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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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是怎样的？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名人的风度，实际上是指中国魏晋时期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统一。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等。从时间上看，是指三国时期从魏国到晋国，再到刘宋时期的人生经历，其中以七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和金宋时期的诗人陶渊明为代表。

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时代的形成背景；第二，魏晋风度的体现。

说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绅阶层联系起来。士族，或称宗族，是东汉末年出现的一个大家族。他们垄断了做官的权力，拥有自己的政治特权和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期，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够对抗皇权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绅阶层。魏晋名士大多是大家族的人物，如王谢家族，他们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大家族，也是文化上的大家族。谢家是诗家，王家是书家。因此，魏晋风度不仅是名士贵族精神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和政治特权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之前的战争。南北分裂，人生毁于一旦，老庄人生无常。寻求解放的理论深入人心。尧尧先生在《中世纪文学史汇编》中指出，悲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是由于当时文化主体文人的崛起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从人生苦难中解脱出来，寻求逍遥的境界，成为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这个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相继出现。有代表性的有几个:一是以阮籍为代表的自由论。二是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理论。3.以列子杨朱为代表的纵欲论。除此之外，还有言和和王弼的无为论，向秀和郭象的宿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起来的佛教，从宗教瘫痪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

虽然这些人生哲学有着不同的目的和角度，但都是在探讨如何解除苦难，实现人生价值。正如著名学者唐永通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论》一文中所说:“魏晋新的人生观，其期待在于超然的理想，其追求者是远方的绝对性，而遗风的相对性则由此而生。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它意在探索遥远的世界，脱离苦海的世界，探索生存的奥秘。”这种生活精神在《世说新语》中得到了生动的表达，这是一部记录名人轶事的笔记小品。在这篇笔记中，大部分都是关于汉末以来名人浮躁礼仪、率真自得、任生日放浪的轶事。他们的行为有着明确的追求，即摒弃传统儒家哲学中一些过于克制的道德说教，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支配自己的行为，通过偶尔的情节组织自己的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是王羲之的儿子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住在树荫下，夜里下着大雪，睡觉，开房，喝酒。环顾焦然，由于犹豫不决，他吟诵着左思的《隐诗》，突然想起了黛安的路。当你穿上它，即使你乘船，你也可以通过宿务到达那里。做个门然后回去。当人们问他为什么时，王说:“我本应该随遇而安，但我却随遇而安。我为什么要见戴？”

这个故事是魏晋名士广为人知的轶事，可以说明魏晋时期的生活和文学之美。长江以南的丘陵地带很少下雪。雪夜的美景让对生活充满兴趣的王耔感到兴奋。想起左思的《隐诗》，不禁想去山西拜访一位叫戴奎的高士。这种兴趣在于它本身的偶然性，不针对功利目的，就是看戴奎，所以我兴高采烈的出去了，兴高采烈的回家了。在这里，“兴”就是目的和乐趣。南宋文人曾在《戴氏访谈录》中说:“若因幸福不回船，必有奇山。”宗白华先生说:“这完全是对人生价值感兴趣的过程而不是固守目的，展现了金人典型的审美人生。”宗白华先生在这件轶事中发现了晋人审美生活的意义，这也是魏晋风度的一种表现。

现在来说说王羲之著名的兰亭故事。东晋九年，王羲之等人在金木永和兰亭举行的文人聚会，把文人会友与诗词歌赋和民间的三月三日饮酒仪式结合起来。当时很多人写诗，后来都编成了诗集。王羲之当时写了序言。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文章描绘了江南兰亭美丽而优美的风貌。阴历三日天晴，茂林微风和顺竹耕，山水清湍。诗人触景生情，感受生命的意义。王

要快乐，俯仰之间，想起过去，还得快乐。局面被缩短，结局被终结。古人说“大得不能死不能活”。不会痛吗！每次看老人们幸福的原因，如果和他们和谐相处，你就永远不会停止对文姐的敬意，你也无法把它描绘到你的胸中。知道自己的死亡是假的，而彭其的毁灭是假的。看到现在之后，我们也从现在看到过去。悲伤的丈夫！

