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真是被汉武帝灭掉的吗 事实没有那麽简单 匈奴真是被汉武帝灭掉的吗 事实没有那麽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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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新

在中国历史上，秦煌和吴晗齐头并进，都自称是伟大的人才。特别是汉武帝东征西讨，大大扩大了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历史教科书从小就告诉我们，汉武帝的将领卫青、霍去病攻打的是最具威胁性的敌人匈奴。从此匈奴无力对抗西汉。但是武帝真的打败匈奴了吗？西汉为此付出了多少？西汉时期匈奴的苦难是如何得到缓解的？

早期的战略战术有可取之处，但代价很高

汉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在位初期变得富强起来。得益于有效的国家马政，西汉边境诸郡养马数十万匹，形成了一支训练有素、实力强大的骑兵部队，构成了抗击匈奴的军事基础。

梁武帝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调集30万大军埋伏在玛伊周围，希望一举歼灭匈奴。然而，如此大规模的部队集结，很难保密。匈奴得知汉武帝的计划后，退兵。这一未实现的埋伏，引发了近百年的中匈战争。马毅的阴谋固然显示了汉武帝强大的进取精神，但他的大喜也暴露无遗。早在138年前，梁武帝对成功的渴望就开始显现迹象。他派张骞到西域“灭胡”。

汉武帝对匈奴的用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玛伊的阴谋到前119年漠北决战，汉军频繁进攻匈奴；在118年至104年前的停战和政治和谈期间，双方要么没有战争，要么冲突不激烈；前103年后，武帝再次大规模进攻。

前129年龙城之战，汉武帝以四种方式向匈奴派出4万汉军，但其中有三种失败了，或者兵力损失，甚至全军覆没，被俘。龙城之战，西汉将士死伤1.7万人，但只有卫青一路斩敌700人，突破了匈奴联合祭天的龙城，汉武帝首战不利。

此后，在西汉对匈奴的进攻战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间接”的对敌进攻策略，并得到了卫青、霍去病等优秀将领的很好实施。无论是卫青打赢巩固河套以南沙漠地区的两次战役，还是霍去病攻占河西走廊的两次战役，汉军一般都是向非主攻方向发起佯攻，迷惑匈奴，难以支援。主攻方向不是单纯的正面攻击，而是经常运用大范围迂回、远距离突袭、突如其来的突袭等战略战术，充分发挥骑兵的速度优势。

莫南战役

然而，在几次胜利后，汉武帝犯了大喜过望的错误，试图在一场全面决战中彻底击败匈奴。导致主力最后一战的准备过程往往漫长，物资消耗大，保密性差，匈奴也做好了战斗准备，导致进攻的突然损失。

前123年的尹蓓之战，汉武帝派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率领十万骑兵。部队全部越过阴山东段，直接进攻匈奴单于，没有其他部队的配合和佯攻。战斗中，汉军杀敌一万九千人，还损失了三千多精锐骑兵，导致前将军赵信战败，投降匈奴。因此，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卫青在战后并没有被封侯。

前199年，汉武帝在漠北发动决战，是霍去病在两次河西战役中取得辉煌战果后的一个热头。汉武帝致力于全国，以“马私职”动员了二十四万匹马。几十万步兵运送补给、粮草和后勤物资。卫青和霍去病分别率领骑兵5万人，总兵力50万人。是役，匈奴损失了9万多人，大量的马匹和牲畜。战争结束后，匈奴无法在莫南立足，迁往蒙古高原西北部。

漠北决战

但是西汉为这场战争付出的军事代价是什么呢？汉军伤亡七八万，相当于匈奴，损失马匹十万余匹。这对于战马相对较少的西汉来说太过昂贵，导致汉武帝在后期的战役中已经无法调集那么多战马。此外，卫青和霍去病的骑兵部队分别在蒙古沙漠行进了1000和2000英里。由于当时落后的交通和后勤制约，汉军在战前马匹、物资和人员的损失肯定是相当高的。

在漠北决战中，汉武帝放弃了间接进攻敌人的有效策略，与匈奴对峙。汉军的优势战术如佯攻、迂回机动、偷袭等都无法发挥出来。再加上物资的困难和损失，漠北之战取得了胜利，但却是“杀敌一千，败敌八百”的惨烈胜利。其实西汉和匈奴都被削弱了，接下来的七年双方几乎没有什么战争。

漠北决战不仅是武帝反匈奴之战的高潮，也是关键的转折点，其“大喜过望”的性格对其沉重的军事和经济成本负有主要责任。在征伐匈奴的伟大事业中，汉武帝所谓的“大才”，也在漠北决战中结束。

后期的攻略和教练的选择都是无用的，匈奴的实力恢复了

经过十多年的相对和平和政治谈判，中匈冲突再次激烈起来。此时的武帝偏爱李夫人和李延年，后两者的兄弟李光利将军被武帝重用，但李光利的军事能力平平。前103年，赵破奴2万骑兵被8万匈奴人围困，全军覆没。此后，西汉三次进攻匈奴，都是以李光利为首。结果一次失败，两次失败。

由于前期战马损失巨大，尤其是漠北之战，梁武帝后期协同进攻匈奴。步兵有利于防守，但速度和冲击力远不及骑兵，在运动战中会拖垮骑兵。没有骑兵的保护，步兵单独支援会更加困难。在1999年的季峻山战役中，李陵训练有素的强步兵和弓弩手部队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5000人的汉军在有利地形的掩护下，与匈奴的8万骑兵搏斗了十几天，还是摆脱不了追击和围攻。最后，李陵战败被俘。同期，李光利3万骑兵攻打匈奴王献，汉军死伤67人。

