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撤侨官疑自杀 日本撤侨官疑自杀事件：日本“切腹”文化 等同引咎自杀
刻骨铭心凤凰网历史特约作者：刘元海
1月31日深夜，在日本国埼玉县和光市的国立保健医疗科学院内，发生了一起公务员跳楼自杀的突发事件。由于死者恰好承担着安置从武汉撤回的日本侨民的工作，因而使得这一事件受到了中国国内网友的关注。
日本大河剧《太平记》中镰仓时代末期相互自尽的场面，使用的方式是刺心
进入战国时代之后，“切腹”的含义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自发的武士个人行为演变成为了主君对臣下的强制性惩罚手段。
文禄四年，统一日本的枭雄丰臣秀吉勒令自己的外甥丰臣秀次切腹一事，尽管在形式上表现为秀次因为过错而引咎自杀，实际上完全是秀吉为了清洗外甥而采取的强迫手段。
到了大家最为熟悉的江户时代，随着武士阶层的礼法制度的日益成熟与完备，切腹的流程也变得越来越具有仪式感，例如，事主在切腹之前需要向幕府提交申请书，切腹前的几天必须斋戒净身，切腹的当天需要准备合乎礼仪的装束和短刀，切腹所使用的方法，为了减轻事主痛苦而安排的“介错者”以及验尸的做法等等，每个环节都有十分具体的要求。这样的一种特点，令本尼迪克特和奥斯特林格等欧美学者将切腹自杀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审美以及禅宗的修行方法联系在了一起，并进行了深度的阐发。
不过，从江户时代切腹的本质而言，尽管不乏有若干忠臣谏争的事例，但绝大而多数事例是幕府政权对武士阶层所特设的死刑。在江户时代因为办事不力或事故而被幕府判决切腹的例子为数甚多。
德川幕府对办事不力的臣下法不容情的严峻态度，确实强化了普通日本人对于“切腹”是武士在被问罪之前引咎担责的行为的映像。但把本是被强制执行的刑罚“切腹”描述成主动承担责任“引咎自杀”的自发行为，无疑是江户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朱子学的道德伦理包装的结果。
日本电影《切腹》，描述的正是江户时代的故事
江户时代的官学——朱子学，重视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的体统。由此，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注重的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超过了佛教，被日本的朱子学说发展为普通庶民也应当遵守的封建伦理道德。而武士在被问罪之前引咎担责“切腹”自杀，正是作为武士阶级“忠孝节义”伦理的具象化观念被向日本的普通民众灌输，从而形成了日本民间和早期外来观察者眼中关于日本武士引咎切腹自杀的固定映像。
但，这个江户时代才形成的观念，到了明治维新四民平等政策施行之后，就逐渐被日本从欧洲学习推广的的近代国民观念所取代。二战之后，日本社会从观念到教育又经历了一次大推进，时至今日，现代国家和国民观念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思想基础，江户时代朱子学统治的封建伦理早已没有土壤。
只是，在对官僚的期待和社会评价标准上，廉洁有能的江户时代的“好代官”的形象，深植于日本民众对昭和时代官僚的集体想象和期许当中，因此才有日本民间对于失职官僚和丑闻企业家“江户时代的武士一定以切腹来承担责任，今天的政客理应效法”的责难。
这就正如时至今日，“包青天”的形象依旧是海内外华人社会对于官员的期许和愿望，但恐怕没有哪个国人会真正用包拯生活的宋代的思维观念去过今天的生活。
明治维新让日本走进上代化道路
引咎自杀：现代日本对传统“切腹”的解构与西方曲解
正是如此，在刚刚过去的平成时代中，公职人员仅仅是替国民服务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什么大人物的概念己是牢不可破。对于这次的自杀事件，多数日本国民的感受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努力工作的人去世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引咎自杀的伦理是在一个远离当代日本社会的特定古代社会环境中产生和存在的，但为何直到如今仍然有很多日本之外的观察者仍然愿意使用它作为解释工具呢？
原因出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企业在全世界高歌猛进，欧美的学者们急需理论范式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
于是，他们“走捷径”又一次找出自己的老前辈们所创作的诸如“武士的克己奉公与日本人的耻文化”等图腾化的符号来解释日本经济的惊人崛起，然而这样的范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种时空的误会和对日本历史与社会的误读。
20世纪7、80年代的“日本奇迹”让欧美理论界急于寻找解释范式
尾声：过劳引发心理崩溃 撤侨公务员自杀真相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引出本文的撤侨公务员自杀事件。
根据埼玉县警察部门最新的调查结果，这位自杀的年轻警官刚刚被借调到工作繁忙的内阁官房室不久。而其自杀的原因是借调到新部门后陡然增加的工作导致的过分烦劳，从而引发死者心理崩溃。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死者在工作内容上并没有任何过失，自然不存在需要“承担责任”一说。而无论日本媒体的报道还是普通民众的评论，也并未将其自杀视为对“失职”的 “承担责任”、“谢罪”行为。相反，埼玉县警方发言人表示，这次自杀对本县警察的士气造成了打击。
而且，与我们从《菊与刀》等上世纪的研究中得到的刻板映像相反，当下的日本社会对于公务员或公司职员因为工作失职而自杀的行为普遍抱有批评的看法。以去年静冈市府职员因为上司的训斥而死杀一事来看，法庭的裁决明确判定此事属于“职务灾害”行为。
综上所述，“自杀谢罪”的观念在日本也只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内形成的特定时段的观念，既不是日本一直以来的文化传统，更不是当今日本社会的统治性观念。以“耻文化”和“推崇死亡”这样的观念来看待当今日本的自杀问题的方法应该到了退出历史的时候了。而本次事件中国内对日本公务员之死的“引咎自杀”、“自杀谢罪”的认识以及随之产生惋惜、赞赏、感叹等，更多是国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的表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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