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朋班 卡扎菲并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利比亚驻华大使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东六街3号，约旦大使馆和塞尔维亚大使馆之间。通常很少有人进出，大使馆没有官网，签证业务只能通过代理机构进行。目前，在使馆的大铁门上，还留有卡扎菲政府的旧中国门牌:“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人民办事处”，旗杆上已经升起了新政府的旗帜。

无论在外交关系还是贸易上，中国大陆和利比亚都不亲近。利比亚革命期间，中国石油公司在利比亚的利益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但事实上，在利比亚的3.5万名中国人大多是建筑、道路和水利工程以及通信企业的员工，而三大石油公司的员工不到400人。事实上，中国石油公司在承包利比亚石油项目时被西方公司挤走了。据统计，从利比亚进口的石油仅占中国进口总额的3.1%。

虽然卡扎菲在1969年政变后想与中国大陆建交，但由于卡扎菲在台湾省的亲身经历，他一直想与大陆和台湾省保持双重承认，这自然成为中国与利比亚建交的障碍。直到1978年才建立外交关系，但利比亚仍与台湾省保持着近乎双轨的实质性官方关系。卡扎菲政府曾努力将他的政治思想传播到中国大陆，但效果并不好。中国人更关注他的狂人形象，他的女保镖，以及他作为中东反美强人的象征意义。

访问中国

1982年10月，在与中国建交四年后，卡扎菲对北京进行了正式访问。当时这件事并不重要。美联社北京分社只引用了新华社关于邓小平会见卡扎菲的英文版，随便发了一条信息。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欣赏卡上校的独特风格，他真的让记者、接待外交官和电视观众大开眼界。

1981年，卡扎菲决定将女保镖引入卫队，这成为世界外交界的一个话题。在他1982年10月访华期间，这些女保镖也陪伴着卡扎菲。一开始，利比亚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同意第一架飞机搭载外交随员，15分钟后卡扎菲将乘坐第二架飞机抵达。结果，就在第一架飞机降落后，一群拿着枪的女保镖突然和上校一起出现，这让中国接待官员大吃一惊。之后，卡扎菲的所作所为更让中方吃惊:他没有留在钓鱼台国宾馆，而是在旁边的草坪上搭了一个帐篷，门口有女保镖把守，让随行人员留在国宾馆，这在中国外事接待史上大概是空领先的。

因为是国事访问，央视对卡扎菲访华有详细报道，所以女保镖的形象成为中国人对卡扎菲的第一印象。这些女保镖，个个体格健壮，身穿草绿色制服，自然与卡扎菲的言论和帐篷一起成为世界媒体的焦点。最奇怪的是，卡扎菲在会见邓小平时主动谈到女保镖，甚至还引用了毛泽东“全民皆兵”的理论来证明他高调带女保镖出行的合理性。为此，他还专门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

绿皮书

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位于利比亚的黎波里的一座意大利殖民风格的白色建筑中。它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曾经是卡扎菲的伟大宣传中心。1973年5月，卡扎菲提出“第三世界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1976年至1979年，通过这个研究中心，出版了《民主问题的解决方案——人民政权》、《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理论的社会基础》三卷绿色封面书籍，阐述了他的混合政治思想。曾经，这个研究中心非常富有，预算高达数百万美元。截至目前，已发表《绿皮书》系列研究论文140余篇，并在全球范围内赞助了《绿皮书》30余种语言的外文译本翻译，邀请学者对《绿皮书》和卡扎菲思想进行探讨。

1982年卡扎菲访华时，时任利比亚政治顾问的石彦春担任他的翻译，卡扎菲送给他一套新出版的绿皮书。很快，以宣传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为使命，利比亚大使馆找到石彦春和中国外交部，要求将绿皮书中文版在中国翻译出版，费用全部由研究中心支付。

中文版由中国外交部翻译。中文6万字，不算厚。1984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印刷量很小，基本上是利比亚大使馆的任务。1999年，因《绿皮书》原文更新，研究中心再次付费，世界知识出版社重印《绿皮书》中文版。《绿皮书》在中国的销量不会好，因为内容充满了不协调的奇怪判断或常识，比如“男人不会怀孕”，卡扎菲解释说非洲人多生孩子的原因是“他们在炎热的气候下很懒”，所以中国读者付不起。

