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溪惨案”万余华侨的丧生地 「 ”红溪惨案”万余华侨的丧生地 「 ”东方女王”巴达维亚

在一万多名华侨在红溪惨案中遇难的地方，边肖为大家收集并出版了以下东方女王巴达维的文字资料。让我们快速看看！

文/李崇寒 如果你穿越到17世纪30年代的巴达维亚，必定会对其繁荣之景深深震撼，「 ”城中店铺林立，除商店外，有优等饮食处，居民极繁杂”。码头处，泊满来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中国的平底帆船及其他西方国家来的船舶。每天，无数贸易帆船顺着和煦的季风驶进港口，一片铜锣和号角的喧闹声中，船员们聚集在船头和船尾的高处，宣布他们的平安抵达。 在巴达维亚市场，你可以找到中国的生丝、黄金、瓷器，东南亚的胡椒、肉豆蔻、丁香、檀香木、象牙，乃至日本的铜，印度的棉布、暹罗的安息香等等，不一而足。即使把南亚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果阿与巴达维亚相比，也顿觉黯然失色。 1664年10月22日一份荷兰人呈送给国内总部的报告，详细描述了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荷属东方商业帝国:「 ”安汶及其附属岛屿，供给来了全世界所有的香料；班达群岛出产肉豆蔻、肉豆蔻干皮；……在苏门答腊岛上，签有垄断西海岸胡椒的协议；在孟加拉，丝织品、棉布、硝石、糖、大米贸易很大；……巴达维亚人口越来越多，邻近地区出产大米、糖、水果等，是以上各据点的‘首都’。” 巴达维亚以「 ”东方的女王”闻名亚洲海洋贸易圈，往前推几百年，不过是位于爪哇岛西北部沿海，吉利翁河河口的不起眼港口——巽他卡拉巴;往后推百多年，18世纪末，这位「 ”东方女王”已经成为「 ”东方的坟场”:「 ”一个枯竭而疲惫的殖民地，受困于感染空气几近致命的影响，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已经废弃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兴亡，决定了巴达维亚的生命周期。 不起眼的小港口 若要追根溯源的话，巴达维亚的前身——巽他卡拉巴最早是信奉印度教－佛教的帕亚查兰王国的一个出海口，常有岛内外和国内外的大商船在此停泊，进行香料贸易，或者汲取淡水，补充航行之需。1522年，巽他卡拉巴迎来首批欧洲人——葡萄牙人，出于对爪哇岛上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教的敌视，帕亚查兰国王与葡萄牙人签订了允许其在巽他卡拉巴建立贸易据点的条约。然而当葡萄牙船队1527年返回巽他卡拉巴想要履行条约时，巽他卡拉巴已被淡目王国占领，更名为雅加达,无奈之下，葡萄牙人只好跑到市场上购买胡椒。 淡目王国政治中心位于中爪哇北岸，是爪哇岛上最早建立信奉伊斯兰教的王国。16世纪20年代，淡目王国迅速向西扩张，先后控制帕亚查兰王国两个重要港口万丹和巽他卡拉巴。在当时来看，论贸易量和繁荣程度，雅加达远比不上万丹。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爪哇岛的港口城市受到抵制马六甲贸易的穆斯林商人的惠顾，往来马六甲海峡的各国商船被追改道，沿苏门答腊西岸，出巽他海峡，到万丹贸易，万丹迅速崛起，并在16世纪下半叶成为印度尼西亚主要的胡椒口岸之一。 适值明朝开放海禁，东南沿海民间出海贸易迅猛发展，万丹成为中国海商贸易的据点。每年2次，华商乘着自备的中国帆船来航，带来中国出产的珍异物品，等候他国货物来到，然后以「 ”本货兑换的银钱铅钱”买之。 在万丹的胡椒贸易中，中国商人与万丹华商达成默契，胡椒收获季节时，当地华侨商贩低价收购，囤积起来，等候趁冬季季风到来的中国商人，议价售出。「 ”这种转手交易，风险小、赢利大，往往可以赚到高于收购价2-4倍的利润，所以华侨商贩皆乐于经营。而中国商人因贸易有保障，虽然购买胡椒的价格比平时为高，也能接受。”1596年，来到万丹的荷兰人哥尔勒尼斯·德·侯德孟目睹中国商人与万丹华商交易情形，留下了深刻印象。 被选中的「 ”巴达维亚” 早在欧洲人抵达亚洲水域前，中国渔民和商人已经在中国南海探索并航行了将近一千年。得益于东北西南季风的引领，中国平底帆船常年游弋于东南亚海洋地区，进行沿海贸易。「 ”他们从中国出发，沿着向西及向南的两条航线航行。东方的主要通道朝着摩鹿加群岛或香料群岛方向通过菲律宾群岛，西方的通道则紧贴着中国南海岸及海南岛，通过越南的海岸，然后在柬埔寨岔开，一条海路向西深入泰国湾，另一条则往南通向马来半岛，并从那里继续沿着苏门答腊海岸通到其位于爪哇的终点。”其贸易航线分东洋、西洋两条，西洋航线方面，以万丹为航线的终点和中国人在爪哇最重要的贸易市场。 