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毕海澜眼中的中国人的等级制度与一般的认知有什么不同 汉学家毕海澜眼中的中国人的等级制度与一般的认知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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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尊重知识，奖掖学识，在所有的国家中独树一帜地创立了科举制度——这是一种衡量一个人是否适合担任官员的考核办法。科举制虽然一直在儒家经典的狭窄轨道上运行，但以知识作为衡量官员的更高标准，比我们的祖先几百年间只注重一个人的勇力的办法先进多了。汉学家毕海澜曾经在他的《盛唐的衰落》一书中引述过一位中国作家的观点。这位中国作家阐述了中国人的等级及其各个等级的价值： 科举制度 >第一等级是士人，因为智慧总是高于财富，正是智慧让人与其他低等生物相区别，让他能够为自己和其他生灵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第二等级是农民，因为他们的头脑没有思想，但他们的劳动为人类提供食物，他们的耕作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第三等级是工匠，人类的基本需求除了食物之外，就是住房等生活用具，工匠满足人的这些需求，所以他们仅次于提供食物的人；第四等级是商人，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多样化，必须有人从事兑换和交易，于是商人就出现了，他的位置诱使他行为不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两头搜刮，所以他的等级较低；第五等级是兵，因为他的职业是对社会进行破坏而不是建设，他消耗其他阶层的产品，不生产对人类有益的东西，所以他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层，他的存在本身意味着必要的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要素之一。 >清代士兵 >中国政府的形式是温和的家长制，但是在实际运行上却很软弱、腐败、专制。尽管如此，中国的人民仍然拥有比西方人想象的多得多的个人自由。正如庄延龄先生在《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没有护照、没有对自由的限制、没有国境线、没有种姓偏见、没有食物禁忌、没有卫生措施，除了风俗习惯和刑事法令，没有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共和国，身在其中，个性不受约束。” >庄延龄 >《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阿瑟·贾德森·布朗着，季我努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作者 阿瑟·贾德森·布朗 着名传教士、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他曾游历多国，并与多国皇室政要有密切往来。布朗曾分别于1901—1902年和1909年到访中国，并对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先后写下了17本调查日记。在华期间，布朗利用传教士的身份往来于官方和民间，并与袁世凯有过亲密接触。不同于西方傲慢的学者，布朗对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有独到而清醒的认识，着有《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近东与远东》《远东的主人》等多部作品。 >译者 季我努 国内着名民间学术团体，以整理出版中国近现代史料为职志，代表性作品有《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等。 >编辑：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所研究生 萧宸轩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以上内容由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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