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三冗两积”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北宋会出现三冗两积的现象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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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期“三冗两积”局面是如何形成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赵匡胤在陈家桥，黄袍加身后代替北周皇帝建立宋朝。而后赵皇胤怕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于是杯酒释兵权。并重用士大夫等这类的文臣借他们来压制武将的权利。因此，文臣官员的数量不断增加。
而宋朝不断与敌国金辽夏，有战争不断发生，不断战败，战败之后不断增加军队数量，造成了军队数量不断增加
军队和官员数量不断增加，也造成了费用的不断上升。而宋朝由于担心武将的权力过于强大，经常调换军队与主将，造成了，并不是将将不识兵，也就造成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现象。
“三冗”给北宋王朝带来了什么后果冗兵：军队成为政府招降纳叛、安抚起义民众的工具，势必造成军纪涣散，军队战斗力下降。导致北宋对辽国、西夏的军事颓势。
冗官：各级之间虽然形成了一定的相互牵制，但是文官制度的行政效率明显下降，巨大的官俸支出也造成财政负担。
冗费：由前二者导致，在加上每年向辽国和西夏缴纳的岁币，是财政问题雪上加霜。
这三者对北宋的影响，历史学家一言以蔽之，“积贫积弱”。
南宋解决了三冗问题吗其实，宋朝的问题并非｢三冗｣。将问题定位于｢三冗｣是政治需要。士大夫阶层通过解决｢三冗｣问题，限制皇权(冗费)、限制军权(冗兵)、限制勋贵(冗官)。
三冗问题，千年后更甚，但并没妨碍复兴之路。
所谓｢三冗｣，实际上是限制皇室消费，把财政都用于新兴士大夫阶层；限制勋贵，把官位都留给新兴士大夫阶层；限制军权，把话语权都留给新兴士大夫阶层。实际上，冗官、冗费问题主要就在新兴士大夫阶层身上，冗兵问题也是新兴士大夫阶层逼的。
冗官、冗费不用说。宗室勋贵比起士大夫阶层少多了，大多数蒙荫的都是新兴士大夫之后，冗官说白了就是士大夫阶层大头。同样，士大夫俸禄、大量待职官员基本工资，还有士大夫阶层的全面腐败，这才是冗费的大头。
冗兵问题也是士大夫阶层逼的。士大夫执政水平低，到处民不聊生，又解决不了问题，不得不把军队变成扶贫机构，此其一；士大夫阶层遏制军权，军队毫无战斗力，不得不以人数填，此其二；军人也是人，也需要生存，士大夫阶层把社会资源占完了，军人循寻常路径过不下来，只得吃空饷谋个生存机会。
宋朝不需要解决｢三冗｣问题，需要解决的是｢士大夫问题｣
北宋兵虚财匮的原因北宋重文轻武.通过科举考试,起用大批文官,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官僚开支与日俱增,使国家财政负担日益沉重。
为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北宋统治者每逢荒年大量募兵,致使军费开支高涨。
北宋统治者从军队中挑选精壮士兵充实禁军，地方军队多为老弱。禁军派驻外地，三年一轮换，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战斗力低下。北宋和辽、西夏作战中常常败北，签订和约，损失大量财物，导致财政负担加重。
守内虚外”的布兵原则和军队战斗力低是造成北宋“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宋朝实行土地兼并政策,使阶级矛盾继续恶化且农业级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央财政收入比前代是增多了，但支出却比前代更为庞大，使得宋朝积贫。
北宋立国之初，丞相赵普向宋太祖进言：“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之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这个收地方政权、财权(钱谷)和兵权悉归中央，以强化中央集权的建议，为太祖采纳，遂成二百多年北宋的基本国策。
由此北宋强化了中央集权，成功地结束了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分裂局面，使百姓消除了长年战火之苦，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然而，这一统治政策却产生了负面效应，使北宋王朝陷于积贫积弱的困境之中．其主要标志是“三冗”。
所谓“三冗”，就是指冗兵、冗官、冗费。“三冗”之说，在太宗、真宗二朝就已出现，至仁宗、英宗两朝，成了官员议政的一个突出话题。熙宁二年，苏辙上书总结以往弊政时，将“三冗”概括为“冗吏”、“冗兵”、“冗费”。
鉴于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宋太祖黄袍加身后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举措就是解除禁军、宿将的兵权而归中央，在独拿兵权的同时，奉行养兵政策。而且为了防止百姓造反，每逢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宋朝政府会将大量的流民编入军队，以防止社会动荡，所以军队数量越来越多。
《宋史》记载——天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十，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十．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十，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十；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十．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十，视前所募兵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益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而荣华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云。”
