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战争前后领土变化 印度反思中印边境战争，中印战争之前的国际形势介绍

在1962年输掉与中国的战争之后，尼赫鲁在印度上院发表陈述，指出本国在这场战争中认识到今日的世界不会有弱国的位置。事实上，在那之后的四十五年里，印度官方和民间一直在进行反思。最近，专栏作家特贾斯．帕特尔在印度NDTV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印度输掉了1962年边境战争》的文章，他认为正是当时的印度领导人导致了本国的失败，总理尼赫鲁和国防部长梅农过于自信，自认为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危机，他们相信即使推行 “前进政策”，中国也不会敢于攻击印度。帕特尔还认为当时的情报局负责人穆里克也应该为此负责。在对可以获得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帕特尔指出造成印度在东部前线失败的可能因素主要为:领导人对中国政府政策的错估；一支装备不善而且没有准备好的印度军队；中国对印度意图的猜测。印度当局错估中印边境局势在惨败后不久，印度军方就指派亨德森．布鲁克斯中将和巴贾特陆军准将对战败原因进行深入调查，虽然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尚未解密，不过一位名叫麦克斯韦的英国记者可能从某高级官员那里获得了报告副本，他在自己的书中介绍了这份报告的概要。1992年，印度政府又发布了由国防部编写的官方历史《1962年与中国的冲突》。帕特尔认为，这两份报告都指出一支装备不良、没有做好战前准备的印度军队被迫与强大的中国进行较量。帕特尔在他的文章中表示，1961年以前一直担任印度陆军总参谋长的蒂迈雅将军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蒂迈雅在1962年就表示无法想象印度如何独自与中国展开较量，即使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也不可能与中国匹敌。他认为应该让政治家和外交官来保证本国的安全。尽管如此，在情报局支持下，印度领导人还是命令军队推行“前进政策”。所谓的“前进政策”是指印军在争议地区设置哨所，其中的一些甚至设立在中国哨所的后方，事实上印度从1954年开始就一直奉行这样的政策，并且不断招致中国政府的抗议。尼赫鲁推动这项政策是因为他相信，中国不会向得到美国和苏联支持的印度发起进攻。帕特尔引用了官方发布的历史，证明部分军官反对尼赫鲁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意识到本国尚未做好面对边境上中国军队的准备。例如，官方历史指出，在1959年到1960年，东部司令部司令官托拉特将军就已意识到中国对东段边界的威胁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陆军司令部以及国防部长对此未予理会，这甚至也没有引来尼赫鲁的注意。尼赫鲁没有听取反对意见，相反他任命了一些顺从的军官担任高级职务，这些人执行了他的命令，最终导致了印度的耻辱，帕特尔认为陆军最高司令部的政治化是造成印度失败的一个原因。印度士兵行军帕特尔还指出，除了决策失误之外，更糟的是，领导人强硬和不负责任的声明使得中国能够以“自我防卫”为借口向印度发动进攻。例如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在1962年2月4日就宣称如果中国人不撤出争议地区，印度将会采取行动将中国人赶出去；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前一周，尼赫鲁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帕特尔称情报系统的失误也是造成印度失败的原因。印度对于中国军队的力量，机动能力以及战术缺乏了解。帕特尔还引用了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观点，指出印度情报部门对中国的情况做出了错误判断。