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胡适：一颗清亮的大星 回望胡适：一颗清亮的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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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胡适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第一人”或“当今世界六大最聪明人之一”，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与鲁迅齐名，是两岸推波助澜的“文化英雄”。

他很小就接受了新的教育，19岁在美国学习。胡适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代人中，杰出的人物寥寥无几。他对国家自然而深厚的感情，也体现在他对政治和现实的严厉批判中对中国的深切关注。

熊培云曾经说过:“如果你想念胡适，你就会想念中国一百年。”面对在文化与政治的纠缠中节节败退、无可奈何的困境，胡适的激情绽放，冷却成令人心碎的自嘲……他的人生转变，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晚清远道而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但胡适绝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教授、校长、主编、政治杂志出版商，他塑造了舆论，几乎与每个时代都有全方位的摩擦。他始终恪守自由主义传统，反对暴力。人的独立自由和他所需要的时间是他对时代的处方。“从左到中左，中右，再到右”，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往往成为攻击的中心。所以有人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成名，却在不断的激进化中落后。他是快速转型时代的宠儿，也是时代的悲剧承载者。”

历史是一片有问题的云，对待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在他身后，攻击还没有平息。我们曾经从政治高度把他确立为“公敌”，在分工上与蒋介石合作。毛泽东对此有长远的看法:“说实话，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但应该是现实的。21世纪，回复他当时的名声。”

的确，胡适先生从时代的泥潭中跳出来的成就和坎坷，应该看得更清楚。同时，那一代人所面临的“痛苦与异化”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当下“知识分子”的内心:理智与情感、个体自由与集体幸福、鲜明的个性与一致性...这些深刻而矛盾的选择还在心底...

人类今天的现状，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和无知造成的。

但是后代如何评价我们，

这取决于我们完成任务后，

人类会是什么样子。

文章选自《胡适:最强大的孤独者》

—1号—

时代前夕

“在阅读了出版业的孤独和教育部门的沉默之后，我意识到张勋的恢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我已经下定决心20年不谈政治，我要在思想和文学上为中国政治架构提供一个创新的基础。”

“如果我们回来了，请看看会发生什么。”

"既然我们又回来了，你就会知道区别了。"这是荷马的《伊利亚特》第十八章的一首诗。1917年3月，26岁的胡适把这句话翻译成日记。四个月后，胡适乘船横渡太平洋，在阔别七年后回到中国。

胡适对这段恋情情有独钟。两年后，他在北京青年中国学会的演讲中再次提到，并重新翻译:“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会看到不同。”在演讲结束时，他喊道:“这是中国年轻人的精神。”

胡适赴美时，仍是宣彤的称号，回国过新的一天，但这位满怀憧憬的外国“博士”下了船却大失所望。国号变了，国体也变了，但他没有看到任何新的气象，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依然死气沉沉，古代文明如一潭死水，看不到生机。

他去书店的时候更郁闷了。他拿出一本《微墨学》，这还是梁启超十四年前的旧书。他一句话也没改:当年最受欢迎的小说是《新华春梦》。他又去看英语书了。“大概是17世纪的书，其中有几本19世纪的书，与欧美的新思潮无关。”。著名的英语老师连萧伯纳的名字都没听过，更别说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了。

胡适更感慨地说:“看到这种奇怪的情况，我真的能泪流满面。现在中国人饿了，有些粥厂给他们粥。只是饿的人真的没东西吃。你能用“九尾鱼”和“十尾鱼”充饥吗

伴随着文化的苍凉，在政治上依然苍凉，虽然日复一日。中华民国虽然建立了，但是真正的民主共和制还远没有建立起来。1913年3月，国民党主席宋遇刺身亡。随后袁世凯罢免了国民党总督李烈钧、胡、、白。孙中山、黄兴争袁，自称“二次革命”，不久失败...就在胡适回到船上在横滨停靠补给的时候，张勋的辫子兵刚刚冲进北京，导演了一场复辟闹剧。

