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美 陈独秀6个子女今何在 陈独秀的子女详细近况

陈独秀有六个子女，即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长女陈宇莹和二女陈子美。这六个孩子大多走上了投身革命、自力更生的道路。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延年和陈乔年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之所以能投身革命，自立自强，与陈独秀的教子密不可分。

爱而不宠，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死在国民党手里

长子陈延年

像世界上所有的父母一样，陈独秀非常爱他的孩子。但陈独秀常年为革命奔走，忘记了个人利益，无暇顾及家庭和子女。陈独秀不但没有在家庭生活中给子女带来幸福，还因为革命活动给家庭带来麻烦，危及子女的生命。击败袁世凯“二次革命”后，安徽巡抚白、巡抚室秘书长陈独秀被袁世凯的宠臣倪嗣冲通缉。由于白、陈独秀逃亡上海很快，倪嗣冲在安庆迫害陈独秀一家而未捉到。他们把爪子伸向陈独秀两个不成熟的儿子，扬言要铲除他们。好在陈家提前得到消息，让延年和乔年下乡逃亡，倪嗣冲失败。延年和乔年在乡下躲了一段时间后回到安庆。随着年龄的增长，兄弟俩越来越觉得在安庆学不到更多的知识，渴望出去读书。他们的愿望和抱负得到了祖母和母亲的默许。

1915年夏，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开始创办《新青年》杂志。就在这时，他收到了安庆老家的来信，得知延年和乔年兄弟要出来读书。陈独秀觉得儿子长大了，应该让他们出来闯闯。于是，他同意了延寿和乔念的想法，回信要求他们马上来上海。

于是，两兄弟告别了母亲和祖母，乘船向东，于1915年冬天抵达上海。那时候是17岁，乔年才13岁。当兄弟俩刚到上海时，他们曾经和父亲住在一起。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搬出了父亲的住处，住在《新青年》杂志的店里，白天在外面打工谋生，晚上去法国巡逻房附属的法语学校学法语，过着兼职的生活。当时陈独秀虽然全国闻名，但是收入不多，每个月给兄弟们的钱很少，只能维持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费用都是兄弟们自己出。平时，延年兄弟只能“吃蛋糕，喝自来水”。因为生活的艰辛，“色枯，很多人珍惜”。

其他人觉得延年兄弟的生活条件太苦，经常表现出怜悯之心，但却泰然处之，毫无怨言，自觉尝试在艰难的环境中磨炼自己。作为父亲，陈独秀也支持孩子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造自己的未来，让他们更好地成长，成为未来有用的材料。这让既是阿姨又是后妈的高俊曼很心疼。她曾数次试图说服陈独秀让孩子们回家吃饭生活，并通过老朋友潘赞华苦苦哀求陈独秀，但陈独秀始终不以为然，说不能容忍强奸！他认为高俊曼是“女人的软蛋，小偷的孩子，虽然善良，但生来就有恶果。他过着年轻的生活，倾听着自己的未来。”。

陈延年

陈延年和陈乔年没有辜负陈独秀的好意。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努力学习，自力更生。后来他们一起考上了极光大学。1920年2月初，他们一起去法国工作和学习。陈独秀完全同意长寿和乔年的留学愿望，并建议兄弟俩去俄罗斯留学。但颜念和乔念受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对苏俄很反感，坚持要去法国。他们在法国逗留期间，逐渐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曾经信奉的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怀疑，最终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从此，延年和桥年先后加入了欧洲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青年团和法国共产党。1922年冬天，两兄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延年、乔年兄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离开法国赴苏联留学。4月中旬，他们抵达莫斯科，在“东方工人共产主义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在莫斯科期间，两兄弟更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了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4年夏天，由于国内革命工作的需要，陈延年被调回国内。两个月后，他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上海，与当时在上海的父亲陈独秀重逢。陈延年回国后，中共中央立即讨论了他的工作。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没有把儿子留在中央和他身边。和过去一样，他希望延长自己的寿命，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身体。因此，陈延年很快被派往广东工作，那里是当时革命的中心，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和复杂。