在王羲之的美文中，我们发现诗人最能感受到的是“死也伟大”的悲剧主题，即从永恒的宇宙和短暂的生命中感受个体悲剧生命的价值。生命是有限的，但世界是无限的。要意识到意义不是“死”，也就是失去生命的意义，而是要在这短暂的生命中把握世界和生命的意义，珍惜这一刻的幸福。但是，现在不是《列子·养珠》提倡的享受音乐的时候，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有这种高峰体验的可能性。放弃这种人生的巅峰体验，追求感官享受，就是把人生退化到动物的领域。这就是魏晋风度的形而上意义，是魏晋风度的精神概念。这也是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最应该思考和感受的。

先说第二个问题，就是魏晋的表达。魏晋时期有几种礼仪，通过这些礼仪来展示名人的精神气质和贵族风范。我们来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饮酒

酒是魏晋时期的典型写照。在曹操的诗中，有一句感叹“饮酒如歌，人生几何”。最典型的就是狂饮好酒的“竹林七贤”。所谓“竹林七贤”，是三国魏末七人的称谓，他们是嵇康、阮籍、单涛、湘秀、刘玲、阮咸、王戎。七人常聚竹林下，恣意自在。他们在生前被称为“竹林七贤”。阮籍是最喜欢喝酒的名人之一。据《金淑阮籍传》记载:“本书源流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世界上的原因很多，全能的名人很少。原因是他们不参与政治事务，所以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文帝欲向武帝求婚之初，醉了60天，说个不停。钟会以时事问罪，因能力欲致之罪，皆以醉酒免罪。”东晋著名学者曾说:“阮籍胸中有块，须以酒浇之。”非常到位。可见，魏晋名士饮酒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缓解精神痛苦，保全性命。又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刘玲，也是一个极其狂放不羁的人。从他的《酒德颂》来看，酒无疑成了他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里总有酒。他写了一组题为《饮酒》的诗。然而，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指出:“陶渊明诗中有酒，是毋庸置疑的。我不认为它的意思是酒，但它也是作为一种痕迹发送的。”他认为，陶渊明的诗不是要醉，而是要醉成礼物。

魏晋名士追求精神境界，酒有助于这一境界的创造和形成。《世说任新雨生辰》中记载:“王卫军云:酒正引人至胜地。”“王佛达叹了口气:三天不喝酒，感觉自己不再瞎了。”这些都说明酒有利于形神统一，艺术境界往往是靠酒的刺激而创造出来的，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李白的《斗酒诗百首》。当然，有些名人想通过喝酒让生活从他们身边溜走，这是一种颓废，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还有人用喝酒来装名人:“王小波说:名人不一定是奇才，但如果总是无事可做，拼命喝酒，好好读《离骚》，就可以称之为名人。”这些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服药

这里的药指的是一种叫乌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出现于汉代，因玄学大师言和的取法而流行于魏。东汉时期吃东西是相当普遍的，从魏晋到唐代持续了五六百年。五石散如果用得好，对于身体虚弱、阳气虚弱的老年人，可以起到一定的助阳强身的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很多人试图用这种虚无缥缈的仙梦，于是当时就有很多人来取食。鲁迅还在《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酒之关系》中谈到服武士三，说这是当时富人的一种风尚，穷人买不起。因为吃了五石散后发烧，食客们经常穿宽袍大袖的衣服，所以不吃药的人也是附庸风雅，跟着名人拓宽衣服。也有很多买不起药的人，在路边假装吸毒发作装腔作势，生怕不吃药跟不上时代。鲁迅形象地说:“晋代大多数人脾气很坏，很傲慢，很疯狂，很暴力，这大概是因为吃药的缘故。比如一只苍蝇打扰了他，甚至拔剑追他；就是说话，也要得过且过，有时候简直快疯了。不过到了晋代，还不如犯傻，大概是因为吃药的缘故吧。”有人认为这种时尚类似于今天吃摇头丸，但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精神追求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比较。

