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 一份改革方案的夭折：赫德与《局外旁观论》

从赫德提交《论外人》的始末，他都想利用丞相府在清廷政局中大做文章牵线搭桥，却不知道自己只是恭王改革势力手中的一枚棋子。赫德能为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改革势力做他不敢做的事，他不敢说出来，也不敢向别人学习，产生了意想不到但合理的效果。

赫德

作者:王学斌

1867年11月27日，在中国做了六年公使的美国人蒲即将离职回国。在首相府为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无奈地问道:“你一定要离开我们吗？你是奉贵国政府之命回国的吗？”

溥回答:“我暂时回中国。”他马上举起酒杯和龚旺一起喝酒，然后慢慢地说:“也许我在北京期间可以为你工作，就像在北京一样。”

龚旺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感谢你。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事情会容易得多！”

赫德是谁？一向很自力更生的龚旺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我们的赫德”

让我们把历史镜头切换到四年前的平安夜。这一天，还未到壮年的北爱尔兰人赫德感谢上帝，并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当我还不到29岁时，我就成为了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机构在中国向世界各国征收近300万的税收，这是一块专属的土地。它的地位很容易引来诋毁和诋毁，但也可以用来促进公益。”要知道，赫德1854年来中国的时候，只是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一个不起眼的翻译。然而他却成功“抓住了财神爷的衣裙”，不到九年的时间，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升到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宝座。

一个没有强大背景的英国年轻人，居然进入了清廷的显要位置，这一定是非同凡响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像枷锁一样被不平等条约束缚，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脉都被别人掌控。以前的“野蛮人”和“洋鬼子”虽然变成了“洋大人”，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能称得上“朋友”的西方人少之又少。赫德是例外之一。他不仅成功进入清政府高层，还被恭亲王等人称为“我们的赫德”，成为一位深受达官贵人信任并视为心腹的外国友人。因为赫德明白，要打开进入清政府的通道，了解甚至理解中国人的文化习惯和民族感情至关重要。

经过适应和观察，他逐渐了解到，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采取一种几乎360度无棱角的融化方式，隐藏个性，不表露情感，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中庸之道”。因此，守“中庸”、交心朋友、永不树敌，成为好时站在清廷权力阶梯一边的法宝。他始终注重谦逊谨慎，既不触犯“天意”，也不得罪“官员”，更不激怒“土豪”。他甚至意识到“中国官员就像中国的大车司机”，“如果这条路堵了，没关系，走另一条路”！按照这个思路，他终于练就了一套“迂回”的看家本领，难怪连龚旺都评价他“谨慎、灵活、有经验”。正是这张典型的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脸，散发出独特的中国气质，使得首相政府中所有重要的大臣都不愿让其离开。方便随时咨询。1865年9月，法院命令海关总税务司从上海迁至北京东交民巷的太极厂。这样，不仅方便赫德与上级总理衙门沟通，也有利于他与各国驻华使馆，特别是他的母国英国的联系。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评论说，赫德之所以“能够接近恭亲王”，是因为他机敏、善良、谦逊，无疑成为英国广泛对华施加影响的最佳人选。

《剑桥中国晚清史》曾这样概括赫德在晚清政府中的角色:“一是海关机构的全权管理人，二是按总理衙门指示办事的雇员，三是在大英帝国各通商口岸处于领导地位的英国人。”换句话说，即使龚旺等人再怎么青睐赫德，他们心里始终明白，“我们的赫德”终究是“英国的赫德”，所以“中国”给他的只是一个可以施加政治影响力的“客人”的身份。赫德常常觉得自己的权力“威严而脆弱，它可以统治一个大陆”，也可以“最后被一句悄悄话吹倒”，就像西太平洋收拾了恭亲王之后一样。

这种权力神秘、若即若离的印象，恰恰是当时清廷官员的“通感”。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一个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能够不顾阻力实现其意志的概率。”R. H. Taunai指出，“权力可以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以他想要的方式改变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并阻止自己的行为以他不想要的方式改变的能力。”赫德作为税务总局局长，在手握中国海关权杖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清朝庞大的皇权专制制度，实际上处于一个虚拟的权力位置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赫德是一个“中国的仆人”，最高皇权悬在他的头上，受总理负责国家事务的衙门控制，甚至受到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约束，他们既有海关官员的部门，又有税务监管的权力。皇帝授予权力，却又层层约束，所以这种已经以类似的方式收缩的权力，就像太阳神的荣耀陨落时一样“永远柔软”，却无处不在，无法回避。赫德徘徊在有形和无形权力的政治漩涡中，处境极其微妙。从局部来说，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总的来说，他的权威是有限和受约束的。这种复杂的混合权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赫德的权力。

