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德 许崇德：见证中国宪法60年变迁

光线打在他有斑点的脸上。85岁的许崇德擦了擦额头的微汗，稍稍调整了一下坐姿，慢慢地向镜头讲述了新中国60年来的宪政变迁。那天是2014年3月3日，全国的焦点都在新开的两会上。30年前，许崇德向全国建议，每年3月左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必要的。

许崇德

作者:谭

许崇德几乎一生都依附于宪法。在这位宪政大师看来，历史证明，重视宪法，国家就会繁荣，忽视宪法，国家就会停滞，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未来的宪政之路

光线打在他有斑点的脸上。85岁的许崇德擦了擦额头的微汗，稍稍调整了一下坐姿，慢慢地向镜头讲述了新中国60年来的宪政变迁。那天是2014年3月3日，全国的焦点都在新开的两会上。30年前，许崇德向全国建议，每年3月左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必要的。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许崇德于1954年参与了宪法起草的辅助工作，并于1982年参与了宪法的修改。同时，他还参与起草了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2003年，许崇德花了五年时间学习了7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本专书以大量史料阐述了新中国各宪法的发展演变历史。因此，他成为法学领域第一个获得“吴人文社会科学奖特别奖”的人。

“我似乎一生都与宪法联系在一起。历史证明，如果我们重视宪法，国家就会繁荣，忽视宪法，就会停滞不前。”

采访结束后，许崇德摇摇晃晃地起身向记者告别。他的手慢慢颤抖，直到门关上。

晚上，老人安详地走了一辈子。

依附于宪法

1929年，许崇德出生在江浙交界的小镇金泽，湖光水色映衬着金泽。这里人才济济，冠军蛋糕远近闻名。许崇德的父亲在他半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留下了他的孤儿寡母。

许崇德的母亲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在她的指导下，许崇德从小就爱读书。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她的母亲也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在当地学校继续深造。在最初的启蒙教育中，母亲总是念叨着“慈母手中的线，为任性的男孩的身体做衣服……但多少爱拥有了一寸长草，获得了第三个春光”。这首古老的童谣诗教会了他爱和感恩。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许崇德大力支持将“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写入宪法第49条。

许崇德与法国的联系，源于对日寇的“报复”——“因为战争，我痛恨当时侵略中国的日本人，我思考如何‘完成’他们。”许崇德说，二战后，他密切关注报刊杂志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动态报道。当他看到中国法官梅汝璈用自己无可挑剔的口才说服其他几位持不同意见的外国法官时，他高兴得怒不可遏，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无与伦比的力量。1947年许崇德考入复旦大学时，毫不犹豫地申请了法律专业。

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是徐崇德的宪法启蒙老师。当时国民党宪法颁布不久，张志让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蒋介石的五权分立是假的，中央集权是真的。在许崇德的印象中，张志让的立宪班总是人满为患，总是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干扰。徐崇德成为张志让的“闭门”弟子，不久张志让进入解放区，后来成为新中国“三大宪章”的起草人之一。

195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许崇德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成为第一批有根有根的红色教授。他被分配到国家法律研究室，每天都在急切地研究苏联的宪法理论，这也是一个巧合。“有的青年教师今天经常听苏联专家的宪法课，明天给本科生讲课，没有时间消化。”

1952年，起草了《选举法》，该国要求普选。许崇德参加了泰安的试点工作。这是他学完宪法学后第一次面对基层。“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普选，在普通人心中，选举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他们对选举非常热情，但他们没有文化。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我们给他们中的许多人起了名字，顺便从事新中国的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制定宪法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只能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三年后，大陆军事行动结束，土改基本完成，宪法条件基本具备。1953年1月13日，中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许崇德被借调到委员会办公室，参与收集材料和集体编纂参考资料，供内部使用。毛泽东认为，当时党内大部分同志都在战场上战斗，对宪法的基本知识不熟悉，需要提供适当的学习文件和资料。徐崇德主要从事宪法文本的编纂工作，编纂中国苏区宪法大纲和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文本摘要。