广东之初，陈延年负责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4年底和1925年初，他接替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并于1927年3月奉命离开广东。在此期间，他和周恩来、彭湃、毛泽东等人一起领导了广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把最初只有几百人的广东党组织发展成为拥有几千名党员的领导核心，领导着数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他在广东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功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罢工。毛泽东当时称赞他是“党内难得的人才”，其他人都称他为“党内两广之王”。尤其可贵的是，陈延年坚持独立思考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实际出发，从不盲从。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多次说:“我和老人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明确的态度和坚持原则的精神赢得了每个人的支持和赞扬。

1927年3月，陈延年率领中共广东五大代表团离开广州，北上武汉出席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是，到达武汉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武汉的领导人决定派他、李、、聂、等人到上海去传达中央关于同蒋介石斗争的指示。他们一到南京，就得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到达上海后，陈延年接替罗亦农担任江浙省委书记。虽然因工作需要未能出席中共五大，但仍当选为第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延年在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期间，奉命遇险。4月12日政变后，大批优秀共产党员遇害。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陈延年无所畏惧，勇敢地肩负起重组党组织的重任。他和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恢复遭到破坏的党和工会组织。陈延年在上海没有工作很长时间。1927年6月下旬，他因背叛叛徒而被捕。当反共领袖吴志辉听说陈延年被捕时，他欣喜若狂地喊道:“好吧！好吧。老陈没用，陈骁可怕；抓到陈骁后，从此天下太平。”在向蒋介石汇报的同时，他立即给当时的上海警察总长杨虎发去了一封所谓的“贺信”。杨虎立即下令进行严格的审讯。面对凶残的敌人，陈延年毫不畏惧。敌人用尽了酷刑，也没能从他嘴里拿出什么来，只好杀了他来泄愤。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秘密处决了陈延年。陈延年死时非常英勇。敌人要他下跪，他就站直了喊口号。虽然有几个执行死刑的士兵用力把他压了下去，但当刽子手松手挥刀时，他突然跳起来，被乱刀砍死。陈延年死时只有29岁。面对死亡，他依然那么坚强，宁死不屈，还有他的精神和死的精神，真可谓惊天动地，泣鬼神！陈独秀得知大儿子被害的消息，好几天一句话不说，把悲痛深深埋在心里，默默承受着失去儿子的痛苦。

次子陈乔年

1925年春，陈乔年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返回工作岗位。一到北京，就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与担任区委书记的李大钊共事。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中共北方区委的重大决策，并与李大钊、赵世炎等人一道，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动员各界人士与北洋军阀政府进行斗争，使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离开北京南下，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在1927年4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乔年与他的父亲陈独秀和他的兄弟陈延年一起被选为中央委员。父子同时进入中共中央，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陈乔年

党的五大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留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代理部长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作为中央委员，陈乔年出席了八七会议，并表示完全支持会议对他父亲的错误和党确定的新方针政策的批评。八七会议后，陈乔年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不久，他回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在一次会议上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从被捕的第一天起，陈乔年就清楚地知道自己会死，因为他在党内占有重要地位，是陈独秀的儿子。他把生死放在一边，没有任何恐惧和遗憾。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继续对敌作战。当他的身份暴露后，他要求监狱里的人告诉党组织，要求党不要费心花钱营救他，同时继续在监狱里勇敢地与敌人作战。

1928年6月6日，年仅26岁的陈乔年在龙华林峰桥洒下了他最后一滴血。

陈独秀得知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悲痛万分。这个性格坚强的硬汉默默流泪。

远离家乡安庆的高晓岚不知道陈延年和陈乔年牺牲的消息。她一直担心他们俩的安全。为了打听他们的情况，她请大女儿陈宇莹来上海。没想到，陈宇莹去了上海，得知弟弟延年和弟弟乔念都去世了，她伤心得不能再生病了。乔年去世的同年，于颖也在上海宝龙医院去世。不到两年，自己的三个骨肉相继死去。作为父亲，陈独秀极度悲伤的心情可想而知。

三子陈松年窑厂工作了30年，1980年退休

陈独秀一生先后于1919年6月11日、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1932年10月15日四次被捕，先后在北洋军阀政府、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国民党政府的监狱服刑。陈独秀不怕坐牢。在狱中，他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正直，没有向敌人投降。陈独秀话不多，不善言辞，但他的正气和硬骨精神深深影响了他的子女。

