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鸦片战争后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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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历史学研究迅猛发展，而且逐渐影响和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关于历史研究，其思想和方法也产生了剧变。 而与此同时，曾经很早之前就诞生过司马迁、班固等历史巨匠且拥有浩瀚文明史的中国，却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史学研究危机。 这种危机，具体表现在理论研究脱离实际，一味的为封建政权张目正名，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也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期间，中国的历史研究，可谓是人才缺失，几无成果。 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历史也进入到了近代，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从此开始加大了对历史研究的探索。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魏源就刊印了《海国图志》一书，书中详细研究了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民情、宗教和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希望能够引起国人对西方的关注，引导国人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处境愈发的艰难。 以魏源等为首的一帮有识之士，认识到当前的迫切任务，不再是缓缓的「 ”师夷”，而是紧急挽救现有的封建政权，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为此，他撰写了《元史新编》一书，希望借元蒙灭亡的教训，告诫清朝统治者，告诫地主阶级，以史为鉴，奋发图强。 19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方盛行用进化论的理论来解释社会变迁的实证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历史研究。 魏源、龚自珍等人，也积极效仿这种史学观，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一大批的史学家涌现出来，比如张穆、洪钧和何秋涛等人，带动了史学界出现新气象。 尽管康有为不算史学家，尽管笔者本人对他的人品和动机颇为质疑，但他却为了推行维新变法运动，前后撰写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等书籍，真实反映出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观念，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章太炎等人流亡海外，逐渐深刻的认识到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创造性的提倡，历史并非是单纯的褒贬历史人物，记录历史事件。《史学略说》一书，从理论的高度提出: 发现社会进化衰微之原理，并非颂古非今，而应「 ”鼓舞民气，引导未来。 早先，中国旧有的史学观，基本上都是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民族观念，只是因人因时的理论和研究。梁启超针这些过时的观念，提出要进行史界革命，轮廓明晰的划分新旧史学。他主张客观的研究，反对因人而异，坚持「 ”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的观念。 柳诒征的《中国商业史》,不仅涉及了我国的通史，尤为难得的是，他第一次从历代商品和商政的角度，讲述了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商业专史。 20世纪初，不少历史学的译作流传到了中国，例如马君武的《斯宾塞社会学原理》、赵兰生的《斯宾塞干涉论》等着作。这些着作所宣扬的理论，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社会进化论的必然趋势，对中国旧有史学中「 ”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烈的挑战。 新文化运动期间，有着留洋背景的胡适，通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白话文学史》等论着，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新史学观，主张借鉴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念，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历史。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大批的有志学生，纷纷赴欧美留学，促使中国呈现出了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同时，先进的国人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中西方历史学术的巨大差距，遂决定潜心向西方史学界积极学习。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不少饱含学术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和着作，纷纷被译成中文，如李思纯译法国人出版的《史学原论》、向达译美国班兹的《史学史》、何炳松译美国鲁滨逊出版的《新史学》等。 20世纪40年代，钱穆开始质疑胡适所推崇的新史学，开始在史学界众家争鸣，在《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中，提出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新史学观: 通天人之故，明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故曰:述往事，思来者。 之后，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侯外庐等人，结合中国当前的最基本的历史与现实，主动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学观。此举，既拓展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空间，更推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传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界基本也处于「 ”一边倒”的形势，全面借鉴和学习苏联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成果，对于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也是全盘吸纳。例如，当过影响深远和流传广泛的《历史问题译丛》，就是介绍苏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受苏联的史学理论影响，新中国的史学界对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展开了积极和有益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严肃批判胡适和梁漱溟等人的历史观点和理论。 随着中苏关系的交恶，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历史研究既不要照搬苏联，更不要效仿资本主义，而是要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建立自己的一整套史学史学研究体系和目标。可惜，由于当时「 ”左”的影响，这段时期的史学研究和史学成果并不太多。 「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史学研究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主要特点大致如下： 第一，明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目标，这个目标，既包括本国的史学研究，还包括外国的史学研究。 第二，对外国史学的理论研究，不仅有广度，还要有深度。 第三，中外史家界的交流日趋频繁，中国史学研究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以严肃的科学态度重新研究和评价了文化形态史观，而且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其他主要问题，如历史规律性问题、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近代西方思辨历史哲学和现代西方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何兆武等学者先后提出，在研究历史前，应该先认清历史的性质，如果盲目去研究历史的内容，必然会造成研究的盲目和片面。主张用辩证和发展的观点，实事求是的研究历史。 总体来说，近代鸦片战争以后的史学研究，因为迫于国家形势的危难，颇有急于求成的意味，太过强调史学研究的实用性，力倡快速掌握历史规律，以作为国家复兴的资鉴。经过此番的探索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亦逐渐发生了改变。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几乎都认可历史发展有规律，这个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有普遍性的。 中国的现代新史学观，更多是对苏联史学理论和史学观念的继承，认为历史的首要任务，是能够研究和揭示客观的生产规律，调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从新的视野和方法，深入研究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并加强国别史研究，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和世界文明的繁荣，加油助力。 通过历史研究，揭露和掌握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生产关系与之相融合才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 原创作者:文史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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