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夫妇 傅雷夫妇合葬：赤子的新世界

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妻子一起自杀，1979年被平反。2013年10月27日，傅雷夫妇合葬于上海浦东福寿园港湾公墓。

傅雷和朱美福的骨灰被合并在一处，安葬在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公墓。10月27日，在自杀47年后，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深爱的妻子在长子傅聪演奏的莫扎特和肖邦的钢琴曲下，理直气壮地睡在了斯里兰卡。

墓碑很简单。它是一个普通的石碑，高1 .8米。上面刻着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孤独的孩子会创造一个世界。”左下是傅雷夫妇的生卒年:傅雷生于1908年，朱美福生于1913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纪念日:1966年9月3日。

骨灰安葬仪式结束后，久负盛名的钢琴家傅聪在墓碑前伫立良久。在傅雷和妻子自杀之前，他飞往英国成为一名“叛逃者”。当他能回家时，他的父母已经去世十年了。他们在遗书中这样提到大儿子:“只是洗不掉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熬。何况，汉奸傅聪来，死在人民面前也是活该！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旧社会的人渣早就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早在1979年平反时，傅雷就恢复了戏路。作为拨乱反正的体现，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安放了他的骨灰，但他的妻子朱美福只能葬在家乡青浦公墓。“当时，我只让我父亲的骨灰进入革命公墓，却没有我母亲的骨灰。但事实上，我当时混合了我父母一半的骨灰，他们已经葬在一起了。傅雷的二儿子傅敏告诉南方记者。

如今，正式下葬让傅雷的后人勾起了伤心往事。傅敏说:“这是一个有特定历史根源的悲剧。这个根还没有彻底根除，但我坚信，随着时代的发展，邪恶的东西终将被阳光所取代。”

后人长期反对搬迁

葬礼前，傅聪说:“我太难过了，我的心很乱，我在梦里梦见了我的父母。请告诉记者们不要采访我。”

他在北京的家中与王树华交谈。王树华是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提议并带头参加了傅雷夫妇的葬礼。

“搬迁是我的意见。我认为傅雷的骨灰放在革命烈士陵园，这与事实不符——他不是烈士，也不符合傅雷的意愿，不应该葬在那里。他们一起自杀了，如果他们能葬在一起就更好了。”王淑华告诉南方记者。

然而，他很难获得傅雷后代的同意。“我做这份工作已经4年了，他家的反对意见主要是人死了不应该建碑。傅雷生前宽宏大量，反对恶习，不想在背后搞那么多复杂的把戏。傅聪和傅敏都反对搬迁。”

傅敏在接受杜南采访时证实了这一说法:“他们一直在做我们的工作。父母在世的时候总是保持低调，我们原本打算把所有的骨灰撒到海里。但是浦东很重视，说要留下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在王树华看来，浦东人傅雷不仅是上海的代表，也是中国杰出的文人。他的墓碑应该以看得见的形式保存下来，让后人铭记和敬仰。他是第一个在傅敏工作的人，并请傅敏和他一起在傅聪工作。

“傅聪直到今年8月和9月才同意。但签约委托浦东富雷文化研究中心具体负责此事后，他还不断给我打电话。他有点纳闷:这符合傅雷的精神吗？”

傅敏参与了墓碑制作和傅雷生平展览。一开始，王树华让雕塑家把墓碑设计成一座纪念碑——让墓碑看起来像是两本镶着细石的书，一本是代表传统文化的线装书，另一本是精装翻译，直指傅雷在翻译领域的卓越成就。这两本书都不完整，意味着傅雷的写作生涯过早夭折。碑上有傅雷夫妇的头像。但是这个计划最终被傅聪拒绝了。

“傅聪希望简单而不要太复杂。他提议不要傅雷夫妇的头像，只要求用普通的石碑。”王树华说，傅敏后来提出了更具体的意见，并在墓碑上题写了“一个孤独的孩子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敏说:“这是我父亲家书里一句精彩的话，说明他是一个有着纯洁心灵和资本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爱人、爱艺术、爱朋友...我父亲生前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他很单纯。我们也希望让墓碑变得简单。”

墓碑的最终设置基本遵循了傅雷后人的意见。

“亲美反苏深度冲锋”