他们依赖中情局的简报、报纸报道以及印度驻华使馆所提供的信息，而这些关于中国国内经济危机、中苏关系以及台湾局势的报告使得印度相信中国不会对“前进政策”做出强烈回应。最终，几乎在整个1962年，中印双方都在边境两侧紧张对峙。10月10日，由于印军侵犯中国边境，局势急剧恶化。决定性的战斗在10月20日打响，当印度军队再度发动攻击时，中国边防部队在东西两线开始进行反击，战斗主要集中在瓦弄、达旺和阿克赛钦地区。印度军队的问题虽然当时印度领导人非常乐观，但是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却是另外一回事。帕特尔认为，由于在西藏有物资储备，中国军队的后勤有一定的保障，并且士兵也受过良好的山地作战训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军没有做好与中国作战的准备，极少数士兵有山地战的经验，所使用的陈旧武器并不适用于山地作战。后勤保障也有问题，士兵没有足够的冬装和鞋，缺少火炮和弹药，军队所装备的火炮在山地使用极不方便。由于没有公路网，交通也很不便利，补给和保障主要通过空中完成。除此之外，印军的士气处在最低点，军方的指挥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熟悉瓦弄地区的拉其普特人被派往对于他们而言非常陌生的区域，无计划的征召以及对原有军队编制的打乱削弱了印度军队的战斗力；而坐镇德里的总参谋长居然在情形不明的情况下向前线下达了占领扯冬哨所东北1000码处的一个中国哨所的命令，实际上那里的中国军队处于优势地位，对于当地印军而言这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四军指挥官考尔中将也是被指责的对象，他奉命率军将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上赶走，而实际上考尔基本没有指挥类似行动的经验。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无视军队的指挥系统，官方历史指责他越级直接与陆军总参谋长接触，有时也越过中级军官直接向下级军官发布命令。帕特尔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不使用印度空军的决策也是争议的焦点。在1962年的战争中，印度空军没有发动任何进攻行动，仅仅被用于向前线的军队空投补给。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印度使用空军，战争的结果也许将会发生改变。例如，前空军少将特瓦里曾在《印度防务评论》上发表文章表示，如果印度使用了空军，溃败的一方可能会变为中国，他谴责了当时的情报局负责人穆里克，因为后者认为一旦使用空军会导致印度城市遭到中国轰炸机的报复。帕特尔指出，尼赫鲁亦曾一度将希望寄托于天空，他曾写了两封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请求美国空军提供支援。这两封分别于1962年11月15日和20日寄出的信件仍然处于保密状态，不过《尼赫鲁传》的作者戈帕尔在他的书中透露了信件的内容:尼赫鲁认为局势相当绝望，请求美国立即支援最少12个中队的全天候超音速战斗机以及建立雷达通信系统，并且在印度人员完成训练之前，由美方操作这些战斗机和装备，他甚至还寻求获得两个中队的B-47轰炸机以用来打击中国的基地和机场。中印战争之前的国际形势介绍：1962年的中国，虽然被美国等西方世界国家长期孤立，但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尚未闹翻，通过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国际活动上的表现，在“第三世界”中也树立起了相当良好的形象。而中印边界冲突，让中国好不容易在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中赢得的地位和形象一落千丈，周恩来甚至不得不给外国领导人写万字的长信解释战争原因和中方立场以求其理解。中国之所以在军事胜利之后迅速后撤，与外交上的这种被动情况不无关系。

