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中世纪的宗教特点 西欧中世纪的宗教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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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12个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会权力和皇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斗争中呈现出相互消长的马鞍状。起初教会权力从属于王权，接着是教会权力凌驾于王权之上，接着是教会权力的衰落和专制王权的兴起。

当教皇的权力延伸到天主教教区时，以国王为首的世俗权力也要求对当地教会行使权力，这就产生了如何调整教会权力与王权关系的问题。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理论是第一个推教皇赫拉西一世在公元5年提出的“双剑论”，即剑象征最高的宗教权力，由上帝交给教皇；另一把剑象征最高世俗权力，是上帝交给皇帝的；双剑理论问世的时候，正是拜占庭王国掌握教会大权的时代。此时的教皇在政治地位上只是皇帝统治下的臣民，在教会事务上很难与皇帝抗衡。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双剑论不仅暗示了帝王统治教会事务，还揭示了“君权神授”的概念。

公元751年后，政局发生变化，拜占庭皇帝失去了对意大利中部的控制。

教皇斯蒂芬二世借此机会提出了更换拜占庭统治的请求。

为了给教皇的领土主张提供理论依据，罗马教会伪造了一份文件——《君士坦丁的礼物》。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罗马教会伪造这份文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意大利中部的领土，也是为了获得对整个西方帝国的世俗主权。

11世纪下半叶以前，王权在王权与教会权力的关系中占据绝对有利的地位。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国王赢得了教会的支持，加强了与教会的联盟，达到了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但同时教会的权力在王权的支持下扩大了，成为封建统治集团中更强的政治力量。

以弗兰克和德国为例:

8世纪中叶，侏儒管道为了篡位，用加洛林王朝取代了莫洛温王朝，这需要罗马教会的政治支持，也为他的篡位提供了理论基础。

罗马教会与以侏儒管道为代表的封建大阶级有着相似的经济基础和相同的政治利益，需要向新的世俗君主寻求军事帮助，以摆脱长期以来拜占庭皇帝的控制，消除伦巴第入侵的威胁。

他们各自的需要建立了西欧王权和教会权力的初步联盟。

在这个联盟的帮助下，天主教逐渐崛起，通过“管涌献土”建立了教皇国。

教皇是由纯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塑造的世俗君主，消除了伦巴第人的威胁，摆脱了拜占庭皇帝的控制，镇压了罗马贵族的叛乱。

矮人管道和他的继承人也依靠这个联盟，不仅成为法兰克国王，还把权力扩大到意大利，成为罗马皇帝，成为西罗马帝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可以和拜占庭皇帝平起平坐。然而，虽然这种联盟对双方都有利，但联盟的主导力量仍然是王权，而不是教会权力。

查理大帝统治时期，主教和雅培的任命完全由他决定。

查理大帝之后，任命主教成为国王的专属特权。教皇的选举权原本掌握在牧师和罗马成员手中，但在查理大帝统治时期被世俗政权控制。

10世纪初，德皇利用教会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奥托的权利”，从而加强了与罗马教会的联盟，支持罗马和教会的改革。

罗马教会的改革是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权力增长的起点。

教会权力的增长是以削弱皇权集权为代价的，这必然导致皇权与教会权力的摩擦，加剧地方封建势力与皇权的冲突。

德国王位的建立和承认，是因为需要反对外敌，这是共同利益。一旦这种外部威胁被削弱或消除，这种共同利益就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大公们试图扩张势力，反对皇权的局面。奥托一世即位后，经历了氏族公爵的反复叛乱，促使他继承查理曼的教会改革，培养教会力量，削弱世俗大公的权力。奥托完全垄断了教会权力，一个重要教区的大主教由奥托的直系亲属担任，不仅在教区内执行宗教事务，还被任命执行国家权力，广泛参与国家重大事务，掌握司法权的重要任务，即“奥托的权利”。

奥托将主教纳入官职等级，减少了对王权的威胁，强化了王权的核心，因为主教制度没有形成世袭家族。

由于王权中央化的需要，奥托二世建立了国家教会制度，但仍处于王权的控制之下。

如前所述，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干预和控制天主教会，是因为天主教会及其牧师在实现封建主义和完善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加洛林王朝实行的是伯爵管辖制的行政体制，而代表王权的地方长官伯爵多为地方封建领主，他们有很强的自治权。

查理曼为了严密控制他们，借助教会权力设立主教区，赋予主教辖区内的司法权，限制和削弱伯爵的权威。

不仅如此，他还派出宫廷祭司和官员担任“巡逻大使”，监督和防止地方官员对土地的贪婪。

在封建化过程中赋予教会和牧师的这一重要职能，使他们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大量增加的国王权益。

正如查理曼所说:“有了那笔收入和那笔财产，有了那座修道院和那座教堂，我就能让一个牧师忠诚起来。”这些主教和雅培也应该为国王提供服兵役、徭役和宫廷的物品。

世俗地主阶级和教会是法兰克国家的两大支柱。

这种统治模式对西欧封建统治力量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教会国家机构的职能必然会加强王权对教会的控制。