傅雷夫妇于1966年9月3日上午自杀。傅雷在沙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吞了很多毒，而朱美福却在窗框上上吊自杀了。傅雷58岁，朱美福53岁。

大约两周前，在北京一中任教的傅敏心里忐忑不安，“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在他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红卫兵逐渐将黑五的财产盗窃推向高潮。“我还是可以走出校门的。我不信任我的父母，所以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我妈妈接了。当时上海还没开始产权，我妈说，没什么，让我放心。然后他问我怎么样，我什么也没说。其实，当时父母有事。”

三个多月前，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通知说:“混进党、政、军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时机一旦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那一天，敏锐的傅敏知道，如果他的父母没有受到影响，如果他们受到批评，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1958年，傅雷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傅敏记得当时父亲有自杀的打算:“他半夜带着‘右派’帽子回家，告诉我妈，如果我不考虑我还在读书，他就走...现在我已经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他没有烦恼。在他的家书里，他也是这么说的。”

傅雷被贴上右派标签的主要证据之一，是他在1947年翻译了斯诺和司各特关于苏联的文章，并将其编成《美苏关系评论》，首先在《文汇报》上发表，随后被左派指责为“反苏”“亲帝国主义”。傅雷当年7月写了《反帝亲苏》，发表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抨击左翼。十年后，这成了他反动思想的一大罪行。1957年下半年，傅雷在《深度冲锋》和《上海》中被指责为亲美反苏“中间路线”代言人，被上海各大报纸批评了好几天。次年4月30日，他被划为右派。

1966年8月下旬，傅敏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家中不久，傅雷和他的妻子遭到红卫兵的突袭，随后被批评了四夜三天。家中发现的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成了“反党犯罪的证据”。感到彻底孤独的傅雷和妻子，约定在上海市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的“疾风骤雨楼”与世界告别。

“干女儿”冒险去取骨灰

“傅敏的节目:虽然所谓的反党证据是在我们家里找到的，但我们到死都不承认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虽然我们犯下了成千上万的罪行，但我们从未想过改变天气。我们也知道，虽然发现的犯罪证据很难辩驳，但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因此而被判处重刑。只是洗不掉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这封写给傅敏和朱美福哥哥朱仁秀的遗书被保姆发现了。朱仁秀给傅敏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回来处理善后事宜。“当时我在北京，被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三年后，我被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标签。如果回不去，我就发电报说:我死了你来处理善后。我叔叔也是“当权派”。他也有麻烦了，没有带骨灰。我们不在现场。”傅敏说。

据王树华介绍，由于亲属不在场，傅雷夫妇的火化由公安局操作。在万国的殡仪馆，一位名叫蒋孝严的29岁女性“社会青年”拿走了骨灰。

“萧是我父亲的崇拜者。她说她是傅雷的教女，戴着大口罩，去找我叔叔，带着我表哥，把骨灰带回来，放在永安公墓存放。傅雷的名字没有留在骨灰盒上，而是做了一个记号。对此功不可没。没有她，别人也不会冒头这么做。蒋孝严也深受其害。”傅敏说。

在将傅雷的原名“傅暖安”放在灵柩上后，蒋孝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清理混乱。结果他惹上了麻烦，被叛军逮捕审问。幸运的是，他终于走运了。傅敏说，1979年4月傅雷平反后，他们在朱仁秀的档案里找到了骨灰证明书，带回安葬。

直到当年4月26日，上海市出版局局长马主持傅雷追悼会时，他在悼词中说:“上海市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郑重宣布:一是平反傅雷同志，林彪、“四人帮”对傅雷同志施加的一切假词，全部推翻；2.傅雷同志一九五七年写的那篇文章和他在会上的讲话，不是右倾言论。被认定为右派是错误的。根据政策，应该予以纠正，恢复其政治声誉。”新华社发表了电讯。

转眼20多年过去了，曾经被全社会排斥的傅雷，成为了上海浦东重要的文化标签之一。除了夫妻合葬，他出生的周浦镇美术馆还举办了他的生平展览和铜像落成仪式。

他们试图通过傅雷展示新世界，但他们仍然很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