当然，即使身处迷局，赫德依然肩负着为大英帝国在华谋求最大利益的使命。他一生都在遵循这样一个座右铭，那就是“出发前站稳，然后慢慢走”。永远追求一个合理的计划，以乌龟走路为榜样，而不是兔子走路。”。因此，每当处理中国问题或外交事务时，他都强调:“我们走得越慢越好。我们走得越快，就越有把握掉进沙洲或浮沙里。”

总之，赫德堪称“一仆二主”。面对中英矛盾纠纷，他总是运筹帷幄，试图把“两块布”以“安全的方式”拼在一起，缝合起来。

他无疑是英国人，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甚至比中国人更“中国”。

我没有“骑马”

以精通晚清洋务、追求欧美而闻名的湖南人郭松涛与赫德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谈话。郭问好时:“你问自己是帮助中国还是帮助英国？”他回答说:“我不敢站在这一边。比如骑马，你不能坐以待毙坐以待毙，我只是两边斡旋。”这就是他在矛盾的生活中一直践行的“骑乘论”。然而，刚刚入京任职、野心勃勃的好时，并不想“骑马”，而是计划以自己的能力影响新洋务政策的改革进程。因此，1865年注定是赫德一生中激动和兴奋的一年。

赫德一进入首相府总部，就迫不及待地频繁在高层管理人员中走动，不断试探他们的口风。很快，赫德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除了履行领工资的职责，他还应该看到这个国家由外而内的腐朽，应该以中国的拯救和重生为目标，以这种精神工作。”

同时，英国驻华官员也希望赫德对中国新政施加必要的影响。8月7日，英国公使布罗斯爵士致信好时，“他力劝‘自强’，并表示如果有人向公众提供中国事务的真实情况，那就太好了”。

因此，赫德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起草一份真正能打动清廷官员的改革方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好时进入酝酿和写作阶段。在总理府任职的高级官员董耀对好时的写作影响很大。董轼先后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朝任职，曾任户部尚书、衙务尚书。正是因为这种略显怪异而非循规蹈矩的天性，董才愿意接受新事物，与赫德走得很近。他也是好时中国改革计划的忠实听众和顾问。10月11日，赫德专程来到衙门，将自己最近的写作计划告诉了包军和董耀。

两天后，董专程来看改革方案草案。好时欣然接受并征求他的意见。这个计划”似乎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这会得罪一些人，引起怀疑。但他还是建议我上交。”。此外，董还告诉赫德，冯桂芬早在他之前就提出了非常类似的改革建议。由此大致可以判断，至少在总理府内，龚旺、文祥、董耀等人其实非常关注府内外和公众的改革理论，但由于制度限制和权力制约，他们不敢公开表态。不如借外人之口，说出自己内心的意思。于是赫德成了锁定的目标。

几天后，赫德递交了书面的改革方案。10月底，总理政府给予了积极回应。首相政府将改革计划交还给赫德，并命令他在表述不清楚的地方进行详细修改。因为龚旺等人打算把这个计划“交给外人——也就是诸侯等。，以获得他们的启发和批评——目的是让外人知道，总理的政府肩上责任重大，只要它不退让，他们就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干涉和增加它的工作难度”。

清廷高层的持续关注就像注射兴奋剂一样令人鼓舞。“我觉得我的时间没有浪费，因为我开始看到过去几年我说的和写的都是有成效的，大人物的慢大脑也开始觉醒了。”...我真的认为我们正处于中国变革的前夕。”

显然，赫德此时正在期待他的改革计划。就像把巨大的石头扔进死水里，溅起浪花，激起涟漪。

总督的回应

11月6日，赫德正式向清廷提交了一份长达4000多字的改革方案，题为《论外人》。一开始，他假装成一个旁观者，声称“庐山真面目，山外之人却能看得一清二楚，看的人敢于表达自己看到的，否则就是愚蠢的”。赫德认为自己可以洞察中国政局衰落的原因，并不是在山里。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情，一个是外情”。具体来说，所谓的内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循规蹈矩，使制度虚假，营私舞弊，腐败猖獗，军事疲劳，士人愚昧，小官吏玩弄权术，邪教等等。一句话，“没有什么是真的，但什么也没做”。内幕令人担忧，导致政府对外界的无知。“住在政府里的人最初把外国人当成野蛮人，把他们当狗一样对待”，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冲突，所以外界的情况也不明朗，主要集中在“边界”、“传教”和“贸易”等问题上。