中青年胡适

在这个时代变革的前夕，感到孤独和沮丧的不仅仅是胡适。当时远在北京和周树人的鲁迅，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自取灭亡。他摇着蒲扇。“从密密麻麻的叶缝里一点一点地看着天空，晚蝗蚕常常冷冷地落在头上和脖子上。”。参观琉璃厂和复制古代遗迹是周树人痛苦的唯一寄托。

“当我在1917年回到中国时，当我到达横滨时，我听到了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到了出版业的孤独，看到了教育界的沉默。我只知道张勋复辟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下定决心20年不谈政治，我想在意识形态和文学上为中国政治架构创造一个创新的基础。”胡适后来在《我的电路》一文中写道。

—2号—

文化的破壁人

胡适，2067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就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军人物。按照余英时的说法，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没有别的例子。

胡适于1917年9月10日正式申请北京大学教授一职。此时距离他二十六岁生日还有三个月零一周。北大校庆和胡适生日恰好在同一天，都是12月17日。

蔡元培掌管北大的时候，是人才济济的时代。陈独秀、李大钊、钱、高、周作人、刘半农、陶。“26岁的胡适是最年轻的人之一。但他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这一毋庸置疑的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表明他是这个规模虽小但组织有序、影响很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1917年，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并非“没有英雄”。严复、康有为、张、、梁启超等大神至今健在。其中年纪最大的严复六十五岁，年纪最小的梁启超只有四十五岁。但就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已经进入了“退休”阶段，否则刚刚回国的胡适也不会在书店里找到书看。他面临着一段白色思维时期。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最困惑的是中学与西方学校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进入民国后，中国的政治体制虽然呈现出略西方化的形态，但一切实质性问题仍未解决，政治现象更加混乱。

面对时代的挑战，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思索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却无法突破晚清“西学东渐”的思想格局。

至于文化这个核心问题，当时没有人能起到引导作用。严复晚年思想越来越保守，就再也不想谈西学，更不想谈中西合璧，甚至回到了洋务运动的“以学为体，以西学为用”。国内知识分子的思维遇到了一堵硬墙，他们继续打破。胡适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了。他的优势不仅在于接受良好的正规西方学术培训，还在于对西方思想文化和工业文明有第一手的经验和观察。

胡适用来破壁的武器是一种“批判态度”，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这种重估价值的态度，提出了中国如何从科技和政治层面走向文化层面的现代化问题。所以它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此后，“中学”、“西学”等旧名词基本上被“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等概念所取代。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书中，余英时认为:“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酝酿新的突破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局面，但由于方向不确定，表面上显得很平静。胡适正好在这个“关键时刻”打开了一个很大的思想缺口，让很多人发泄自己长期以来的问题和情绪。当时所谓的‘新思潮’就是这样形成的。”

胡适与外国友人

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史教室成了第一个重估的实验室。

原来，老教授陈翰章在北京大学教中国哲学史。他从三皇五帝开始，讲了半年周公。有同学问他:我什么时候能这样说完？他回答:“说不完也没关系。说完了，就能说完一句话；说不完就永远说不完。”

胡适接手后，第一次运用现代西方科学方法，删除了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直接从孔子和老子入手，力图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的体系和中国哲学发展的线索。不谈权威，谈证据，用西方逻辑讲墨子，孔子已不在上面，百家争鸣，可以讨论批评。

历史学家顾颉刚坐在教室里。他后来写道:“他不顾以前的功课，重写了讲稿，从《中国哲学的时代》一章开始，用《诗经》解释时代，把唐、虞、夏、商抛在后面，从开始。这个变化一下子给了满脑子三皇五帝的普通人一个重大的打击，惊得走不下去了。”这种思想就像走进万木草堂的梁启超一样震撼。

经过一年的教学，《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也出版了。这是基于他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和扩充。北大蔡元培为此书作序，提出了四种思想的价值:证明方法、简明方法、平等视野和系统方法。

