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种族主义是什么？“优秀品质”是种族和民族特征吗

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奥地利、瑞士和比利时的教育当局向其下属学校分发了内容相同的问卷，要求学生填写问卷，问卷内容是关于他们头发、眼睛和皮肤的颜色。调查问卷显示，近年来，关于印欧人种或雅利安种族的纯洁性的观点受到质疑。有人说这个起源于亚洲的种族已经和欧洲本土种族混在一起了。纯印欧或雅利安人应该是金发碧眼，肤色浅，头长，而欧洲土著的发色和肤色较深，头较短。这项调查的目的是利用从这些被认为是纯雅利安人的地区获得的数据来看看这个挑战是否成立。调查持续了十年，参与调查的跨国留学生人数达到一千五百万。这种规模的调查统计，即使在技术条件远远优越的今天，也是一个壮举。

这项调查的起源与1870-71年的普法战争有关。那次战争中，普鲁士军队用大炮轰击巴黎，造成平民伤亡，摧毁了巴黎博物馆，烧毁了阿尔萨斯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图书馆。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阿蒙德·希斯法希认为，这种暴行纯粹是野蛮人所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导致他修正了流行的西欧人都起源于从亚洲高原迁徙过来的纯雅利安人的观点，断言这样的野蛮行为只能由欧洲土著人来做，所以普鲁士人是东欧原始土著人的后裔，特别是芬兰人或斯拉夫-芬兰人。这些人记仇，所以他们的农民中有很多谋杀案。由于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原本属于雅利安人的德国人堕落了，变得野蛮了。普鲁士军队对法国文化的破坏是半野蛮人对先进文明的嫉妒和仇恨。

海特·法希尔的这番话得到了法国人类学圈一些人的附和，他们认为这“科学地”证明了普鲁士人不属于欧洲先进家庭，芬兰人和波罗的海沿岸原始人固有的狡猾、暴力和坚韧在现代普鲁士人身上复活了。这有点像给你的失败找理由:文明人打不过野蛮人。德国舆论反驳说是法国学者的无知和谎言，挑起了种族仇恨。法国人类学家巴罗卡反驳说，是德国人首先诉诸“比一般爱国主义更强烈的种族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在德国所有民族中更为普遍。”

德国人类学家站出来捍卫他们纯正的雅利安人身份和荣誉。在当时欧洲的种族谱系中，北欧的芬兰人和东欧的斯拉夫人被认为不如北欧和西欧的人。另外，南欧的拉丁人还不如北方的邻居。德国著名人类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说，在日耳曼人的东进下，北欧的芬兰人和斯拉夫人早就像“旭日下的雪”一样融化了。另一位著名的德国物理人类学家鲁道夫·韦尔霍原本擅长头骨测量。这时，他还痛斥法国人的“恐惧症”，使他们把普鲁士人排除在雅利安种族之外。

为了用事实反驳法国人对普鲁士人的种族诽谤，而普法战争的硝烟稍作休整，巴士底亚和维尔霍向德军统帅部提议测量士兵的头骨，目的是证明德国人的头骨比法国人长，是纯正的雅利安人。德国最高统帅部不同意。他们放弃了测量头骨而转向其他数据，向德国政府教育部门提出了要求，这也是本文开头调查的缘起。不仅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认可，奥地利、比利时、瑞士的教育部门也愿意合作，因为这三个国家和德国人一样认为自己是纯粹的雅利安人。同时，Verjo去芬兰做了类似的调查。

1885年，维尔乔向普鲁士科学院通报了“决定性的、令人惊讶的”调查结果:德国北部的族群，包括新合并的易北河东部，完全符合“金发蓝眼白皮肤”的雅利安特征。他在芬兰的调查也证明那里的人至少是金发。这说明德国本土种族是纯血统，受其影响地区的人口也是德国人。相反，在向西部和南部扩张的历史上属于日耳曼支系的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则与当地土著混杂在一起。结论是，以哈布斯堡和霍恩索伦王朝为主体的德国，是一个血统纯正的雅利安人。