那如何完善内部信息，理顺外部信息呢？赫德给出了一揽子计划。其核心精神无非是清廷要整顿内政，严格按照条约办事；主动派使节出国，向西方学习。“例如，水陆船只、纺织设备、书信发送马达、货币样式、兵种兵法等。，都是极其精美的，百姓从中受益。我希望学者能学习，所以他们受欢迎；过去中外很多，但都不错。外无烦恼，内有学益，故称国兴。文章的最后，赫德还不忘提醒，“只有国家行政移交时，才不可能成为万国之首；如果不转移，不出几年，就会是国军之战”。这句话有点突兀，但赫德的文章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估计草案中应该有如何改变清廷政治制度的内容，因其问题敏感，被总理衙门建议删除。巧合的是，英国外交官韦德很快就递交了一份改革方案《新意义的简要讨论》，与赫德的方案大同小异，但措辞更为严厉。

拿到这两个“洋大人”的改革方案，恭王很快就奏请两宫上谕命令沿海诸侯和南方北洋通商大臣认真研究，各抒己见。事实上，在发给各官员的朝廷信中，首相政府已经大致定下了两个计划的基调:虽然赫德和韦德可能有隐藏的秘密，“使节们讨论了中国文化、军事装备、财政使用等方面的利弊。，并借了外国的钱，造船，军火，和兵法，有时还谈到它。”至于“所议外交情愫，如是，故“此事严重影响国内外局势”，龚旺希望各路诸侯大臣“勿以泥淖存偏见，知己知彼，保国保民，周密谋划，不宜稍涉，重要！"

然而，在总督的洋务制度下，并不是所有的总督都给总理的政府面子。接到诏书后，崇侯、关文、刘坤一、左、、马心一等六位诸侯纷纷发表意见，但有些大臣却始终没有回应。算上六大官的奏折，观点大相径庭。很多州长的认识还是比较保守的。如果官方文件直接把这两个方案当成阴谋，芮林和马心怡的观点是非常相似的。即使是热衷于西化的左，也充满了敌意和警惕。他斥责“韦德和赫德发表的言论和缓慢的言论令人愤慨！”

六人中，只有崇厚比较豁达。崇氏认为，各国派遣使臣刻不容缓，“请丞相蒯之衙门办理国政，备遣使臣之道”。在外交方面，崇指出，地方官员必须杜绝违法乱纪的行为，真正理解和遵守现代国际秩序。有了这样的知识，崇厚在当时的地狱省份中是罕见的。

当然，最有见地的是郭松涛。当年5月，郭特意上书恭亲王，强调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当外国人受益时，顺其自然，加以引导”。然后谦卑地模仿，达到与它分享利润甚至让它无利可图的局面。但是目前的情况很糟糕。郭的观点，其实“外国人都在中国，并没有一开始就深陷困境。中国士大夫不知如何是好，讨论刺激他们，一直持续到今天。”。已经没了，过了二三十年，不知道该怎么办。“目前来看，只有自强。要想自力更生，必须善于和外国人相处。”外国人要，可以允许，但不能拒绝的。".但“无论可能与否，它的辨别力一直很弱，既然没有远见，不为世人所知，就很少被忽视”。所以更需要当权者坚定改革的决心，认清改革的道路，“自始至终追求一件事，看世界的好处和疾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做好预防的准备。".尽我所能，先用好。”。这些决定都是“王主的造化，不是众多参与者可以讨论的”。郭虽然远在广东，却能窥见龚旺的心思。

龚旺“借东风”

从诸侯的讨论可以看出，当时大多数地方官员都有保守的倾向。而且，由于赫德和韦德的英国背景，这两项改革计划都没有被采纳。然而，在接下来的20年里，“杨师傅”最初的提议实际上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了:造船厂遍布沿海，铁路逐渐铺开，电报成为必要，清朝使节去了欧洲和美洲。赫德的“局外人理论”想要开启中国改革的新路线，注定要失败，但其中涉及的创新终将完成。毕竟这是中国未来改革的必由之路。这个结局似乎被视为“赫德的理论遗产”。

从赫德提交《论外人》的始末，他都想利用丞相府在清廷政局中大做文章牵线搭桥，却不知道自己只是恭王改革势力手中的一枚棋子。赫德作为在中国政府中身居要职的外国“局内人”，有着深厚的西方政治背景，深知清政府的内幕，能为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做他不敢做的事，又不敢说出来又不敢说出来，产生了意想不到但又合情合理的效果。

其实早在改革方案提出之前，赫德心里就有一种淡淡的预感:“希望他们不要心机，把我当成他们利用的工具。”他猜到了自己在这次事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却没想到龚旺更深刻的考虑:在改革方案中，不一定是一个突破制度的坚冰和偏见的厚墙的开放方案。

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