1954年6月14日，宪法草案提交全民讨论。在近三个月的讨论中，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118万多条意见。这些意见在宪法起草办公室进行了汇总归类，并印制成《全民意见汇编》16万册，供大家讨论。1954年夏天，当许崇德打开油纸包着的材料时，热泪盈眶。

“1954年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宪法的基本框架，是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虽然我们提到了苏联宪法，但五四宪法是一部充分考虑中国具体国情，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中国式宪法。可以说，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许崇德日后评论道。

"野夫发出不同的声音，突如其来的雨促使风倾斜."

许崇德设想，宪法颁布后，中国一定会走上法制之路。然而，1957年突然发生的反右运动使宪法变得毫无用处，直到失去尊严。许多宪法专家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包括中国宪法组组长吴家林、苏联宪法教研组组长王向明、许崇德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密友何华辉。

1959年，人民大学法律系停止招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徐崇德虽然没有出生问题，但也因为知识分子身份而下放工作。他多年积累的笔记被烧毁，这让他感到心碎。对于每天挖坑倒粪的任务，许崇德曾写过一首诗说:“汗如流水，秀才变成农夫。”扛起粪过马路，粪臭了，好香。"

许崇德一直在想何华辉。当时他身边的人都没有及时避开他。许崇德一有机会就去武汉出差看望老朋友。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宪法学整体荒凉的情况下，他们共同撰写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和《分权理论》为新时期的宪法学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当时中央决定尽可能考虑是否符合宪法，但逐渐脱离宪法，以政治运动取代法律。”许崇德说。

文化大革命后，1977年10月，中央决定修改文化大革命时期制定的1975年宪法，许崇德大胆建议恢复总统职务。当时很少有人敢触及这个敏感话题——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难住了，许崇德很快被“两个凡是”批评:“毛主席说没有主席，所以没有”。虽然许崇德认为，1978年的宪法并没有恢复国家总统的设立。他发了一首诗，感叹道:“野夫发出不同的声音，突如其来的雨促使风倾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此时宪法已不能适应当时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修改宪法的决定，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宋庆龄、彭真为副主任的宪法修改委员会。此时，徐崇德先后发表了《修宪十会》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因此被派往修宪委员会秘书处，主要负责

当初，关于制定1982年宪法依据的宪法，存在着巨大的争议。许崇德回忆，“最后，彭真说，75年宪法和78年宪法都很不完善，修宪要以五四宪法为基础。这完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对宪法起草的影响。”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宪法监督制度的设计。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是“监督宪法的实施”。然而，从第54部宪法到第75部宪法和第78部宪法，事实证明它们最终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当时许崇德提议成立制宪会议。至于权力，讨论稿后来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宪法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同等地位，只对全国人大负责和报告，具体负责审理违宪问题。第二个建议是，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低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协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经过讨论，大多数意见赞成第一种选择。

但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这个方案因为争议很大而没有被采纳。

在最终版本中，“监督宪法实施”和“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分别写入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权。

对于许崇德来说，一直困扰他的是立国家主席的问题。宪法修改后，设立国家总统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然而，关于如何描述总统，仍有争论。直到今天，《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国家总统是国家元首。

虽然在1982年的修宪中，修宪委员会的成员对条文往往有不同的意见，例如关于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和检察院的存废之争甚至持续了两三个月。但在徐崇德看来，“82宪法”的修改充分促进了民主，在“国家机构”之前专门设置了“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同时，它增加了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可侵犯的条款。这些都是重大变化，都是在充分吸取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

"我还草书了根本规律，从来不输人."

