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 天意欲亡明？崇祯在位十七年，灾荒持续了十七年！

　　天意欲亡明?崇祯在位十七年，灾荒持续了十七年!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天启七年的澄县知县张斗耀一如过往一样，升堂催收税赋，这对于张斗耀而言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因为澄县历来“土瘠赋重”，澄县的农民因为土地出产不足，赋税又重，早就大多逃散，以至于荒地随处可见。

　　只是万历中期以后，西北人丁滋生，又无战事，使得邻县的无地农民多来澄县开垦，这才给了澄县完成朝廷税赋的本钱——而完税程度的高低和科举的成果多寡，事关着一位明朝官员的政治前途。

　　大明王朝自朱元璋开国以来，便核定天下田亩，并根据地区的不同，将税赋划分成了不同等级，西北税赋虽然相对东南来说不算高，可澄县在西北都属于是“四远之民，望澄以为苦海”的地方，所以对于张斗耀而言，想要在澄县完成一任有亮眼政绩的知县，也需要用“非常手段”。

　　张斗耀作为大明王朝西北县份的父母官，在“科举”一项上的政绩已是很难指望，而税赋一项不仅成为了他完成亮眼政绩的唯一主要通道，依附皇粮国税而征收的额外摊派也将随着正税的增加而增加，并最终有相当大的部分会落入他的宦囊。

　　然而崇祯元年时，陕西虽然已经遭遇两年旱情，但总体而言，在官府直接统治的城墙之内，也还能保持一定的秩序，而随着各地粮食的输入也能缓解一部分灾情。

　　但随着灾情的持续，旱灾在崇祯十三年、十四年达到了鼎盛，根据统计，这一次特大旱灾影响到了大明十五省、直中的十二个，陕西更是至此连续受灾十五年，山西、北直、河南、山东等北方省、直也受灾超过十年，再加上战乱的影响，吃人肉这件事情已经变得再平常不过。

　　在《历年记》中，作者姚廷遴就记载了，崇祯十五年上海的旱灾景象——城池内的街道上满是死人，尸体多到了在夜晚归家时，行人稍不注意便会磕绊到路边尸体的地步。而沿街乞讨的孤儿少年们更是仿佛成为了食人者的案板鱼肉，他们会专门挑选体格肥胖或健壮的孩子作为优先下手的目标。

　　而上海的受灾严重程度，根本无法同北方相提并论——事实上，在当时饱经战乱、旱灾和疫情的北方各省、直，城市里的人肉贩卖已经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市场上，屠夫剔人骨如剔猪羊，甚至于一有路人不支跌倒，随即便被人分尸的残酷景象，也时有发生。

　　正是因为灾情在崇祯年间的不断持续扩大，甚至于崇祯年间的平民们连安度一年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由此也造就了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

　　李自成在崇祯十一年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失败，不仅麾下军队尽溃，甚至就连妻女都与之失散，李自成仅与七骑避入商洛山中，而同时如过天星、混天星等流民军领袖也选择了投降，可以说明末农民起义在此时到了一个低谷时期。

　　然而在商洛上中一度欲自戕的李自成没有想到，在短短一年之间，天下大势却突生变化。

　　先是崇祯十一年，清军破边进一步深入关内，大破卢象升等部的蓟、辽、宣、大诸镇精兵，迫使崇祯皇帝急召负责督剿流民武装的洪承畴入卫京师，中原农民军的压力顿时大减，随即各地流民又争相起事或复叛。

　　李自成也趁此良机突围成功，此后进入河南的他恰逢旱灾扩大，河南境内赤地千里，他振臂之间，便有万夫景从。

　　而满洲八旗的崛起也跟当时严峻的气候环境有关——固然其中有努尔哈赤个人野心的原因，但更多的也有整个女真部落受严峻天气的影响，不得不西进开拓生存空间的客观因素存在。

　　有现代史家认为，在工业时代以前，就收入稳定性来说，手工业强过农业，农业又强过畜牧业，畜牧业又胜过渔猎，而晚明时期的女真部落是一个典型的渔猎社会。

　　原始的女真部落虽然有一定的农业技术，却缺少相应的基础建设能力，从而导致既缺乏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又因为相对定居的原因，导致无法轻易迁徙躲避灾祸。

　　正是在自然环境越发恶劣的逼迫之下，产生了女真部族统一的内部需求，最终演化为了满洲八旗这一且耕、且牧、且猎、且战的军政团体。

　　贫弱的明朝财政，又致使边境部队缺衣少粮，天启七年八月陕西巡抚上疏说“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以至于“军兵们在欠饷之初，还只是典卖甲衣、武器和弓箭，而如今已不得不卖妻卖子了。”

