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文 特殊时期的中组部长：历史关头的用人标准

1921年7月，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局——中央工作部，并专门设置了组织部长一职，由张担任。从那以后，这个帖子的标题换了很多次。

1940年3月19日，陈云给抗日大学第五期毕业的学生做了一次演讲。

作者:余逸庆

“为了政治，不要先用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些人急需帮助的关键时刻。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以识人、选人、用人的勇气和智慧，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为党和国家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才动力。

建党之初；毛泽东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1年7月，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局——中央工作部，并专门设置了组织部长一职，由张担任。从那以后，这个帖子的标题换了很多次。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党的组织建设有了显著发展。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组织和宣传部门。毛泽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组织部第一任部长。1925年1月，毛泽东因病回到湖南老家，陈独秀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李、、等人都担任过这一职务。

从1921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一个从“小研究团体到群众政党”的过渡时期。据统计，在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50多人中，有近20人在北京大学学习或工作，占总数的40%。可以说，CCP最初是由一群思想觉悟很高的精英创立的。当时，如何发展党员，扩大组织范围，是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

早在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知，要求上海、北京等地在一年内积极发展30名党员。1927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独秀提出:“如果我们的党员发展得好，将来对付右翼军阀，就可以利用党员大会解决最后的难题。“这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工人运动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在工人中培养干部。朱少莲、林为民是这一时期中共选拔出来的典型工人干部。

朱少莲原本是一名火车司机，后来认识了比自己小几岁的和李。在他们的指导下，朱少莲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在一系列的挣扎中长大。他参与了湖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是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领导者之一。后来，他在湖南株洲交通局领导工人罢工，参加秋收起义。1929年1月，朱少莲被捕，4天后英勇就义。

林为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在一艘外国船上当苦力，结识了孙中山，走上了革命道路。起初，他领导了香港海员罢工和上海海员罢工。1924年，他在苏联代表香港海员工会时，经中国共产党莫桑比克支部负责人罗亦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海员党员。后来，林为民还参与组织了五卅运动、省港罢工等。，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不久，林为民因病去世。

1928年4月，因叛徒出卖，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罗亦农被捕杀害，周恩来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然而，由于当时激烈的武装斗争，该组织很难走上正轨。直到延安，中国共产党才进入正常的组织建设时期。

1939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李富春在延安。

延安时期:陈云证实丁玲无罪

1936年，艰苦卓绝的长征结束后，党中央虽然到达陕北，但党员只剩下3万人，急需大批优秀干部。1937年，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并于当年12月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全国各地大批共产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延安。这些外国人一方面成为了党的人才库，另一方面也给组织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识别知识分子，吸收优秀干部，成了陈云的重要工作。

1938年，女作家丁玲从山西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晚会上，有人高喊:“欢迎丁玲同志唱歌！”然而，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却说:“丁玲没有资格来党校。她投降了。”康生当着大家的面说这话，这让丁玲感到压力。她找到陈云，哭着要求组织调查所谓的“自首”。陈云安慰丁玲说:“别激动，别担心，组织会出面调查的。”后来，经过反复调查，中组部郑重得出结论:“丁玲投降的传说没有证据，这个传说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忠于党和革命的共产党员”。陈云特意在审批结论上签字，并特意写明“丁玲同志，请留存一份”。为此，丁玲在去世前多次感受到陈云对自己的关心。

帮助傅连暲入党是陈云津津乐道的另一件事。傅连暲曾经是福建汀州的一名医生。红军打下汀州时，他放弃了自己的药店，带着医疗物资和珍贵药材加入红军，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陈云在苏联时，以“陈炼”为笔名，写了一个随军西游的故事，主角以傅连暲为原型。到达延安后，傅连暲被分配到中央医院工作，看望中央领导。他是一等一的医生，但不善于与人相处，说话很生硬。医院里有些人不喜欢他，从不把他介绍给聚会。陈云了解情况后，多次与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王鹤寿、傅连暲、医院党支部谈话。谈话中，陈云了解了傅连暲的情况，肯定了他的优点，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经过认真的思想工作，大家达成共识，认为傅连暲符合党员标准。后来，陈云、王鹤寿作为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吸收傅连暲入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连暲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生。