这场关于谁是真正的雅利安人的辩论在欧洲引起了反响。1890年，英国古典语言学家艾萨克·泰勒评论说，德国人和法国人都自称是真正的雅利安人，法国人说真正的雅利安人是短头的，以法国的法兰克人为代表，他们“雅利安化”了德国人；德国人说法兰克人是他们祖先日耳曼人的一支。双方都认为对方是祖先在自己的土地上混合本土化的结果，所以在种族纯度上比自己低一个档次。在讽刺了德国和法国之后，泰勒提出了他的假设:纯种雅利安人可能存在于芬兰人和凯尔特人的联系中。前者更接近古代雅利安人从亚洲迁徙的路线，后者是大英帝国的本土族群。就这样，泰勒从欧洲越过了纯粹的雅利安线，来到了不列颠群岛的另一边。

在这场关于种族纯度的理论混战中，各方都标榜自己有“事实依据”和“科学依据”，但背后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幸运的是，许多学者后来承认，“雅利安人”的概念充其量是一个从古典语言学对印欧语言的研究中衍生出来的语言概念，与种族无关。二十年后，维尔霍等人都承认不存在统一的雅利安种族，欧洲各民族的民族谱系远比单一民族血统复杂。但在20或30年后，希特勒接管了被抛弃的种族神话，并利用国家宣传机器使德国人成为一个纯粹的“金发碧眼、白皮肤”的正宗雅利安北欧种族。

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国家，很可能会对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地区之间的关系产生类似的偏见。在法国历史上，本地高卢人和外国法兰克人之间一直有区别。后者被很多种族主义者认为是纯雅利安人，头比高卢人长。法国大革命前，三个阶级中，前两个被认为是法兰克人，第三个阶级是高卢人。法国著名的种族主义人类学家拉普格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法国政治动荡的悲剧，权力从长头金发的贵族转移到了短头深色头发的卑贱者。在英国，爱尔兰人一直被视为落后、野蛮、从事低等职业，受到英国人的歧视。这种偏见已经带到了北美的英国移民社会。此外，19世纪英国的城市化产生了大量底层人口，集中在贫民窟。为了限制他们人口的繁衍，优生学应运而生。

这种对“金发蓝眼白皮肤”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可以在莱昂·波利亚科夫的《雅利安人的神话:神话》中找到。出生于俄国的犹太后裔波利亚科夫先后生活在意大利和法国，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纳粹种族主义和欧洲反犹太主义的研究是西方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工作。雅利安·神话是他视野最广、理论意义最重大的作品，至今仍是该领域必读的书籍之一。这本书不仅针对德国和纳粹，而且系统地清理了欧洲以雅利安·神话为极端的人类自我崇拜的种族观念，包括从英国到俄国的所有主要欧洲国家。在波利亚科夫看来，寻找一个单一的祖先，用生理和身体特征来定义民族共同体，认为它比一般的民族主义更具凝聚力，是人类社会的痼疾，它的生存并不是由某一特定理论和运动的成败决定的。

“优秀品质”是一种种族和民族特征吗？

当一个种族主义者说“我出生在一个优秀的种族”时，他的意思是他的种族有更好的性格。纳粹自诩拥有特殊的种族灵魂，但当他们需要将整个一代塑造成这样的类型时，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种所谓的‘种族灵魂’:他们竭力保证学校教育中某些课程的地位，强行将有反纳粹思想的家长与子女分开，规定男孩必须加入纳粹青年组织。通过这些手段，他们得到了他们需要的品质。但这完全是计划好的，经过精心训练的，不是天生的。"

这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兹·本尼迪克特1943年出版的《人类的种族》中的一段话。然后，她对传说中的“大和民族的优秀品质”做了类似的评价，指出日本民族自明治维新以来，对国民进行了系统的教育和改造，经过几次战争，把建国初期被一些西方人形容为“花丛中飞舞的蝴蝶”的日本人改造成了英勇的勇士。但从人种和血缘上来说，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没有区别。

和任何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样，种族主义也有理论和实践的逻辑和矛盾，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但这样的矛盾并不会影响它的传播和接受，更不会妨碍它成为某个国家政权的指导思想。人性和利益中的非理性因素是很多人接受自己有缺陷的极端主义思想的原因。