汉骑兵

前90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匈奴。西汉十四万大军分三路进攻，其中李光利七万。是役，李光利的主力战败，在浴血奋战一千多年的情况下，体力和士气都丧失殆尽。李光利得知妻儿因“巫术诅咒”被抓，不愿出战，于是率军投降匈奴。汉武帝后期的战略除了用人失察之外，更为僵化，除了被动防御，盲目寻求与匈奴决战。虽然后来几场战役都有多次进攻，但他对匈奴军队的部署并不了解，基本上是盲目分兵，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另一方面，漠北之战后匈奴的战略，一方面是主动进行政治谈判，争取时间恢复实力，另一方面是在战争中加强对汉军的侦察，充分利用对地形、地势的熟悉优势。汉军主力强大的时候，匈奴把军队藏起来不让敌人发现，让深入敌境的汉军找不到对手，返回不成功；汉军孤军深入，匈奴被优势兵力包围，最典型的就是军稷山之战。同时，匈奴还利用西方国家的反复无常，采用“间接”的战略手段，使西汉军事力量在西域长期消耗，从而减轻了汉军对匈奴的正面压力。匈奴也吸取了过去牲畜产量损失过大的教训，在战斗前将非战斗人员和牲畜转移到安全地带。

西汉疆域图

总体来说，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战争，在战略规划、选帅用人、战术运用、作战表现等方面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匈奴人却能够重新获得实力，继续与西汉抗衡几十年。那么，匈奴的威胁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呢？这要经过昭帝、宣帝、元帝三个朝代。

战争成本:“生活垃圾，户籍减半”

汉武帝前期对匈奴取得了许多重要胜利，但后期遭受挫折，在三十多年的战争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只是在14年战争初期，西汉军民伤亡十余万，损失战马数十万，耗尽了闻婧统治积累的财富。

据学者邓宏图考证，汉武帝时期国家财政盈余平均为40亿元，王室财政盈余43亿元，总计约83亿元。但只要打赢了战争，武帝赏赐给卫青、霍去病就要花费几十亿美元，超过国家财政盈余，还不算其他士兵的赏赐和征集民夫的费用。再加上几次自然灾害后的救灾费用，即使汉武帝把皇室的盈余全部投入进去，也未必能弥补经济损失空。

武帝时期的战争费用

于是汉武帝任命桑弘羊等大商人为财政官，利用各种手段筹集资金，包括买官卖贵族、经营盐铁、征收酒专卖税、对商人征收财产税等。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国家的财税能力，但也严重抑制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后世重农抑商的手段都源于汉武帝。

桑弘羊

汉武帝为了巩固占领区，把百万人口迁到莫南。当时，随着科技和工业水平的提高，大量人口开垦西北干旱地区，打破了脆弱的生态平衡，“拉开了西北荒漠化的序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失”。更有甚者，汉武帝不仅修了秦朝留下的长城，还修了新的城墙，加强北方边防。西汉长城总长约2万里，工程规模远超秦始皇长城。无论是清地守边还是修筑长城，都是一种劳民伤财的行为，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也可想而知。

西汉长城遗址

当时西汉人口四千多万，梁武帝几十年军国主义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家破人亡，户籍减半”。梁武帝末年，因为连年战乱，百姓过得不太平，起义接连爆发。朱对汉武帝的评价是“去秦始皇的人很少”。

西汉的匈奴是怎么灭亡的

汉武帝后期，颁布了“悔罪”的轮台圣旨。但这一圣旨并不像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意味着汉武帝要改变治国路线，停止打仗和敛财。学者辛德庸认为轮台圣旨只是“调整对外作战战略的权宜之计”。武帝以后，赵帝和宣帝，尤其是后者，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武帝的治国方略。韩宣帝的名言“汉家之制，霸王之杂”可以佐证。

汉宣帝曾经遭受过匈奴国力的大衰落，直到汉元帝才彻底解决了匈奴的苦难。但是在我看来，匈奴灭亡的主要原因不是西汉用兵。因为从汉武帝末年的前104年到汉宣帝在位的前68年，匈奴至少遭受了4次罕见的自然灾害，后两次尤为严重。前71年冬天，匈奴一人独骑数万大雪，人员牲畜幸存者不足10%；在最初的68年里，大饥荒导致了67%的畜牧业死亡。匈奴人口不到一百万，人口损失几万甚至几十万，对其经济军事实力是致命的打击。

汉宣帝

祸不单行。灾难过后，一直没有恢复，匈奴再次分裂。前60年，虚权渠可汗死后，匈奴现有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前57年出现了五汗争位的大乱，数万人死于内乱，畜产品损失十有八九。之后匈奴一分为二，呼韩邪单于带领南方支持者投靠汉朝。随之而来的天灾人祸，再加上周边游牧部落和西汉的联合进攻，使得匈奴无法做到。在最初的36年里，北匈奴知止汗的残余被消灭了。

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生都在与匈奴作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遭受了多次失败，给西汉的财政、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司马迁评论说，汉武帝“免死秦之灾”，西汉的幸存，不仅是汉武帝的幸运，也为西汉最初几十年轻佻赋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武帝虽然耗尽了国力，却没有平定匈奴的边境之患。匈奴最终没有对西汉造成威胁。在更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人口的脆弱经济结构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内乱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