中印战争前中国外交拓展形势很不错

中印战争之前，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努力可谓卓有成效。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的表现，极大地拓展了新中国的外交空间。1949-1954年，除社会主义阵营外，同中国建交的亚非国家仅有印度、缅甸、印尼和巴基斯坦4个，而从1955年万隆会议到1962年中印战争前夕，共有尼泊尔、埃及、叙利亚等17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最重要的是，自周恩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提出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幅度改善。如巴基斯坦总理苏格瓦蒂在1956年10月访华时曾对周恩来说：“在阁下参加亚非会议以前，许多人并不清楚中国的立场和目的，……如果不是由于看到你在那次会议上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也不会敢于到中国来。”缅甸总理吴努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则说：“我深信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中国最大愿望就是求得和平。”即便是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印度，其国内舆论也对中国的“和平共处”立场取普遍赞扬的态度。

1962年中印冲突期间，周恩来说“33个国家支持中国或中立，50个公开支持印度”

众所周知，从1962年10月中印边境战争打响之日起，美苏出于各自目的纷纷表态批评中国，支持印度。即便亚非等中立国家绝大多数也都是同情和支持印度，一时间，谴责中国之声大作。当时到底有多少国家支持印度，又有多少国家支持中国呢？据周恩来1962年11月24日在一篇对外讲话中介绍说：“从亚非范围、西欧范围（美、澳也是西方国家范围）来说，有三十三个国家是支持中国或者同情中国或者守中立的，公开支持印度的有五十个国家。三十三对五十，包含西方世界。所以并不孤立！”（周恩来《关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十个问题》，《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册）

实际情况是：支持中国的仅有北越、朝鲜、巴基斯坦、几内亚等七八个国家

实际情况并没有周恩来所讲的那么乐观。在这场冲突中，公开表示支持中国的仅有北越、朝鲜、缅甸、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加纳等七八个国家，而且他们支持中国的目的各不相同。北越、朝鲜等国是需要中国提供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援助，因此明确表态支持中国。1962年11月2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中国。胡志明在11月24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说：“我认为中国政府最近为了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做出的决定和正在实施的措施是最合理的。越南人民以及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期待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努力以恢复两国边界的和平。” 11月23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中印边界问题是帝国主义对中印两国实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朝鲜政府希望印度政府毫不拖延地接受中国政府的建议。（《亚洲国家（地区）与中国的关系》，下册（东南亚），1965年5月，第33页）而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等国则是因为与印度有矛盾，因此表示支持中国。比如巴基斯坦总统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是印度的行为导致了冲突。（《亚洲国家（地区）与中国的关系》，下册，1965年5月，第170-171页）

反对中国，同情和支持印度的国家共至少有75个

在这场冲突中同情和支持印度的国家要多得多，据戴超武统计，至少有75个。这些国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A、美英等西方国家及亲英美国家站在反共的立场上攻击中国美国英国攻击中国支持印度，甚至为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塞浦路斯等英联邦成员国也纷纷向印度发去函电表示同情和支持。日本首相池田勇人1962年11月5日致信尼赫鲁说：“共产党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解决同贵国的边界争端的手段，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这个行动构成对亚洲和平事实上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泰国认为中国挑起边界冲突“是因为国内面临困难，企图借此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一位泰国高级政府发言人称：“印度在它同中国的争执中应当得到世界的同情。”（《参考资料》1962年第5356期）。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致函尼赫鲁说：菲律宾最充分地支持印度，“这种侵略行为是共产党中国的举止的一部分，它经常不仅威胁印度的安全，还威胁亚洲其他国家的安全。”（参见新华通讯社国际部编印：《亚洲国家（地区）与中国的关系》，下册（东南亚），1965年5月）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在加尔各答对记者谈话时说：“当中国占领西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对印度有野心，想要更靠近印度边界。……中国人对其他国家不怀任何好意，除非这些国家接受中国人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对印度的进攻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惊奇。他们（中国）想炫耀自己的实力。”（《参考资料》1962年第5356期）中东地区的国家几乎完全支持印度。以色列总理复函尼赫鲁说：“我们深为钦佩印度在边界争端的严重阶段表现出来的克制和忍耐。”约旦首相称：“在你们受到共产党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时，我对你怀着深深的关切。”科威特埃米尔说：“这个敌对行动竟然在您的伟大的国家令人称赞的集中精力从事争取印度进步和繁荣的时候发生，这是不幸的。……印度目前有着把一个强国驱逐出边界的艰巨任务。我们肯定，印度将在斗争中获得胜利。”（《亚洲国家（地区）与中国的关系》，1965年5月）B、许多参加不结盟运动的亚非国家指责中国是“侵略者”还有一些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认为印度是中国“侵略”的受害者。大多数非洲国家明确地站在印度一边就是出于这个原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仅认为印度提出的撤军建议是有根据的，而且还向印度出售轻武器。苏丹谴责中国的“侵略”。突尼斯外交部表示“中国动用军队对付印度，从而忽视了万隆原则与和平共处原则”。尼日利亚总理说：“中国的强权就是真理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相信这种说法的任何国家都应该受到谴责”。埃塞俄比亚把中国称为“侵略者”。乌干达认为“直到战事停止为止，没有人会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非洲国家（地区）与中国的关系》，1965年5月）C、苏联也选择支持印度，并认为中印战争的本质是为争夺亚洲大陆领导地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60年代初主张与社会制度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与继续坚持斯大林式“武装输出革命”的毛泽东之间分歧严重。故而在中印战争中，苏联的立场也明显偏向印度，据1963年5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这样评价中印之争：“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的印度，是中国在亚洲大陆争夺领导地位的最大障碍，于是便企图利用边界冲突，称印度已不再是不结盟的中立国家，以此损害印度的声誉。……中国领导人竭力人为地将对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从统一的反帝阵线中分离出去。但是这种做法不仅得不到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兄弟党的支持，而且显然在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得不到支持。”（戴超武《印度外交政策、大国关系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

