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陈寅恪 傅斯年与陈寅恪

以下傅斯年、陈寅恪的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一起快速地看一看它们！

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麽天才成群地来？一八九〇年这一代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在这成群而来的学术人物中，有些是单打独斗、靠着本身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广大影响而为後人所怀念，也有的除了个人学术外，还留下制度性的遗业，而至今仍在学术界维持其影响力的，前者可以陈寅恪为例，而後者可以拿傅斯年为例。我个人觉得在近代史家中，傅斯年更像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者费夫尔，首先，他们都是集学术、组织、鉴赏力及霸气於一身的，他们都有长远的学术眼光，对史学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观点，而且他们都主张跨学科的合作，也都在一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成功的聚合各种资源，并尽可能地将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学派。而陈寅恪便是傅氏刻意罗致到史语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只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找到他来领导，是傅氏相当得意的事。一个

“天下英雄独立王者”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交往始于他们在柏林读书的时候。青年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的弟弟陈，应该是一个介绍人。是傅在北京大学的同学。1923年，傅从伦敦大学转到柏林大学，与相识。之后他的同学花了近两三年的时间。可惜他们两人在这一时期留下的资料非常匮乏，为他们制作编年史的人几乎都触及到了他们这几年的生活，除了几段回忆，没有什么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1924年访问德国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留下了这样一个记录:“当时，德国的大多数学生都在混乱中玩耍。他们说孟真和尹柯是宁国府门前的石狮子。他们经常见面吃午饭，大家都同意互相吃，因为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留学的也说:“在柏林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两个是中国读书最有希望的种子，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于大伟”，但他说于大伟更推崇傅的家庭，私下里告诉人们“有一个搞文史的胖子，我们永远不会有光明的前途”。

陈寅恪与的相处，似乎引起了傅研究方向的一些变化。傅来英国时，兴趣是实验心理学和弗洛伊德学说。当他来到柏林时，他的主要兴趣是物理，尤其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然而，在柏林的最后一两年，我们发现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比较语言学。从傅、陈留下的笔记和教案中可以看出两人的一些相似之处。傅斯年先生的遗物中有一本藏文笔记本，和陈寅恪现存的mainland China藏文笔记本是一样的。说明他们可能上过同一位老师的课。陈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师陆德，傅斯年从柏林大学毕业的证书上也记载了他修过但没有获得正式学分的课程是梵文陆德。此外，傅斯年的笔记中有两个关于当时西方学者东方主义的目录，陈寅恪初到清华时所教的课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书目》。当时也在柏林的毛子水承认受陈寅恪的影响，注重比较语言学。我怀疑陈寅恪在傅斯年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他产生了影响，使他转而关注比较语言学。从傅斯年藏书中的购书记录来看，他当时就开始大量购买这方面的书籍。

这时候，两人的情分可以在陈的赠诗中看到刚回国时的情景:

不伤春，不去论文，北海面向黄昏。

正氏最后的声音真的很惊艳，元和的新脚也没有变成军队。

这辈子，事业不止田舍，世上只有英雄。

会意玉玺札，梅花亭朝云垂。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对想把“东方主义”从柏林和巴黎搬回北京的愿望是赞赏和支持的。在陈寅恪的诗里，用“天下英雄独立王者”这样的高级形容词，并不容易。这首诗是他对傅事业的期望。

陈寅恪与傅斯年

民国18年，应傅斯年的邀请，陈寅恪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直到陈留在大陆，继任台长的仍不敢真的撤掉，自称代理台长。直到1969年，“一代”这个词才被去掉。然而，陈并没有真正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呆很长时间。特许他以专职研究员的临时工资上课，而历史组的实际组务则由傅负责。在傅的档案中，还有几份盖有陈寅恪私人印章的公文，陈寅恪保留着作为升迁的推荐。但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和决定上，陈寅恪还是尽可能的出席。

抗战时期，时宇学院南迁到昆明，傅斯年和陈寅恪住在昆明独立巷的一栋楼里，三楼是陈菊，一楼是傅菊。当时同事们注意到，每当空攻击报警器时，大家都往楼下跑，但肥胖的傅斯年冲到三楼保护视力模糊、行动不便的陈寅恪。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四五十封私信，大部分也集中在抗战时期他迁居天南的那段时间。

在陈寅恪的所有信件中，给傅斯年的信是一封大信。陈寅恪一生只给胡适写过几条短信，连陈垣、陈寅恪都给他写过不到20封信。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他与傅斯年交往的比例。这些信都是讲日常琐事和生活经历的，几乎没有什么学术著作，其中抱怨生活疾苦的占的比例最大。他们对了解陈寅恪从抗日战争到胜利这十年的生活状况大有裨益。这些在蒋天舒的《陈寅恪年谱》里是找不到的。

2

“九儒等真邻”