性解放

这里所说的“性解放”，并不是今天所谓的“性解放”。指男女关系的进步。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精辟地指出，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每个时代的文明程度都可以从两性关系的内容来判断。魏晋名士在男女关系上突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通达而不乱，有别于南朝宋齐宗室的淫业。有些有气质的人，比如阮籍这一代，经常会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例如，《世说任新雨丹》载:

隔壁阮公的老婆长得漂亮，阮和王安凤经常喝她老婆的酒。阮喝醉了，便睡在她身边。当丈夫开始怀疑时，他会无意等他。

做邻家处女很有才，没结婚就死了。没有亲人，陌生人，哭着走了。它不用检查就能到达，所有这些都是这样的。

阮籍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对虚伪伦理的蔑视，表现了他对女性审慎不设防的心态。这种“不设防”是当时男女自由交流的渠道。再比如阮籍的小姑子回娘家，阮籍跟她告别。按照当时的习俗，她叔叔和嫂子是问不出来的。为此，有人说他不守礼，阮籍不闻不问。相反，他说，“这是对我这一代人的礼貌吗？”是否意味着道德规范的设立是为了禁锢自己？这句话其实是指出伦理不应该成为男女互相防卫的篱笆。阮籍对伦理的批判，并不是要为放纵辩护，而是要清除性交的障碍。

又如，三国魏国著名学者荀彧虽然是之子，但他的思想和性格却与父亲大相径庭。荀氏是东汉末年的大家族，于迅是曹操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东汉末年重要的儒家重镇。他的儿子荀灿对庄子很顺从。他曾公开表示，女人主要是以貌取人，以情取人，不必局限于能力和政治操守。《世界说新语言，混淆溺水》记载:

荀凤茜和她的妻子极其忠诚，冬月女人又病又热，所以她们从中庭出来受凉，她们熨衣服。女人死了，就是为钱卖命。

荀灿娶了曹洪将军的女儿，曹洪的妻子美丽温柔，深受他的喜爱。当他心爱的妻子发烧时，荀灿毫不犹豫地被嘲笑。为了给心爱的妻子身体降温，冬天他其实在户外给自己降温，然后给妻子熨衣服降温驱走热量。然而，他的妻子很快就去世了，荀灿太悲伤了，很快就去世了。这段轶事记录了中世纪一个对爱情和性充满激情的男人，以及他深爱的妻子去世后的辛酸。《世说新语》用“惑溺”二字概括了这种行为。表面上看，似乎在批评这些名人的放纵。事实上，它暗暗欣赏这些名人的放荡，也反映了作者对刘义庆的伦理和审美。当然，魏晋南北朝是皇室和贵族之间，滥交的也不少，但和我们这里所说的贵族风范是两回事。

放下风景

魏晋名士在自然山水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期，从北到南的士绅和地方名门望族占据了山林和园林，开辟了新的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时期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经是永嘉太守，是晋朝南迁后发展起来的。现在著名的景点，浙江温州楠溪江，就属于这个地方。士绅把江南新开发的土地变成庄园和领地，这是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在对天然林的管理中，他们刻意将它向田园化的方向发展，不仅“尽善尽美于隐居”，还“为登陆之美做准备”。西晋文人石崇、潘岳，东晋文人王羲之、许逊，宋代文人谢灵运，都有吟咏自己庄园宅院的作品。唐璐·赵霖《乐府杂诗序》曾说“山水风云，易云生于江左”，指出了东晋山水文学兴盛的事实。在江安河左岸的时代，士大夫们徜徉在江南的美景中，自得其乐，自得其乐。谢安邀王羲之等人与艺伎一起游览今天浙东的山水，说:“我应该欢喜而死！”