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后，国民党最高法院于1933年6月底以“进行叛国罪书面宣传”的罪名判处陈独秀八年徒刑。随即，陈独秀被囚禁在南京第一模范监狱。之后，他的三儿子、四儿子、女儿陈参观了监狱。

当陈松年第一次来南京时，他终于见到了他的父亲，他既难过又高兴，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但还是流下了眼泪。这时，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严厉训斥他。陈独秀对多年不见的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无利可图！”

在普通人眼里，陈独秀似乎没有人性。其实这才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自从投身革命以来，虽然他犯了很多错误，走过很多弯路，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他从不向恶势力低头，从不因为时局艰难而悲观失望。这样，他当然不希望儿子太软弱。当他看到儿子哭的时候，他会被训斥。过去，虽然陈松年多次听他的祖母、母亲和其他人说起他父亲的倔强脾气和坚强性格，但他从未直接感受到。这一次，他终于亲自学习了父亲的技艺，印象深刻，刻骨铭心。后来，陈松年与父亲有了更多的接触，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他没有像父亲一样经历过大风大浪，但他的人生却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波折。每一次，他都能像父亲一样，正直而冷静。陈松年经常对他的孩子说，人们应该知足常乐。他还说，活着就要踏实做事，做一个清廉的人。陈松年曾经当过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抗战期间跟随父亲到武汉、重庆、四川江津，饱受战乱之苦。陈独秀1942年5月在江津病逝后，妥善处理了父亲的葬礼。1947年，他把父亲的灵柩从四川运到安庆安葬。1949年春安庆解放后，陈松年首先志愿帮助做街道行政工作。后来街上设厂，他选择在又脏又累的窑厂干了30多年，直到1980年退休，一直没有调动。

陈松年

四儿子陈鹤年在香港创办了《进步》杂志

陈独秀的四儿子陈鹤年第一次去南京监狱看望父亲时，天真地提出想办法帮助陈独秀越狱。陈独秀不但不赞成，反而骂他，骂他“胡说八道”。

但是，陈独秀对儿子的孝顺很满意。陈鹤年并没有因为被骂而对父亲不满。他仍然经常去看他的父亲，并尽力帮助他。陈独秀在狱中写的《自辩抗诉》，是在陈鹤年拿了《人民心声报》秘密印刷后在社会上散发的。

在父亲的影响下，陈鹤年后来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1934年考入扬州中学高中班。毕业后，他搬到了北平，进入北平志诚中学，在那里完成了高中学业。之后考上了北平法律商学院。129运动后，陈鹤年加入了“人民第一队”和中国共产党，并经常到工农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他是北平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卢沟桥事变后，陈鹤年留在北平继续他的秘密斗争。1938年秋，他的身份暴露，不得不立即转移。于是他取道天津上海去了香港，又试图从香港去延安。然而，离开北平后，陈鹤年与党组织断绝了联系，再也没有联系。关系破裂的时候，去延安会很难。在香港期间，陈鹤年在香港的报纸和杂志如《包利》、《时代评论》和《星岛日报》工作。后来，他创办了一本杂志，原名《青年文艺》，主要通过讲故事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本杂志被香港的反共英国当局查禁，所以陈鹤年把它的名字改为《新青年》，并继续出版。虽然名字变了，但目的没有变。他办杂志，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给社会做贡献，教育培养青少年。为了保持杂志的运转，他不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还贴出了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陈独秀的女儿陈

女儿陈定居加拿大

陈独秀的女儿陈生于1912年。由于陈独秀对革命的执着，终日奔波，生活在动荡之中，陈子美在童年和青年时期都遭受着漂泊和颠沛流离的痛苦。这段经历对她的成长影响很大。陈的性格和陈独秀一样倔强而独立。她在抗战爆发前学习收发电报技术，在杭州电信局工作。抗战爆发后，陈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失业，靠“独帮”在台、沪、宁三地生活。他们还学习了妇产科的分娩技术。上海解放后，她成了一条小巷里的“助产士”。第二次结婚后，她和丈夫从上海定居广州。“文化大革命”期间，陈遭到的残酷迫害，深受其害。她不愿被羞辱，带着两个儿子从广州逃到香港，后来定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