这些信首先谈到疾病和贫穷。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并不缺乏。吴晗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他写朱元璋的传记纯粹是为了他的生活，并写了一大段关于如何买几斤米的话。然而，陈寅恪敏感的心灵对于贫穷更是难以忍受。他需要的其实也就几百斤。但是，为了几百英镑，他也花了无数笔和历史学家大师的笔墨，来来往往地谈交换和偿还的细节。从这批信件中可以看出，尹柯已经失去了战前在京的心态。一场战争之后，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处处都陷入了绝境，于是下面的话随处可见:

哥哥很担心国家的灭亡，但现在他知道国家的生命会比自己身体的生命更重要。

应该很快就会被淘汰。

我哥哥患了一种很差的疾病，所以他必须服用补充剂。除非有钱，否则他无法痊愈。

工资不够日常使用，没有积蓄或其他收入补贴。而且，有病的人多，太节俭，会死。

大多数家庭成员生病是因为他们缺乏御寒的保护，所谓的饥寒交迫，他们的味道现在得到了赞赏。

第二个是关于陈寅恪被聘为牛津大学教师。陈于2008年被牛津大学录用。他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员。当时牛津想利用陈的势力成为汉学重镇，从各种私人杂文可以看出，他们想让他监督唐书的英译。当时牛津剑桥都在争陈，剑桥可能已经委托英国大使馆推荐人选了。因此，杭于2007年9月17日对傅欣说:

关于介绍尹柯先生来剑桥任教，最近剑桥来信询问了以下几点的年龄和体质，比如聘请老师，是否可以继续在英国任教五年以上，英语水平等。

后来牛津得了第一名，于是陈家留在香港准备牛津。他们借钱买票，后来欧洲战争爆发，牛津大学被疏散到威尔斯，欧洲之行受阻，所以没有成行。战后，尹柯去英国治疗眼病。负责诊断和治疗的医生是乔治国王。但是因为他之前在成都存仁医院的手术失败，没有再做手术。

个人一直觉得陈寅恪被牛津录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的成就不需要这个称号来肯定。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东方主义传统不如法国或德国。巴雷特在一本关于英国汉学的小书《奇异的无精打采:书籍和英国学者史》中讲述了全部真相。牛津和剑桥图书馆设施差，学生少。就陈寅恪而言，他去英国只是为了全家和平相处，可以专心研究。

牛津在文教项下支付了陈寅恪的工资，于是尹柯向协会借了300英镑作为四川的资本。在他无法偿还这笔“巨款”之前，如果不去英国就要还债，而且当时已经很穷了。因此，他在给傅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你欠别人钱，去牛津不是问题”，但他也说，“只有这样，你才会在去英国的路上弃船。”在无聊的时候，尹柯曾经想放弃去英国，举家迁往四川，但搬迁需要另外一笔约5000元的四川资金。被困时，陈寅恪认定“只有一条路可以冒险去英国”。

1939年秋天，陈寅恪全家在香港

当陈在香港等着去牛津大学的时候，他非常穷。虽然每月收到中英补贴，但还是抱怨“无肉”、“一房三床”。他和妻子都病了，但只能“倒班治疗或者破产”。

从这一批来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始终支持陈。当陈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写一封信征求傅的意见，然后傅要求朱家华和杭等政府官员想办法。

当香港被日军占领时，陈寅恪的家人没有消息，傅斯年忙着到处发电报求救。当时国民政府派飞机接人，但根据当时的通信，除非是政府要员，否则不能列入接人名单。

陈寅恪未能及时撤离香港，也与当时政府的错误判断有关。民国12月，香港尚未沦陷，找人帮陈寅恪离港，香港杭却在12月12日回信说“香港好像可以保留，运至香港空限币，货运完成后按挂号顺序优先办理。至于当时在香港的中央工作人员，他们并没有撤走。真正撤回的时候，要开个名单，报最高机关批准。”尹柯似乎没有成功地被列入撤离名单，他派出的飞机只带走了孔祥熙家人的飞行员、笼子和宠物，所以当时在香港的“达官贵人”没有被接走。消息披露后，重庆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这一事件可能加深了民国34年傅斯年打败孔祥熙的决心，也加深了陈寅恪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他的诗《九儒·列》等。，真的是乞丐的邻居”，一定是为了什么。

后来，陈不断向中国求助，终于逃出广州湾，来到桂林。这些信件反映了逃生和救援的全过程。陈一生受困于财富，连他自己也不能离开香港去避难，因为他没有钱。当时的尴尬是“去弄个鸡蛋，五人分，当稀世珍宝”，“衣服鞋子还债，再上船”。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他曾说:“我哥哥不擅长名利，但我哥哥很清楚这一点。”其实他是对自己的经济感到尴尬和愤怒之后的一种自我调侃。

第四，这封信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尹柯先生未来在香港的艰难，以及他在日本人威胁下的令人敬畏的事件。在这批信件中，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写的报道:“伪组织逼他去广州教书四次，都被拒绝了，日本人没有收饭，但是最近病得很重。尹柯兄弟过去常吃面条，但现在面条极其罕见。前传说他去广州了不是真的。在蒋天舒的《大事》中，刘晨求注:“今年春节后，一位父亲的老学生来看望，说是奉命请父亲到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教书。我父亲会为侵略我们国家的敌人服务吗？只能仓皇逃走。“这件事可以从当时的几封信中得到更详细的信息。如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等人的信中说:

