前的组织机构和一般人员，国内各大车站的人员表，主办培训班的情况和主要工作现状，未来的工作预测，以及一些重要案件的内幕和实施过程等。，但甚至复制了一些密电、权证等，可谓“图文并茂”。《蓝衣社内幕》不仅讲了李星社的特务，还讲了蓝衣社的秘密，是真是假，成了一个谜。

陈恭澍后来声称，他于1941年11月被汪伪特务机关逮捕。他认为如果反对汪伪，只会是死路一条，于是把自己领导的“军事”上海地区的140多名特务全部讲了出来。所谓“如果你用‘带着耻辱活着’这句话来形容这个过程，我不能承认，但其实不完全是真的，因为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因此，汪伪特务机关不费吹灰之力横扫“军管”上海地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电台和秘密文件，成为“和平运动开展以来上海最大的一条裂缝”。为了防备陈恭澍的“曲线救国”，汪伪特务总部负责人李士群让提前投降汪伪的王天木和胡兰成一起写擦亮，以代花代树的方式制作了《蓝衣社内情》一书。至于陈恭澍的签字，这是一个打破其背后道路的聪明方法，这一计划的实施确实发挥了它的作用。因为这本书暴露了“军制”的很多秘密，当时远在重庆的戴笠对陈恭澍恨之入骨，陈恭澍也知道，所以他不得不为李士群做点什么。然而，他收集王天木的手稿时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这使他在战后免于一死。

据“光复”后在上海“反奸”的程说，“知道我来了上海，拿了《蓝衣社内参》手稿，要我交给戴笠，说:‘这本书是写的，与我无关。王天木和戴笠是兄弟。戴笠知道王天木的笔迹。请帮帮我。希望戴笠不要杀我。“原来是这样。戴笠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突然去世，陈恭澍依靠的是他与继任者郑介民的私人关系。不仅没有被定罪，还被派往北平担任第一绥靖旅队长，甚至后来随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省，继续在情报局工作，后来还担任台湾省“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局长。

这样看来，所谓的“蓝衣社内幕”似乎不是陈恭澍写的。正如他晚年所说，“据说特务机关做事不择手段，所以被用来以假名出版书籍”。至于它的真正作者，恐怕是“集体智慧”。能揭示“蓝衣社”内幕的是其内部人士的曝光，可能有傅胜兰、王天木、发起人李士群的痕迹。

一个类似《色戒》和叛徒市长的故事

傅胜兰“落水”前，是“军统”青岛站站长，王天木部下。当时，王天木是华北地区负责人、特约记者和上海地区负责人。他刺杀伪“维新政府”外长，引起汪伪集团报复。他被李士群逮捕并故意释放，立即引起戴笠的怀疑。他下令除掉这个“叛徒”。因此，王天木叛变，放弃了许多同事。傅胜兰也被捕叛逃。

多年后，一部电影《色戒》引起了人们对抗日战争时期谍战的浓厚兴趣。类似于电影的情节，还有一个“血淋淋的真实故事”。这场悲剧的主角是傅胜兰和丁。

丁，山东日照人，曾在“军统”临澧训练班受训，1938年底被派到青岛站当上班族。傅胜兰造反后，丁也被冲昏了头脑。那时，他们有了外遇。为了制裁傅胜兰，“军统”与丁秘密接触，指示她执行制裁任务。回忆说:“虽然她有很多机会和傅接触，很容易就能得到，但她是一个女孩，因为她的感情，她不能开枪。最后她只好改用毒药，让她在傅常用的热水瓶里放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她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毒死傅。但是药水交给她之后，就没有了消息。当然，丁是忠于国家和组织的。其实在这个时候，她正在人与天之间交战，陷入了痛苦之中。开始吧，我受不了；不开工，任务正在进行，局指挥部逼得太紧了。因为心理矛盾，各种措施难免紊乱，早已落入傅胜兰的法眼。傅是一只老狐狸，受苏联“戈壁武”的训练，所以提高了警惕，处处防备她。终于有一天她下毒，被傅当场抓住，然后在卧室里被勒死。”

陈恭澍的记忆就像他的《无名英雄》，其中许多来自他的《罗曼史》。事实上，武汉撤退后，傅胜兰被派去设立青岛站，去临澧培训班选拔干部，选中了丁鲁珍。之后，他们被允许组织“家庭掩护”，丁鲁真被傅胜兰控制，甚至傅胜兰被汪伪政警部主任唆使，丁鲁真也被抓了进去。傅胜兰就任杭州市长时，丁也以“市长夫人”的身份陪伴着他。没想到，傅胜兰的大老婆凶多吉少，小老婆丁名利双收，后悔交集，因流产成了疯女人。她大骂傅胜兰是“汉奸”、“骗子”，最终惹怒了傅胜兰，被控“联络军统”

汪伪的两个杭州市长何军、谭树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暗杀。何赞被杀后，浙江巡抚梅四平任命傅胜兰为接班人，以“使其特殊”。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的普遍现象。比如汪伪的“76号”特务总部，其成员很多是从国民党叛变的特务，从而对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比如当时的“中统”区苏沪区，除了区长许和一个逃跑的会计外，全军覆没，而“军统”区上海区，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站，无一幸免。

当然，你必须偿还你的罪恶。抗战胜利后，傅胜兰的名字出现在“反奸”中被处决的汉奸、间谍名单中。他和川岛芳子、丁默村、苏德成、万一起去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