这一时期，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也有投机分子，有的甚至是敌对势力的间谍。其中，开除刘党籍是影响最大的事件。刘于1938年入党。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赴延安党校深造。毕业后，根据分配原则，组织上决定让刘去华北基层锻炼，但刘坚持留在延安或回乡工作，否则就要退出党。为了帮助刘了解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和党的组织原则，陈云和组织上的人跟他谈了七次。最后一次谈话，大家都劝说:“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党的纪律。要求你们到华北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刘谈到条件:“你必须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否则，你将拒绝执行党的决议。”经过7次不成功的谈话，陈云深深感受到，一些来到延安的年轻人，因为专业知识和技能，看不起工农干部，想要待遇，看不上基层工作。这种风气如果在干部中蔓延，将严重影响抗战一线军民的积极性。为此，陈云决定开除刘的党籍，并就刘为什么被开除党籍展开了大讨论。他还亲自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撰文，批评刘，引起了各级干部的震动，及时制止了延安知识青年中的不正之风。1939年5月，陈云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个标准。

在清理不合格干部的同时，陈云更加注重保护合格干部。据陈云的秘书刘家栋介绍，当时，一对年轻的男女学生奉命来到延安。两人都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他们满心欢喜，以为被安排到延安学习。然而，到了中组部后，陈云告诉他们真相:“你被调走审查你。有人报告说你们是托洛茨基分子，其中一个是托洛茨基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两个人一听，吓得哭了。陈云安慰他们相信组织，答应为他们查清事实。经过两周的个人检查，陈云终于确认了两个年轻人的清白。几十年后，两人对刘家栋说:“当初，如果陈云同志不亲自审查，问题就不会这么快澄清。如果落在康生手里，这一生就完了。”

抗日战争时期，不仅是党同外敌斗争的时期，也是组织建设难得的休息和改善时期。自1938年以来，中央组织部在陈云的领导下，在政府干部中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已经五年了。因为他们在洞穴里学习，所以被称为“洞穴大学”。陈云在反对大学的讲话中也指出，干部政策，通俗地说，就是用人之道。“‘干部决定一切’，这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的，不仅在国外，在中国也是如此；不仅共产党是普遍的，其他政党也是普遍的。”他把“用人之道”概括为12个字:“识人、宽厚、善用、关心人。”

在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五年时间里，党不仅解决了十年内战造成的干部短缺问题，而且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储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3月，为了加强经济建设，党中央调任陈云为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公室副主任、政治部主任。

安文子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1956年至1966年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邓小平受命面对危险

1945年7月，彭真开始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直到1953年。这一时期是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转折点。随着新解放区的逐步夺取，巩固政权成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对干部的需求大大增加，还面临着从领导斗争到领导建设的干部转型问题。

此时，中央组织部违背传统的“避嫌疑”原则，采取了“养人才不避亲戚”的方法，对当地干部越熟悉，越应该任用。李，四川人，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工作。1949年底调任川南区委书记，后出任四川省省长。廖，四川人，解放前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局委员。他们熟悉四川的情况，这使党组织能够在复杂的西南地区顺利开展工作。这是特殊情况下“就地”任用干部的特殊方式。

1953年，饶漱石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年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被揭露，饶漱石被革职，后被逮捕入狱。邓小平奉命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此时，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建设已经启动，干部的素质越来越重要，干部转型问题被紧急提上日程。为了提高干部素质，中央组织部成立了由邓小平领导的干部培训办公室，组织了1万多名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学习理论，为干部完成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中组部还抽调专门人员，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中组部给中央的工作报告》，总结了多年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上报中央。

1956年，安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与不同，安在1945年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66年卸任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其中很多人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

早在他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时候，安就参与抽调了两万名干部派往东北。1947年，他在短时间内选拔了5万名“南方干部”，为解放全国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安注重培养知识分子中的干部，以适应经济建设对科技人才的需求。1956年初，他在周恩来主持的知识分子大会上作了关于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专题报告，李四光、钱学森等一批知识分子得以入党，成为科技干部。