万丹地理位置极佳，向东，可沿爪哇岛沿岸轻松到达香料群岛；向北，方便船只与中国、暹罗、柬埔寨、越南等往来；向西，即进入马六甲海峡。它是荷兰人直接穿越印度洋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最好起点。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任总督彼得·波特来到万丹，想将总督办公署设在此地，却遭到了万丹统治者的坚决反对。武装夺取万丹又不现实，荷兰人只好将目光转向万丹邻近的雅加达。 因为嫉妒万丹的繁荣，雅加达方面热烈欢迎荷兰人的到来，不仅答应给荷兰人提供货物，还允许他们建立商馆。简·皮特斯佐恩·科恩1618年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后，有意识地在雅加达办事处周围修筑堡垒，加固防御工事。并于1619年赶走同驻在雅加达的英国人，彻底占领雅加达。 「 ”热带的荷兰” 科恩野心很大，上任之初，他便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一份关于亚洲内部贸易的蓝图，目的是建立起荷兰在东印度地区自给自足的贸易网。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势力之基础，可由在英荷之战中化为灰烬的雅加达扶植之，他立志将雅加达打造成遍及亚洲各地荷兰人商馆体系的「 ”拱心石”，为它起了个新的名字——巴达维亚，希望在外荷人不忘祖国，锐意将整个印尼群岛纳入荷兰统治下。 17世纪早期的雅加达，人口只有1万人，城市由两块组成，吉利翁河东的中国人聚居区以及河西岸的原住民聚居区。雅加达更名为巴达维亚后，荷兰人将河西原住民区几乎夷为平地，在吉利翁河口东岸建设巴达维亚城堡。城堡里建有政府办公楼、官员住所、兵营、小教堂以及仓储用房等，在城外的河口沿海地区建设巴达维亚港，河西岸是港口配套设施。当地中国人被允许居住在城内，为巴达维亚城提供商业服务。 在当时很多人眼中，巴达维亚就像是「 ”热带的荷兰”，城内按照荷兰的运河城市模式，如同阿姆斯特丹，遍布河道，穿过巴达维亚城的吉利翁河河岸也被修直，成为一条主要的城市河，一些小运河从吉利翁河衍生出来，渗透入城市。水道两岸植满树木，到处都是干净整齐的民宅。 1622年，荷兰对万丹实行海上封锁，目的在于「 ”使这个海港的贸易完全停顿”。商人只要接受荷兰人对爪哇海交通的控制权，并约束自己不进入香料产地，就可在巴达维亚受到良好的对待。来自东南亚各地以及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亚洲商人，还有大批欧洲商人，包括英国人、丹麦人、法国人，乃至葡萄牙人等纷纷涌入巴达维亚。到17世纪30年代，巴达维亚已成为东南亚新兴的国际贸易中心。 「 ”中国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分支” 荷兰人发现，万丹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华侨，他们能采用一套完整的先进生产技术，使胡椒产量比原来用旧方法时提高一倍以上。万丹的胡椒输出，大多数也是靠中国帆船从苏门答腊和婆罗洲运来，在万丹把货物卸下，出售给欧洲及亚洲商人，收回西班牙银元或交换其他商品。 而巴达维亚建城之初，华侨只有400人。如果要使巴达维亚成为「 ”整个东印度最大的商业城市”，没有劳动力，或不设法增强与中国海商的贸易，这些计划都将落空。正如荷兰汉学家包乐史所说，「 ”这个看法或许会使热衷于东印度公司历史的人感到丧，但是二百年来作为东亚最大的贸易公司总部的巴达维亚的日益繁荣，实际上主要是依靠每年伴随东北季风驶来的中国帆船运载为印尼市场所需要的各种商品所致。”不仅巴达维亚的繁荣完全维系于华人，巴达维亚城的建造，其重要的经济活动如捕鱼、伐木、建筑业、农业、园艺、零售业、手工业等，也与华人息息相关。 为此，荷兰人不惜以各种方式威逼万丹华侨迁居巴达维亚，宣布「 ”豁免通行税和其他税收”，并「 ”给予良好待遇”，还派船捕捉航行于苏门答腊、爪哇以及印尼其他各岛屿航线上的华侨帆船，把它们劫持到巴达维亚。对于前来贸易的中国商船，巴达维亚极尽招揽之能事。1620年起，巴达维亚开始对一切进出口货物按价征税，但对前来巴达维亚贸易的中国船只，则给了很多宽容，并不严格征收。1643年，又规定：凡是来自中国的帆船每艘交税550里亚尔，之后「 ”不论船数多寡、船舶大小、货物贵贱，一律不得盘查干扰”。 这对中国商人来说，很诱人。仅1625年到达巴达维亚贸易的中国商船队的总载重量，即等于或大于整个返航的荷兰公司船队的载重量。这一年，一个中国商人给巴达维亚带去了1000-1500担的蚕丝，价值20万里亚尔。中国帆船载运到巴达维亚的大部分货物是来自闽南的丝织品、糖、瓷器、铁锅、铁钉、针、水果以及大量的粗纺织品，主要销往爪哇市场。