胡适所持的“重估”的方法，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实验主义”。在胡适看来，实验主义的基本意义只在于它的方法论，而不在于它的“主义”或“哲学”。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写道:“实验方法至少要注意三点:从具体事实和情况出发；一切理论都是理想的，一切都是正义的，只是有待证明的假设，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理论和理想都需要实践检验。”胡适特别指出“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时隔半个多世纪，这句话又以非常相似的形式被提了出来，再次掀起了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3号—

正义的愤怒

如果不把孔子和他身后的儒家从神坛上拉下来，从解放思想到改变习俗，就不可能有进步。就像鲁迅说的，连搬椅子都会流血。

一般认为，胡适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按照郑振铎的说法，是“麻烦的征兆”。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19年2月出版，第二版于3个月后印刷。同时，陈独秀于1918年12月创办《每周评论》，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嘉伦也于1919年1月创办《新潮》。这两本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强大盟友。以胡适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从此全面展开。

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法宝，正是因为白话文作为工具的变化，煽动着中国文化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型。

在价值评价的过程中，孔子和儒家自然成为目标。孔子权威动摇，文化保守主义松动。胡适在艾··致的序言中写道:“各种吃人的礼教制度，为什么不挂别的牌子，宁愿挂孔先生的牌子呢？”正因为2000年食人的道德规范体系挂着孔丘的招牌，所以这块招牌——无论是老店还是假货——都不能不拆。砸了就烧！"

胡适认为，最后的一战，就是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来，砸了烧了。不砸孔家店，新思想就不会生根，西方新理论就不会引进。“重建文明”毕竟是个空字。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打倒孔家店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打倒孔子，而是为了消灭垄断人们思想的神话孔子，打破儒家的宗教外衣。说到底，胡适是反孔子的“信任”和反孔子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反孔子的“本来面目”。

另外，胡适“挑战”的态度相对温和，他选择了谦虚的“愚见”。在最后一篇文章中，他特别提到希望读者能够改正错误。也就是说，胡适认为他只是提出了一种意见，抛砖引玉，用讨论的态度研究问题。

老胡适

而陈独秀则认为胡适的态度过于温和。在接下来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期，他亲自写了一篇《论文学革命》，声称是“愿意拖四十二个学生的大炮开在前面”。陈独秀全面提升了胡适的观点和态度，不仅高举“文学革命军”的旗帜，而且在他的“三大革命主义”的旗帜下写下了一部伟大的著作。

胡适看了陈独秀的文章后，觉得不妥，写了一封长信回来。胡适说，虽然他在诗歌中与朋友交谈时经常使用“文学革命”，但他在写文章和发表文章时仍然使用“改进”而不是革命，这是一种“愚见”，而不是一种教条的判断。胡适认为，文学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决定的。他希望国内知识分子能冷静研究这个问题，等到讨论成熟了，问题就解决了。他不敢绝对正确，但应该允许别人“纠正”。

但是，陈独秀不同意。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承认，自由讨论是学术发展的原则，但就白话文学而言，已经很明确了。“不会有对手说话的余地；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一代人提倡的东西当成绝对的，不允许别人纠正我们。”钱的态度更为激进，白话文的反对者被直接贴上“选择学妖孽、桐城谬论”的标签。他的态度是，敌人不投降，他就灭亡。

骂不骂？“绝对是”还是“量化义”？激进与保守，两种态度两种取向，在新文化运动中第一次相遇。“骂派”是陈独秀、钱、鲁迅，他们都有留日背景；胡适、王、、任鸿隽、等。，都在美国留学。在美国和日本留学的两组学生知识背景不同，价值观和信仰也不同。虽然他们开始在一起，但他们分道扬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胡适的“宽容”和同事的“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部裂痕，最终导致群体分裂。这种“绝对存在”的态度，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宽容空的精神，成为胡适后来所说的“正义的愤怒”。对自由的追求走向了反面。

晚年，胡适在给苏的信中写道:“正义之怒”是指他自己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所有与我不同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所有武断、武断、忍耐和毁灭通常都是从“正义的愤怒”开始的。"

[参考书目]

胡适:孤立的人最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