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毛泽东为何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读《明史》时最生气。到了明朝，除了明太祖和明成祖这两位不识字的皇帝比较好，明武宗和明英宗还是稍微好一点。其余的都不好，做了坏事。”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查阅书籍

作者:胡昌明

热爱历史的毛泽东，通读《二十四史》，研究和体会了朝代的兴衰和文治武功。其中，《明史》是毛泽东史书中圈层最多、理解最深的一部。

朱元璋仔细研究了一下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读《明史》时最生气。到了明朝，除了明太祖和明成祖这两位不识字的皇帝比较好，明武宗和明英宗还是稍微好一点。其余的都不好，做了坏事。”

朱元璋做了十五年落魄和尚，当上了皇帝。他是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卑微、草蜢一样的平民皇帝。这一现象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他得出的结论是“大老粗”和“大老粗造就人物”不可小觑。朱元璋不识字，但善于从战争中学习。他足智多谋，善于犯错。毛泽东高度评价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他曾说:“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像李世民一样，跟着朱元璋的耳朵。”。

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迁居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将当年8月写好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修订稿送给毛泽东阅读更正。当时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抽空仔细阅读了手稿，并两次邀请吴晗深入研究。几天后，当毛泽东归还《朱元璋传》手稿时，他给吴晗写了一封信。信中赞扬了吴晗为朱元璋立传所付出的心血，但指出吴晗“似乎还没有完全接受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毛泽东和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有所不同。在毛泽东眼里，唯物史观也可以称为“奴隶史观”，认为底层人民在创造历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也是这样看待的。然而，吴晗《朱元璋传》却影射蒋介石与朱元璋，显然没有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吴晗在1954年开始重写《朱元璋传》整整一年，并再次呈给毛泽东征求意见。毛泽东对吴晗的修改表示满意。

称朱迪“做得更好”

朱元璋死后，太子朱迪发动了攻坚战。禹四年攻破南京，没几天就即位的皇帝被烧死，夺取了皇位。

毛泽东在阅读清代顾应台的《明史纪事》时，对朱迪谋反夺位的过程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并发表了许多评论。朱迪在与南京的对抗中一战再战，赢得了许多漂亮的战役，尤其是文健第二年的白沟河战役。朱迪打败了李景隆等人。然而在随后的东昌之战中，朱迪傲视群雄，被盛勇等人击败，被俘并被杀万余人。当时，朱迪处于重围之中，在他能够逃脱之前挣扎着死去。对比两次战役后，毛泽东评论说:“白沟河大捷之后，应该有这一次大败。”也就是说，朱迪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注定要犯错。毛泽东曾多次警告军事将领不要“在取得伟大胜利后犯令人骄傲的错误”，这一定是受到了鼓舞。

朱迪后来重整旗鼓，千里出击，甚至到达南京城下。文健皇帝多次派人去朱迪的营地，通过割地来讲和。但朱迪不为所动，称要逮捕“奸臣”，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姿态。毛泽东读此文，写道:“总以战犯为词，南京不能苟同。”言外之意是，朱迪打算激化矛盾，以实现他夺取世界的野心。当朱迪来到南京时，他实际上是独自深入的，这是相当冒险的。

朱迪继位后不久就迁都北京，并多次北伐。在他的统治下，疆域超过了汉唐，朝鲜订购的贡工数量达到了30个国家。可以说，武术辉煌而崇高。尤其是他迁都北京是明智之举，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根基。陛下没有减少他的父亲。因此，毛泽东称赞朱元璋和朱迪父子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做得更好”。

我觉得嘉靖皇帝不怎么样

除了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毛泽东提到另一位明朝皇帝是嘉靖皇帝朱厚。明朝嘉靖年间是由盛转衰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然而，当人们谈论明朝的历史时，大多数人认为万历皇帝对明朝的灭亡负有责任，明朝“死于万历”。

其实《明史》在对嘉靖皇帝的评价中写道:“如果当时有很多分歧，你会很累，小偷会被困在里面，但你会崇尚道教，享受佛经，建设繁荣的生活，并向政府报告一百多年。”所以，明朝真正的衰落是从嘉靖开始的。

毛泽东对嘉靖皇帝非常不以为然，说他“炼丹昏庸守旧，坐了四十多年，却什么都没干”。这种评价是恰当的。嘉靖初登大位时，大刀阔斧地革除弊端，裁撤特务机构，实行大范围的宽严相济政策，颇有君主风范。但很快他就玩弄政治，沉溺于享乐之中。他严重依赖灭忠良的严嵩等奸臣，经常担任朝廷官员，尤其信奉道教，沉迷于斋戒、魔术、吉祥等无聊之事。