然而虽然军队数量一增再增，军队的战斗力却一降再降。相对于北宋建国初期横扫天下的几十万精锐禁军，后来的军队虽然有一百多万，却都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
国家豢养如此庞大的常备军，其财政压力可想而知。宋太祖本人也有所预料，他曾言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亦！”
在冗兵的同时，又出现了冗官之弊，“以土大夫治天下”，实施文官政治，乃宋有别于前朝的又一政策。这一政策与收兵权、抑武将的方略具有内在联系。文官替代武将主持地方大政，乃至军政大权遂成制度。而北宋历代皇帝重文轻武，更以科举、恩荫两途大量吸收，造成官员数量倍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食禄阶层。据何忠礼先生考证，英宗治平元年，人口总数28823252，官员数24000，占0.84%。宋朝官员福利极其之高，但却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众所周知，历代官吏俸禄之薄莫过于明朝,而历代官吏俸禄之厚莫过于宋朝,执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就是宋朝。宋朝官员的俸禄的确是古今罕有.当朝一品的文武首席官员(宰相和枢密使)的月收入即有128万之巨!年收入超过1500万!（这是真正的合法收入）位居二品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一级),月收入也有25万多,即使是相当于现在富裕县的县长的月收入也将近13万!对比明朝官员的俸禄,真是天壤之别!
豢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支撑一个庞大的食禄阶层，经费开支之巨大不难想见，冗费之弊也在所难免。汪圣铎先生的著作“两宋财政史”有其财政收支有精确的考证和统计，可以参考。
全面观之，造成积贫积弱的根源主要在于冗兵。实行募兵制度、豢养数量众多的常备军，对内虽可弥乱，对外却不能御侮，北宋在与辽、西夏的对抗中一直处于劣势，又使军费开支居高不下，给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至于实施科举制度，广罗人才，无疑是政治开明和社会文明的表现，但由于择焉不精，泥沙惧下，加上思荫、恩赐太滥，既导致了食禄阶层的不断膨胀，又加重了财政负担。财政负担的加重，势必促使暴敛苛政的实施。因此赵宋建国以后，经济较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百姓的生活也富庶得多，但还是常常处于巨大压力，不堪暴敛的困境中。
总之，冗兵加上冗官，带来了冗费，造成了兵弱、财匮、民困，成了长期困扰北宋政治的一大难题，尽管不少有识之士锐意改革，如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在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和保守势力的阻挠下都是半途而废，无功而返。使得宋朝的“积贫”、“积弱”，并始终没有得到改善，种下了被异族武力颠覆的种子。
赵匡胤为什么兵变陈桥兵变与北宋统一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赵匡胤年少就有大志，为了建立宋朝完成统一需要发动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便是由后周禁军最高统帅赵匡胤发起的一次成功的政变。
赵匡胤兵不血刃登上帝位，不仅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而且治国有方。宋朝的经济和文化之所以能够达到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与赵匡胤的治国之道有密切的关系。赵匡胤为了加强皇权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北宋中期社会出现三冗两积的局面， 也是他的处理不当之处。
历史证明，赵匡胤是一位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他对待权臣刚柔并济，怀柔安抚，很好的解决了天下统一后的军权问题，永不消逝的英雄。
一次看似普通的军事政变，一次看似寻常的改朝换代，一个没有流血的朝代更迭，其中却蕴含着改变了中国国家民族性格的因素，历史就是这样，在无形中、在人们不经意间往往蕴含着巨大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影响了以后的时代发展和民族！
赵匡胤兵变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有实力篡位兵变，还有就是后周最牛逼的皇帝柴荣去世后没有人可以压制得了他了。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和黄袍加身事件中的表现堪称影帝级，同时还宣称优待柴氏宗族可是柴荣的长子柴宗训在二十岁时不清不楚的英年早逝。
陈桥兵变又称陈桥驿兵变，是赵匡胤发动的取代后周，建立宋朝的兵变事件，此典故又称黄袍加身。959年，周世宗柴荣驾崩，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了军权。
960年正月初一（1月31日），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赵匡胤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为“宋”，仍定都开封。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锜、张光翰、赵彦徽皆得授节度使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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