而运回的货物则是胡椒、檀香木、牛角、象牙及大量白银，以胡椒量最大。 经荷兰人之手，整个17世纪，超过1500万件中国瓷器转贩到欧洲和亚洲各地。一时之间，「 ”世界都充满了中国的杯子和茶壶”。到1640年，荷兰各个阶层的家庭都在使用中国瓷器。这种以巴达维亚为中转站的帆船贸易方式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船商而言，都有利。荷兰人「 ”支付给运到那里的所有中国商品的代价比他们自已到中国去贩运更便宜”，保障了其对胡椒、丁香、肉豆蔻等香料贸易的垄断；中国帆船亦从搭客的船费和货物中获取相当多的收益。基于中国商人在巴达维亚商业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巴达维亚贸易也被称为「 ”中国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分支”。 难以甩去的包袱 1690-1730年间被认为是巴达维亚最繁荣的时期，清廷收回台湾后，康熙开放海禁，成千上万的中国侨民往返厦门·巴达维亚之间，不计其数的中国移民涌到巴达维亚，安家立业。荷兰方面越发不安，担忧他们「 ”爪哇的主人”地位被中国人取代，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红溪惨案”，万余华侨丧生，在这场浩劫中，经营帆船贸易的主要商人或惨遭杀害，或被流放，巴达维亚的中国商人组织和基础设施被破坏殆尽。 「 ”红溪惨案”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的背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经济的衰退以及帆船贸易弊端的显露。如果说17世纪主要是香料垄断贸易的时代，那么18世纪则是为取得印度棉布和中国茶叶而展开激烈竞争的时代。最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是欧洲最大的茶叶进口商，但当其他欧洲国家也建立了自己专属的公司从事茶叶贸易，并派船只直航广州时，以中国帆船为中介的对华贸易成为巴达维亚难以甩去的「 ”包袱”。 172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高权力核心十七人董事会决定，直接派遣两只船( Coxhorn号和 Buuren号）前往中国，Buuren号出发时突遇大雾只好返航。 Coxhorn号成为18世纪以来,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其本土派往中国的第一只船。抵达广州后，荷兰商人与广东十三行行商签订了第一个茶叶合同。Coxhorn号收获满满，270,000磅茶叶，570件丝织品和大量瓷器让荷兰东印度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仅1731-1735年间，荷兰与广州的直接通商就达11次之多。 不过由于东印度公司直接从荷兰运载白银，赴华购货，导致东印度公司主要股东的不满。两相权衡下，1734年，十七人董事会决定，停止从荷兰派船到中国，改由巴达维亚当局统一经营对华贸易。具体办法是：「 ”每年从巴达维亚向中国派遣3-4艘公司的船，在广州贸易结束后，直接返回荷兰。翌年，再从荷兰出发，每只船载有300000盾银元，其他装载欧洲货物。它们不再直抵广州，而是先行驶往巴达维亚；将欧洲货物卸下，代之以印尼当地出产的锡、胡椒、苏木以及其他热带产品。然后，再驶往广州，用销售这些货物的所得，购置茶叶等货。” 这种经营方式，一举两得，不减少荷兰白银输出，还使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贸易的全过程。越来越受东印度排斥的中国商人失去了对巴达维亚贸易的兴趣，1776年，身处巴达维亚的荷兰官员抱怨道，已有好几年未见到中国帆船了。 尽管做出种种努力，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私商的影响，荷兰海上帝国及巴达维亚仍在不可避免的衰落。对茶叶新鲜度的要求使得巴达维亚失去了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权利。1754年，十七人董事会决定绕开巴达维亚，建立专门的委员会全权掌控茶叶贸易，经营尼德兰和广州之间直达的贸易纽带，这些改革直接封杀了巴达维亚的命运。 到18世纪末，巴达维亚疟疾肆虐，每年有1/3的市民死于热带疾病或传染病，一个曾为无数人称道的港囗城市，几沦为死城，到处都是人去楼空的房舍和荒废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