首先，查理曼用皇权任免教会神职人员取代了宗教法规规定的教会投票权，随时罢免他认为不称职、不符合皇权利益的主教。

在德国，祭司的权威一直是王权的属性。

教会是王权的支柱。

其次，王权还控制着教会的内外立法。

第三，为了防止主教因房地产和权力的增长而危及君主政体，查理用教会的规定束缚了牧师的生活。显然，弗兰克的君主把罗马天主教看作是一种可以加强君主制、维护君主制的力量。

在西欧封建主义的进程中，教会权力的衰落不仅体现在教会权力与王权的关系上，还体现在教皇对其世袭领地——教皇国的失控上。

9-10世纪，教皇国的管理体制被打乱，堡主、伯爵等富裕家庭各奔东西，教皇权形同虚设。迫于压力，教皇开始将房产长期出租给他们。

如果教会获得独立的权力只是为了自保，那么当教会发展到足以与世俗君主竞争时，控制和支配整个国家的欲望就成了教会权力的目的。

到了11世纪中叶，随着王权的进一步加强和教会权力向世俗国家的渗透，教皇与世俗皇帝的对抗达到了顶峰。

一方面，教皇认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国王认为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西欧中世纪，在教会权力和王权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充当世界霸主的斗争中。

教会权力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摆脱其不利地位。

这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当然是天主教会在王权的阴影下扩大统治范围，使西欧天主教化，逐渐获得管理天主教世界的权利的结果；直接原因是教会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10世纪始于克鲁尼修道院，11世纪下半叶逐渐成为燎原之势的克鲁尼运动。其核心人物有格里高利七世、利奥九世等。

利奥九世上台后，不得不依靠教皇的权力巩固自己在教廷的不稳定地位，首先不得不将国家教会制度纳入教廷。

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在王权中央集权统治下，王侯与王权的矛盾加剧，一股潜在的反对王权的地方势力逐渐形成。1056年，亨利三世突然去世，他的儿子亨利四世只有6岁，高尼丝女王是摄政王，体弱多病。

公爵们瓜分了王室领地，在亨利三世的支持下，他们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教会改革。国家教会制度得到充分发展，教会封建主得到培养。封建领主瓜分了德国王室领地和政治权利，极大地削弱了皇权的中央集权统治。

格雷戈里七世对教皇权威的扩张和亨利四世对德意志皇帝集权的重建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国家教会制度是德国皇权的支柱，也是国家教会制度培养了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的教会贵族，瓜分了皇权，动摇了皇权集中的基础。

格雷戈里七世对教皇权威的扩张和亨利四世对德意志皇帝集权的重建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以争夺教授权威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与宗教的公开斗争中，德国宗教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教皇。

德国皇帝被教皇废黜，德国皇帝的强行告白在理论上削弱了王权的权威。

到11世纪下半叶，以克鲁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就。

在主教权威的斗争中，教会权力从王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了神职任命的话语权，从而将神职人员与世俗贵族分离，消除了神职交易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会力量得到了加强，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教会权力至上主义从神学理论转向社会政治实践，教皇成为统治教会权力和王权凌驾于西欧诸王之上的强大人物。

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建立“宗教权利至上”。

他策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占君士坦丁堡，组织十字军镇压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

在教会内部，他实行专制统治。

他利用自己的政治手腕和德国混乱的政局影响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

在法国，他迫使强大的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屈服于要求，与被废除的英格博格复婚。

阿拉贡的彼得，里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的桑丘和波兰的拉迪斯拉夫都被迫拜倒在他的脚下。

这时，教书的权利如火如荼。

然而，在英诺森三世之后的50年里，虽然教皇们继续捍卫教权，但由于时局的变化，教权在与王权的较量中别无选择，只能滑向低谷。

虽然布尼法斯八世试图追随英诺森三世的脚步，但他重建了逐渐失却的教皇霸权。

但在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中死亡，严重削弱了教会的力量，对王权的上升非常有利。

从历时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尼翁监狱开始，教会的权利崩溃，直到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彻底打破了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的统治。

以上说明中世纪西欧教会权力与王权的关系，根本不存在教会权力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现实是，教会权力和王权在相互结合和斗争中，由于世界的变化而相互消长。

在中世纪的西欧，教会权力与王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而且从空上考察，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

封建社会初期，在新建的日耳曼王国中，只有西罗马帝国的原始居民罗马高卢人信仰罗马基督教，新进入的日耳曼民族都信仰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基督教，不仅无法对这些野蛮的新王国施加影响，反而作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多次遭到新主人的攻击。

面对这种新形势，虽然以格雷戈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痴迷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成员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和扩大教会的权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成为天主教，但这一过程不仅充满艰辛和重复，而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

英国对天主教的接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随着国王的更迭，几经周折才结出硕果。

直到8世纪，欧洲西北部的乌特勒支和弗莱才逐渐成为天主教徒。至于撒克逊人，他们反对征服法兰克人，所以敌视他们的宗教。

直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投降，萨克森才皈依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在10世纪到11世纪慢慢成为天主教。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当天主教的旅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教会的权力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建立完全依赖于王权的支持。

而且由于天主教教育过程的不同，天主教的权威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自然有不同的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