　　卢象升在巡视山西边防后，也上疏说“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

　　而在另外一疏中，又进一步形容到“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位于小冰河时期的晚明天气具体又有多寒冷呢?崇祯九年的海南居然连下了三天大雪，以至于草木枯萎。

　　这样虚弱的边备力量又如何能守卫帝国漫长的边境线呢?——这也就无怪乎经萨尔浒一战并自废东江镇后，明廷对于满洲八旗主力的入寇，无力在边境完成抵御了。

　　而在崇祯十一年之后，因为满洲入关和流民形成了战略上的呼应，使明朝彻底失去了剿灭内患流民武装的机会。至此，不仅战事彻底向不利于明朝的方向变化，就连本来都只是勉强维持的明廷财政，也彻底恶化。

　　明朝的财政拮据情况，从天启七年的王二起义，便可稍窥其中内因一二。

　　万历年间，北京三大殿被焚毁，为了这被称为“大工”的重建工程，明廷自万历时期开始，至天启年间结束，先后投入了一千五百余万两白银。

　　而在后世一度被认为耗空明朝国力的万历三大征的费用总数，尚不及大工的费用——朝鲜之役用银七百八十余万两，播州之役用银二百余万两，宁夏之役则为一百八十余万两。

　　随着辽东战事的燃起，明廷的支出又大为增加，为了应付严重的赤字问题，明廷不得不开始增加额外摊派，既所谓“辽饷”，而在辽饷之外，天启帝下令搜刮各省、直的地方藏银，既“若不尽力勾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误乏，而边疆何日敉宁。”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迫使明朝的州县官员不得不严加催科，已完税额，最终民众无以为生，不愿意“坐饥而死”，只能选择揭竿而起，再加上因为久欠军饷而成为逃兵的明朝边兵，最终合流成为了搅动晚明风云的农民军。

　　事实上，明朝财政的恶果，早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开国时就已经种下。

　　朱元璋出身于“淮右布衣”，在元末之世，深受官吏压榨之苦，明白官吏皆有“雁过拔毛”的陋习传统，同时出身农家的他，也明白“货币缴税”对于农民的压榨有多深。

　　秋季丰收后的农民需要贩卖收获换取货币，以缴纳税赋。而大量的粮食涌入市场寻求变现，在市场规律下就导致了谷价的下跌，更别提还可能存在的奸商抑价行为。

　　这就促成了在纳税期间，农民往往需要比平日更低的价格，大量贩卖一年的收成。

　　所以登基后的朱元璋既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又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实行了一套以“实物税和徭役”为主的税收体系，并且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即消耗部门与纳税部门的直接对接。

　　可这就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户部对于全国财政的掌管，很大层面上仅仅体现在账目会计上。

　　因为哪怕在朝廷中枢，在“洪武型财政”体制下，具备“财政功能”的主要单位除了户部之外，还有兵部、工部、太仆寺、光禄寺——而根据统计，在张居正执政的后期，户部太仓国库里的存银有八百余万两，然而兵部、太仆寺这两个朝廷机构的存银却也有四百余万两，相当于国库存银的一半，由此可知明朝财权的不统一。

　　分裂的财政导致中枢无法清晰的掌握朝廷治下的“银流”，更无法进行有效的财政调控。

　　如在永乐年间，明廷财政收入尚能保持在三千万石这一“永额税赋”的理想征收线上。

　　可随着政治腐败，到了嘉靖年间，明廷的税收就已经被削去了近五百万石，只剩下两千五百万石左右，可在财政的支出上，却一加再加。

　　如正统十二年，朝廷给边军的财政补贴“年例”仅为二十二万两，到了正德时却已经增加到四十三万两，而等到了崇祯年间，仅供给支用蓟、辽、登莱等地的“辽饷”就高达五百二十余万两。

　　同时为了弥补财政监管的困难，以及出于“永不加赋，长治久安”的用心，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为各地定下了“赋税永额”，然而明初之时，百废待兴，商业不振，再加上海禁措施，使得帝国的主要税赋来源，都压在田地上。

　　因此，在面对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时，财政僵化的大明王朝除了继续增加田地税赋，催逼本来就生计无着的农民以外，就别无他法——在辽饷之外，此后明廷在崇祯年间又相继增加了“剿饷”二百八十余万两，“练饷”七百二十余万两。

　　层层加码之下，天灾重税交相逼迫之下的流民蜂拥而起，跟关外寻求生存空间与资源的清廷，形成了客观上的战略呼应，最终将大明王朝化为了一片废墟。

　　而就在崇祯皇帝殉国后的一个月——即崇祯十七年四月，与这位皇帝几乎可谓相始终的连绵旱情，也在一场春雨过后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