联合国禁运的影响导致利比亚政府资金短缺。此外，宣传效果长期不好，卡扎菲本人也动了与西方缓和的念头。因此，在2000年左右，利比亚政府逐渐停止了对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的财政支持，变成了一个民间出版机构，靠中国图书的惯性发行和第三产业的收入勉强维持运营。

卡扎菲小说的中文版由该中心全额资助，于2001年在中国出版，被视为该中心最后的宣传努力。今年5月10日，该中心被北约导弹摧毁，遗体正式向外国记者开放，从而完成了最后的宣传任务。

班加西中国公司高级公寓项目。利比亚内战爆发后，许多大型建筑项目被迫停工。

武汉大学与卡扎菲

上述卡扎菲小说中文版的出版涉及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李荣见教授，这是卡扎菲对外宣传势力在中国施加影响的第二个个人渠道。

李荣见教授，56岁，工农兵时期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1984年开始在利比亚为中建总公司做阿拉伯语翻译，对利比亚有一些切身感受。后来，他访问了埃及和叙利亚，并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工作，对阿拉伯文化翻译和利比亚著名作家的翻译作品有着深厚的了解。

在一次利比亚作家的中文翻译出版交流会上，长江文艺出版社得知卡扎菲在90年代出版了一部小说，便请当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的翻译之一李荣见帮忙联系版权和翻译。联系成功后，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愿意给予全额资助，前提是按照利比亚的要求出版——书名必须是《国家，国家/地球，地球/宇航员自杀/其他小说》。

这种咆哮式的标题根本不符合中国出版的要求，所以出版社干脆把狸猫换成了王子，完全按照利比亚要求的版本，只印了不到100本，全部送到了利比亚驻华大使馆；按照中国的出版要求，《卡扎菲小说选》这本书已经印了5000册。然而，这本109页的小说因为文笔不佳而销量不佳，大部分库存都被销毁了。

但利比亚驻华使馆特别重视中文版的出版，专门举办了作品研讨会。这一合作为李荣见赢得了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的信任，尽管失去了卡扎菲的官方预算支持，该中心还是勒紧了裤腰带。2006年底，拨出一笔款项给李荣见领导的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用于两个中心为期三年的“学术合作”。

阿拉伯语是一个小语系，各个大学的阿拉伯语研究中心的经费来源都没有西方语言研究中心那么充裕，所以这次捐赠对武汉大学来说是个好消息。近三年来，启动的标志性项目有2006年11月武汉大学举办的“卡扎菲作品研讨会”和2007年4月举办的“卡扎菲思想研讨会”。阿拉伯研究学者、中国相关外交官和利比亚大使馆官员齐聚一堂，相互调侃。

然而，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倒台，武汉大学与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三年来的合作却成为了不可磨灭的尴尬。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的一篇通讯称，2007年，在卡扎菲思想研讨会上，与会者称卡扎菲是“著名的思想家”。他在《绿皮书》中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至今已应用于世界外交活动；他的文学作品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学者专家在研讨会上讲述的场景，如今被翻出来，被网友嘲笑。

它是中国的老朋友吗

今年利比亚革命开始后，中国人民在媒体和网络上对卡扎菲有不同的态度。央视、凤凰卫视的部分评论员和环球时报的部分报道，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角度，对卡扎菲进行了一些不真实的正面评价。现在看来，这纯粹是对卡扎菲反西方形象的象征性消费，当时也遭到了其他媒体和部分网友的反对。

然而，在网友们发现了武汉大学研讨会对卡扎菲的赞美以及媒体对卡扎菲的消费后，网友们有了一种印象，认为卡扎菲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种观点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与利比亚新政府未来的交流。因此，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首次联系官方媒体，刊登了非洲司司长卢对法国记者的长篇专访，标题为“卡扎菲不是中国的朋友”。

鲁局长的澄清令人惊讶地高调，但这是事实。由于卡扎菲与台湾省关系不清，中国企业困难重重，加之他性格乖张，中利关系肯定没有武汉大学研讨会上呈现的那么深情，中国官方也从未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形容卡扎菲。中国和利比亚的新政府也应该开启新的互利外交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