不少国家虽保持中立，不支持任何一方，但仍认为中印冲突责任在中国

即便是严守中立不支持任何一方的亚非国家，也认为中印冲突的主要责任在中国，是中国军队的进攻导致了战争和混乱，因此即便在其对中印冲突进行调和时，明显会偏向印度一方，比如埃及、伊拉克、锡兰、尼泊尔、蒙古、阿富汗、柬埔寨西等国。伊拉克亚非团结委员会在调解中印争端的声明中认为战争的责任在中国：“中印停火与和平解决应该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尊重和维护国际尊严，反对中国军队越过他们之间在这一争端爆发前的传统边界而引起的混乱后果。在埃及、柬埔寨等亚非六国为调解中印冲突而举行的科伦坡会议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称中印冲突是“对我们的生存和不结盟本身的威胁”，她说，这使得印度“不得不寻求西方的援助，这种援助急切地提供了——这个行动是违反不结盟的基本原则的。为了尽快实现停火，亚非六国在科伦坡会议达成的“建议”中认为中国军队应该后撤20公里，印度军队维持现状，然后进行谈判，这明显是在偏袒印度。

为扭转外交困境，周恩来给亚非国家领导人写了一万多字的长信谋求支持

为了扭转外交上的不利局势，1962年11月15日，周恩来不得不专门给亚非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一万多字的长信，谋求他们同情和支持中方立场。这封信都发给了哪些国家呢？据当时参与发送此信的叶霞珍回忆说：“这批信件全部是用电报发出的。外交部规定信件按要求时间分三批发出，11月15日至17日完成。三天，计发出电报60份，682665字。有4种文字，其中:中文25份，328236字；英文26份，258880字；法文7份，74584字；西班牙文2份，20965字。60份电报分别发往36个国家，其中：亚洲14个国家，非洲12个国家，欧洲8个国家，拉丁美洲2个国家。经北京局直达电路拍发的4份，45075字；经上海局转接的56份，63759。字。北京局实际批报量相当于国际报房平时一个半月的业务量。（叶霞珍《圆满完成周恩来总理交办的通信工作》）

直到1964年，突尼斯总统还对周恩来说：“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愿意听的”

时隔一年，1963年底，为了真正能改善中国因为中印冲突带来的外交困境，周恩来出访了亚非14国。出访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仍能从中看到中印边界对中国外交形象的影响。1963年12月27日，中国代表团到达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摩洛哥国王的弟弟、一位19岁的亲王就曾对陈毅说：中国的对外政策太强硬，中国这么伟大的国家，不应如此，等等。（查俊峰、苏敏、何应龙《晚年陈毅》，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1964年1月9日，中国代表团到达突尼斯，在当天下午周恩来与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第一次单独会谈中，布尔吉巴认为中国政府的言辞过于“激烈”，得罪了不少潜在的朋友，他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遮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愿意听的。”（《中国外交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6月版P297）由此可见，中印战争之后，中国的外交形象受到了很严重的损害，亚非国家在整个60年代都对中国心存疑虑。中国为谋求和维持与他国的友好关系，乃至于不得不拿出更多的对外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