本尼迪克特师从美国人类学家、文化多元主义创始人弗朗茨·波阿斯。他的学生是玛格丽特·米德，她以对太平洋土著人民的研究而闻名。本尼迪克特在中国以《菊与刀》而闻名，但她对种族主义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更早，影响也更长。1939年她休研究假的时候，正是二战爆发的时候。人类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她撰写了《种族:科学与政治》，该书于1940年出版，成为美国学者和公众在二战期间了解这一问题的简明读物。

在本尼迪克特之前，欧美已经有很多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讨论，但从理论和政治正确性的角度来看，当代种族主义的研究可能始于20世纪30年代。“种族”一词由来已久，“种族主义”的概念在纳粹上台后开始流行。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主要阐明了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区别，指出种族这个概念除了描述外貌之外，没有任何社会、文化或心理意义，所以社会科学不研究种族，而是研究种族主义。她强调，种族主义是一种现代迷信，用来为政治权力和群体利益服务。“种族主义是一种教条，认为一个族群被大自然诅咒，被置于世袭的劣等地位，而另一个被赋予世袭的优越地位。这种教条认为，文明的希望在于消灭某些种族，保证其他种族的纯洁。”。

摆脱种族主义神话的关键在于否认种族外貌和内在品质之间的联系。本尼迪克特说:“当一个纳粹说‘我是蓝眼睛的雅利安人，你是非雅利安人’，他的意思是‘我优秀，你低人一等’。”科学家应该反驳:“是的，你的头发比我的浅，你的头比我长，你的身高比我高，你是北欧人种，而我的头发颜色比你深，我的头更圆，我没有你高，我是南欧人。但是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比我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本尼迪克特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收集了大量与种族概念和种族主义相关的著名学者的言论，这些言论被放在每一章的末尾，标题是“看他们说什么”，这不仅避免了将这些言论强行写进书中，而且还与读者分享了与每一章内容相关的历史数据。比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就警告说:“千万不要从英国获得奴隶，因为他们的愚蠢使他们完全不可能满足雅典家庭的需求。”西塞罗的时代没有种族的概念，更没有种族主义，但这种说法使得野蛮的“英国人”和文明的雅典社会之间的区别变得至关重要，这与种族的概念非常接近。在欧洲古典时期，英国人的祖先不仅被卖为奴隶，还被视为劣等奴隶。这对于一个贩卖奴隶的国家，对于一个现代史上种族优越感极强的民族来说，似乎是一种讽刺。

过分强调文化特征

是否涉嫌“文化种族主义”？

很多人对种族有一种误解，好像自古就有，是由不同种族的外貌和生理特征决定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一直是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典型种族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是美国著名的研究种族主义的历史学家，他的《种族主义:2002年简史》在美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可。他告诉读者:种族的概念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中基本不存在，种族主义是现代历史的产物。古代和中世纪的犹太人和黑人形象与现代不同。根据他们的民族和生理特点，把他们固化为种族他人已经很晚了。

反犹太主义在欧洲历史悠久，根源在于与基督教的冲突。耶稣被犹太长老迫害，被犹大出卖，犹太教恪守旧约，主流犹太人拒绝皈依基督教，使其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异类。而且这个奇数和基督教一样，这让很多基督徒比异教更讨厌它。费里德·克森认为，基于宗教原因的反犹主义具有内在矛盾:一方面，由于基督本人是犹太人，反犹主义很难发展到把整个犹太人变成另一个犹太人的地步；另一方面，犹太人被视为一个犯了“杀神”原罪的群体，他们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确实怀有敌意。但总的来说，教会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比较温和宽容的，只要皈依这个宗教，就不再被认为是别人，但是底层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态度就更加敌视，中世纪的几次暴力排犹事件都是普通基督徒唆使的。但是直到最近，反犹太主义才发展到完全敌对和暴力的地步。

至于非洲黑人，很多人认为对他们的歧视一直与肤色有关，但费里德·凯森说，在早期和中世纪的欧洲没有这样的证据。黑色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善恶两种含义。一方面，它可能象征着黑暗、死亡和邪恶，但另一方面，牧师和修女穿黑色长袍。在基督教历史传说中，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非犹太人是一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高级黑人太监，他在宫廷中任职。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甚至有一种接近非洲黑人的感觉。原因是教会认为，一位名叫普莱斯特·约翰的埃塞俄比亚黑人基督教国王会帮助基督教抵抗伊斯兰教的扩张。