也就是说，我两个月不脱鞋睡觉，因为敲门求“花姑娘”，被日本兵逼着搬了四次家。至于几个月的缺粮。不吃肉的人会持续几个月。弄个鸡蛋，五个人吃，当稀罕物。这也是物质上的痛苦。对于精神上的煎熬，有王伪的诱惑，的恶毒，北平的北大用月薪一千元的假币诱惑。日本总督和汉奸以20万票委托东亚文化协会审查教科书。虽然都拒绝了，但是可以不用旅费离开香港，这是很令人担心的。

从这些信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傅斯年坚持拒绝某些原则。傅一生照顾陈寅恪。然而，当从香港逃往桂林，在广西大学任教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未经傅许可，向全职研究员发出聘书及薪金，准许陈在广西任教。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一方面，他批评了叶总干事，并给陈寅恪写了一封信。傅说，为了维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多年的制度，不允许研究人员拿研究所的工资，但他们在外面教书，这不应该被陈破坏。在他给尹柯的信中，他说，“人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一定很体贴。

抗日战争期间，时宇学院迁至四川李庄。图为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

傅氏也不高兴陈寅恪在逃离危险后错过了一路，没有直接去庄莉时宇学院。在信中，他对陈之前留在香港大学任教表示不满，也对他留在广西大学任教表示不满，称“哥哥和一群同事都渴望哥哥来这里”。傅氏说，过去他不同意陈寅恪在外面教书；但是“朋友不方便多主张，所以虽然偶尔会提前说一下自己的不便，但是一切都是哥哥既定的方法做好了之后就会服耳。”我还记得去年春天，弟弟进中心医院的前一天，他替弟弟说暑假以后不要再去香港了，公私不分。当时他多方集资，无法进入内地。然而，在哥哥决定留在香港后，哥哥照顾生病的歌乐山，每次遇到Xi，他都试图帮助他。他反对陈留在广西不进四川，因为“至少这是我们爱国者的土地”。哥哥过去在香港的住处，现在在广西的逗留，都是耽误的话，但一错再错不了。陈寅恪的回信也相当不礼貌:“我哥哥当时的意图，虽然想在桂呆一段时间，但不想在桂窑全职。法院章有全职居留的规定。我哥知道的，是不是和道理相悖？”今天，我这一代不守法。谁更愿意守法？这一点正在和哥哥达成一致。但有一方要声明，我老婆之前在香港，她很愿意过境。现在桂林很渴望进四川，而弟弟却想反其道而行之，拿拖沓说事，一直争论不休。原因很简单。弟弟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不会写字。他有钱又快乐，不会写诗。生活中偶尔睡个好觉，吃个好饭，就可以当个作家，而自己一辈子都在忙着过有钱人开心的日子，就不能一直特别。古诗词贫乏落后。这种精神胜过物质论，小弟野心勃勃却不被抓。现在哥哥在桂林西大，月薪只有8到900元，而月租费还在2000多元。他鞠躬为劳，密切关注残羹剩饭，扫地焚香，特别是对于那些工作轻松的人。如果回到物质更高的地方，生活水平就会降低。卧床是一件可取的事，可以混日子。当你勉强能推送生活的时候，你可以利用它来想写文章的机会。前者希望留在香港

现在我住在桂林

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上帝禁止吴彼工作，他只能顺其自然。从这些书信来看，傅与人在抗战中后期的关系似乎比较紧张。

民国三十二年冬，陈寅恪突然失明。从那以后，几乎所有的信都是他妻子唐庆写的。讨论的也是一些源于贫穷的生活问题。如果这批书信基本齐全的话，傅与陈之间的通信在民国三十五年春天就已经停止了。

三

“霜红枕已沧桑”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北平陷入危机，傅斯年发动营救北平学者到南京的计划，陈寅恪一家也在其中。然而，陈家决定飞往上海后不久就去广州，陈寅恪主动给岭南大学校长陈写信。从1938年1月出任台大校长开始，直到同年10月，傅极力怂恿陈赴台，但没有成功。从这些信件中，我们无法直接了解这首隐藏的歌曲。我们只知道民国39年12月，当傅斯年作为台大校长在省参议会被质询时突然去世，陈寅恪很快得知，陈寅恪的诗集里有一首题为《霜红小生集望海，感诗云后》的诗，书名是1950年12月，也就是傅斯年在台北突然去世的时候，而《霜红小生集》的作者是傅青主，恰好影射傅斯年。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傅的怀念之情

不生不死是最糟糕的伤害，说扶余是海外王。

同一个人的兴衰忧梦，霜红枕已沧桑。

这一首意味深长、余韵无穷的诗，结束了两位一代大才二十几年的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