有鉴于此，御史杨珏深表劝谏，期望嘉靖“思父兄创业之难，思今日之来之不易，看我所奏，赐之实行”。然而，嘉靖皇帝不仅不听，还因其罪行监禁了杨珏。毛泽东读《明史·杨珏传》时，批了四个字:“无始。“写作似乎有无限的情感。“一分钱一分货，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话见于《诗经》，意思是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好的开始，但很少有人能从头到尾。

“哈利精神”中有一个矛盾

杨珏被定罪后，没有朝臣敢谈论政治，但哈里冒着生命危险给出了建议。毛泽东熟读明代《海瑞传》，被海瑞等忠臣在国难中的精神所感动。1959年4月，在上海会议期间，他大力倡导“海瑞精神”，号召大家大胆直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所犯的错误，把“五怕”精神和海瑞直言不讳的建议结合起来。

会上，提到曾建议彭读《明史·海瑞传》，并问是否看过。周恩来说他看到了。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哈里，这反映了他急于说出真相，以便及时纠正政策错误。

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党内对“哈利”仍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提醒大家要善于选择发言时机，不要讲策略。比如他说:“明朝那些反对魏忠贤的人，不讲谋略，都是自己灭的。当时皇帝不喜欢。”甚至在上海会议期间，当“哈利精神”被大力提倡时，毛泽东私下对人们说:“我很后悔谈论哈利。我可能真的脱离哈利了，我受不了。”因此，当时胡乔木分析说，毛泽东号召大家向哈利学习，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求不要表现“哈利”尖锐的性格。

毛泽东对“海瑞精神”的矛盾心理表明，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不容易，它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死于千言万语之书中，并被冠之以“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哈里搬了家，哈里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商界的大官僚。现在他已经搬到右翼总部，与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种哈利就是右翼哈利。”“哈利一直是左边的，左边的哈利我喜欢。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的哈里。”

1960年，明史专家吴晗以“左海瑞”与“右官僚集团”的斗争为主线，创作了新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这部剧却被视为彭反转的“毒草”。

品鉴明诗与笔记小说

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关注了明史的兴衰，而且特别关注了明史的文学渊源和成就。

在普通文人乃至文人的心目中，明代的诗歌创作是不够好的。毛泽东起初是这么想的，但他通过阅读《明诗综》等史料改变了看法。1957年1月，他和诗人袁水排、臧克家等人谈话时说:“我以前觉得明朝的诗不好。《明诗综》不好看，倒是有李攀龙、高启的好诗。”

毛泽东推崇“明初四大家”之一的高启，尤其喜爱他的一首咏梅诗。1961年11月6日，为了找到这首诗的全文，在一天之内写了三封信给他的秘书廉。早上6点，让去找他收藏的宋诗集。8时30分，他写道:“有一首七言诗，其中两句是‘雪卧山上，明月林下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的八句话给我。最好今天下午交上来。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和谁写的了。好像是林逋写的，没有《查林集》。请再检查一遍。”不久，我又写了一封信，说:“我又想起来了，是高士奇的吗？前四句是‘琼枝只合瑶台，谁来江南处处栽’。当山被雪覆盖时，美女们在明月下来到森林下面。我忘了接下来的四句话。请问文史馆的老先生。田家英一看，原来是明高启所作的《梅花九首》中的一首。"。最后四句是:“寒依薄影，春掩香漠苔。自从去了何朗，就没有好尴尬，而东风已经沉默了好几次。”后来，毛泽东以草书体写全诗，并从右大写“高起”二字，还说:“姬帝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朝是一个以小说著称的朝代。明朝近300年间，小说题材广泛、种类繁多、成就极高，令人叹为观止。代表作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毛泽东对这些小说有很多评论，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介绍毛泽东对明代笔记小说的评价。

在毛泽东的研究中，保存了大量明代笔记小说。在阅读的过程中，毛泽东留下了很多即兴的评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晚明大才冯梦龙编撰的《智囊》一书，是毛泽东评论最多的笔记小说。其中《兵之不胜》讲述了田忌赛马的故事。冯梦龙随后引用唐太宗的话说，他“深知用兵之必要，每次观战皆知敌之强弱”，说这是孙子干的。毛泽东起了作用，他说:“所谓‘以弱胜强’，就是假装用几支部队去进攻敌军。所谓“强弱分明”，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敌人五六倍的兵力包围他们。”然后，讲了魏国救赵的故事后，我叹了口气:“攻打魏国救赵，因魏军战败，是千古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