反犹太主义和种族意义上的对黑人的歧视是近代史的产物。真正的权力结构片面地利用和扭曲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将宗教和文化意义上的对立和差异变成固有的、不可改变的特征，从而为完全拒绝和消除，或剥削和利用某一群体的人制造借口。费里德·凯森说，“差异和权力”是种族主义的两个组成部分。“种族主义”源于一种心态，即“他人”和“自我”之间的差异是永久的和不可交流的。这种差异感为在族裔群体和种族中对他人行使权力提供了理由和借口，如果对自己族裔群体和种族的成员使用这种权力，就被认为是残忍和不公正的。”

对犹太人而言，这种权力结构意味着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出现后，犹太跨国分离民族的身份在金融、商业、文化等领域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许多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和替罪羊。犹太知识分子的国际主义接触和思想倾向强化了这种敌对的观点。为了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排斥和压制这一非民族群体，犹太人的种族性质被刻意放大和凸显，犹太人本质上变成了陌生人甚至是与民族国家格格不入的邪恶团体。此时的反犹主义虽然是从最初的宗教冲突发展而来，但与此关系不大。法国的德雷福斯案和俄罗斯的反犹暴力都不是以宗教的名义，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纳粹也不信仰基督教。他们的反犹太主义变成了种族主义。

对黑人来说，种族主义首先为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辩护，其次为种族隔离和歧视服务，这是现实的权力结构。美国的种族制度严格保护所谓的白人。许多白人和黑人奴隶的后代非常苍白，在另一个社会可能被认为是“白人”。而种族隔离下的美国是一个“有色人种”，目的是为了限制现有权力结构中享有“白人”特权的群体范围。

Ferid Kesen没有提到针对华侨的种族主义，其实是一个很合适的例子。在世界上，华人可以和犹太人、黑人并列，是一个典型的离散群体:他们都有着明显的外貌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至少在历史上被一些国家的主流民族视为局外人。但是，和犹太人、黑人一样，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并不是从中国人移民海外的一开始就存在的。然而，随着中国移民数量的增加，东道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权力结构产生了影响。这时候中国人的形象被漫画化，被贬低，本质虽然勤劳却变成了劣等种族。它们的繁衍也会威胁到东道国的人口和秩序，这是19世纪末“黄祸论”的背景。

因此，种族主义发展的历史顺序是现实的权力关系或利益诉求优先，而概念和理论不仅落后，而且可以根据权力结构进行修正。种族关系由生理和外貌决定的“常识”不仅缺乏历史依据，而且有避是非之嫌。比如在提到某个特定的种族或族群时，不喜欢的人会马上指出他们的反应是自然的，基于对方的生理特点和生活习惯，而不是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但是，历史上有太多的例子表明，当一个被憎恨和排斥的群体获得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优势时，对他们“本性”的厌恶就会逐渐消失和消退。当然，一种观念形成后，会脱离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偏见传播。例如，很少有犹太人和黑人社会会对这些群体有偏见，但这不仅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也是权力和利益冲突的曲折反映。

种族主义通常表现为从外貌、生理、遗传等角度定义群体和个人的身份，以及更多的内在事物，这在世界历史的过去是很常见的。然而，通过对种族主义的历史考察，费里德·克森强调，群体之间的本质差异是理解种族主义的最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他指出，过度强调任何因素都有使其本质化的危险。在一个后种族主义时代，很难通过外表来公开定义个人身份，费里德·克森认为“带有决定论的文化特殊性”实际上可能会取代种族主义的作用。这里的“文化特殊性”不包括任何古典种族主义的生物学特征，而是指宗教、历史、语言、传统等“文化”因素。

如果一个群体的各种“文化特征”被自己或他人夸大到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那么实际上就把这个群体变成了另一种。费里德·凯森的书出版于2002年，他在书中提到了穆斯林可能被“本质化”的危险，但没有详细说明。我对这种本质化的理解，不仅要包括“被本质化”，还要包括“自我本质化”。费里德·凯森将这种倾向称为“文化种族主义”，值得当代读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