安文子善于调动干部，因为他始终坚持“了解和熟悉干部是干部工作的基础”。他经常告诉人们，了解干部不是靠档案材料，而是靠观察实际工作。他呼吁部门里的人不要等别人来办公室，而是要主动和干部谈话，多了解他们。有一次，中央组织部准备派一位老同志去南方某大学担任党委书记、校长。安文子亲自去征求意见，老同志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和调动。但后来，安从侧面得知老同志患有慢性病，不适合在南方工作，于是取消了原来的提议。事后，他告诫负责干部调配的工作人员:“对于干部本身，要要求他们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但组织部门也要尽量考虑干部的实际情况，照顾实际困难。只有这样，干部才能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还有一次，请安推荐一个人担任要职。安文子一口气说出了20多名干部的名字，并做了简要介绍。在初步确定其中一人后，安进一步提供了此人的情况。这种熟悉感让周恩来大吃一惊。

1982年，邓小平和胡耀邦在一起谈话。两人都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的领导。

文革后；胡耀邦平反老干部；提拔年轻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安受到迫害，康生等人牢牢掌握了组织大权。文化大革命后，胡耀邦于1977年12月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组织部工作逐渐恢复正常。然而，经过10年的浩劫，许多干部被立案审查。据统计，每100名部长和州长中就有75人被立案审查。胡耀邦的办公桌上积累了许多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让受委屈的干部复工，是当时组织工作的重点。其中“六十一案”和平反Xi的工作影响最大。

胡耀邦平反“六十一案”时，“左”的思想仍然影响很大。掌握着案件上诉和干部问题的中央专案组，对拨乱反正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它认为这是“案件的反转”。有人非常气愤地对胡耀邦说:“目前翻案如此猖狂，已经交给我了。”但胡耀邦顶住压力，直接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得到了邓小平、叶剑英的支持。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审查，中组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认为1936年，许多被捕干部在“反共告知书”上按手印，被北方局批准，要求中央解救他们出狱。这个报告得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肯定。历时12年、涉案人数众多的“61人案”终于平反，薄一波、安等人恢复了名誉。

胡耀邦平反Xi中勋涉及刘志丹案。1962年，康生以小说《刘志丹》陷害Xi中勋，使Xi中勋等人被列为“反党集团”。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Xi中训多次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中央重新审查他的问题。Xi仲勋的妻子眼看着一些被迫害的老干部复工，就去中组部找胡耀邦投诉Xi仲勋的冤案。胡耀邦听得很认真，心里对齐，说:“不管是谁说的，谁定的，都要实事求是，坚决平反。Xi中勋同志也不例外。”随后，胡耀邦指示中组部迅速查明Xi中训的冤案。1978年2月22日，Xi中讯到达郑州，受到河南省委书记等同志的热烈欢迎。Xi中讯情不自禁地拥抱了省委书记，激动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拥抱人。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虽然很多老干部都回去工作了，但是他们年纪大了，很多人身体不好。胡耀邦注意到这一情况，开始重视培养提拔年轻干部。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女干部。

1978年，胡耀邦要求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向中央推荐年轻的优秀干部。石油部向他推荐了三名年轻干部，其中李海锋只有28岁，但他已经从一名石油工人成长为周年油田的共青团书记。胡耀邦和他们三个聊了起来。比如他说有一个著名的劳模，被“四人帮”利用做错事。文革后群众不理解他，有的甚至要求开除他的党籍。胡耀邦问三个年轻干部:“如果你要做，你会拿他怎么办？”李海锋说:“我会让他先在基层工作，过一段时间再谈。”胡耀邦问:“为什么？”李海锋回答:“他当了这么多年劳模，本质是好的；跟‘四人帮’没有直接联系，但是用过。”胡耀邦伸出大拇指说:“在干部问题上，我同意你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处理人民问题，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半年后，李海锋调到北京工作，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他只有29岁。后来，她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河北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他平反了老干部，解决了文革后党对干部的需求，为国家找到了一批未来的栋梁。此后，宋任穷、陈业平、乔石、尉健行、宋平、冯路、张全景、曾庆红、贺国强、李源潮等人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任用工作进入了规范化、有序化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