“当时我感到非常荣幸。”回顾香港基本法的起草经历，许崇德曾说:“我之所以感到荣幸，不仅仅是因为‘一国两制’前所未有，更因为我从小学习历史。每次读到鸦片战争割地赔偿的事情，当我失去权力，羞辱国家的时候，我总是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今天，祖国强大，使我能够站在收复香港、洗刷百年民族耻辱的最前沿。我怎么能不感动和激动呢？”

然而，许崇德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当时香港的公开资料和信息非常少，甚至连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讲话都没有公开。所以许崇德的第一份工作是弥补文书知识，但纸上谈兵未必就能落地。于是半年后，包括许崇德在内的五位起草委员，在高层领导的组织下，深入香港实地考察。

出发前，许崇德因眼底出血住院一段时间。医生一再劝阻他不要去香港旅行。许崇德带着墨镜去了香港。没想到，第二天就有香港媒体的头条打出了“许崇德戴着有色眼镜看香港资本主义”。另一家报纸发表专栏文章，引用许崇德在内地发表的文章中大量关于揭露西方宪法反动本质的段落，然后得出结论:“请大家想一想，如果这样的人起草基本法，香港的资本主义能得到保护吗？!"

然而，大多数媒体和公众舆论表示支持访问团的到来。许崇德一行与当地工商、金融、教育、文化、宗教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座谈。，参观了总督府，听取了立法会会议，并深入棚户区入户走访。通过一系列活动，访问团给香港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不过，英国出于自身利益，对许崇德等人来港的内地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仍然可以持合作态度。

起草委员会由59人组成。其中23名成员是香港成员。由于他们的生长和生活环境不同，他们受到不同的教育和文化的影响。内地和香港成员的思维模式和看待问题的角度差距很大。达成一致意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中央与香港关系的界定，到行政长官的产生，草案中的每一个条款，甚至每一个字，都需要反复多次，甚至激烈辩论。最后，草案由起草委员会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逐一通过，起草工作历时五年。”徐崇德回忆起以后的这段经历，依然对这个细致而艰辛的过程感触颇深。

许崇德特别注重香港的文化繁荣，但很多接触过他的香港居民都认为香港是经济中心，但却是“文化沙漠”。然而，许崇德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香港的文化发展有一定的高度，比如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等一流大学，各种学术组织。香港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会对内地有帮助或产生积极影响。“但香港文化的殖民氛围相对浓厚，欧美文化的侵蚀根深蒂固。”许崇德说。

许崇德参加了政治专题组和文化专题组。他还表达了自己在教育领域的看法。香港《教育基本法》的最后一条规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自行制定发展和改善教育的政策。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终于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评价。1990年2月17日，在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邓小平称赞他们“编写了一部具有历史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然而，香港基本法实施后，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香港法院在一份判决书中，不仅撤销了香港临时立法会通过的两项移民修正案案，还宣布香港法院有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并表示经审查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议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法院有权宣布无效。

这是对香港基本法的公然挑衅。许崇德和三位基本法起草委员一起站出来。香港虽然有高度的自制力，但绝对不能超越地方权力去干预中央政府。终于，香港终审法院醒悟过来，开始理顺与中央的关系。许崇德等人被香港媒体称为“四大护法”。

2013年关于“宪政梦”的争论自然引起了许崇德的注意。他直言有些人，比如单方面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然后捏造“宪政”，就会导致西方化。这种说法是“误导舆论，欺骗和蒙蔽高层领导”。“这种挥舞大棒试图重启反右运动的作风已经很过时了。这种武断，

许崇德从未怀疑过中国未来的宪政之路。就像那一年，参观完华盛顿杰斐逊纪念馆，走出大门时，他脱口而出:“我也草书根本定律，我从来不输人。”

为宪法学习60年

许崇德是著名的法学家。

作为新中国宪法学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宪法制定的重要见证者，1954年参与起草宪法的辅助工作，1982年参与修宪，参与起草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后被称为“四大护法”之一。许崇德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思想。他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专题讲座、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等场合向高级官员讲授宪法知识。2003年，许崇德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并完成了7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2014年3月3日，许崇德在家中接受媒体关于新中国宪法发展的视频采访，当晚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猝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