喜欢畅所欲言

魏晋人喜欢畅所欲言。过去有句话叫“信口开河是错误的”。《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崧政权临川刘金标一清编著的笔记小品，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的名人轶事。是六大名人的笔记小品，记录了当时名人的谈吐，展现了名人的思想风貌。当代美学家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有一篇《论《世说新语》与晋人之美》。文末有一篇《谈析》，其中对《谈析》的评价是这样的:“被后人诟病的魏晋人之谈，源于探索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共析’。嵇康的《福琴》说:“不精者，不可与之分析理”，“分析理”须有逻辑头脑、理性良知、求真热情。英年早逝的大思想家王浩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宗白华先生对这次谈话和王弼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认为玄学和空谈的动力在于人文与智慧的融合，是魏晋风度的体现，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从现有的《世说新语》资料来看，不仅有轻松幽默的谈吐，也有许多激烈有趣的争论。例如，下面的记录很熟悉:

孙安国去阴钟君谈徐公，反其道而行之，主客和睦。左吃右吃，冷吃暖吃的人数是四个人。1只宠物。我奋不顾身地把金枪鱼的尾巴一甩，它就掉下来了，里面全是饭菜。客人和主人永远不会忘记吃饭。尹乃玉对孙说:“大清不是一匹好马，我应该戴阿清的鼻子！”孙说:“看不见鼻子的时候，就要戴上腮帮子！”

这个故事讲述了孙绰和许逊的谈话和争论。两人都是会说话、会说话的专家，反复论证后很难区分高低。直到他们忘了吃饭，服务员还是几次加热都没能吃完。最后，他们只是吵了一架，生气了。然而，他们毕竟是名人，所以吵架的话成了名言。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名人畅所欲言的辛酸与真实。在对话中，由于各种原因，说话的人层出不穷，呈现出一些新的想法，类似于后世的禅宗，往往是文字无法比拟的。《世说新语》文献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比如:“有人问尹:‘为什么有了职位就梦见棺材，梦见污秽就有钱？殷曰:‘官臭，得梦葬尸；钱是脏的，所以你会得到它，并梦想它脏。“当人们认为它出名的时候。”这里提到的名字，其实就是机器前端创造出来的感觉，这在正常思维下往往是得不到的。对话中思想迸发，情与乐相遇，为禅宗的妙悟开了先河。

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文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石怀》、嵇康的《郭璞的游石现》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表现。魏晋南北朝学者认为，人只有在审美和艺术活动中才能实现精神超越和心理慰藉。王羲之和兰亭名人在修缮时所作的诗，充满了感叹人生、以赏会景自慰的内容，与西晋时石崇发起的金谷诗社的主题“感生不灭，恐生不尽衰”一脉相承。

魏晋文学批评关注人们的生活体验，从生活活动的各个方面分析文学的特点和功能。它不仅在观点上有了根本性的突破，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开创了生活活动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思想。南朝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注重从生动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文学批评，而不仅仅是从经典中阐释文学批评，这也是六朝文学批评区别于汉代官方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然，魏晋以后，南朝是宋齐梁陈，家族地位下降。南朝的开国王公大臣大多是从寒门起家的，有些本身就是无赖。一旦这些人突然变得富有，他们的贪婪甚至大于稳定家庭的人。比如梁江玉红当官时，就想尽办法奢靡无度，甚至公开宣称:“我为郡有四件事:‘水中鱼龟，山中鹿，田里稻谷，村里人。丈夫就像一粒淡淡的尘土和一棵柔弱的小草。“生活是幸福的，什么时候才是财富？”“这位梁朝贪官暴露了六朝末年的任人宰割、贪得无厌的官僚心态，类似于今天的大贪，与魏晋风度无关。

最后说说一些启发。现代中国有点像魏晋的过渡时期。人们不相信旧的精神价值，而新事物还没有被我们接受。这不值得太担心，但最让人担心的是精神追求的缺失。如果没有魏晋的追求精神，甘愿堕落自己，后果不堪设想。此外，现代中国处于全球环境中。工业化和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加上官方的标准体系，使人们轻视精神价值，陷入权力和金钱的压迫之中。其实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陶渊明还是有这种精神的，只是今天很少见到而已。

虽然我们很无助，但我们仍然可以在精神兴趣、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调整自己。我们的生活因向善而丰富，我们的心理也因向善而舒缓。我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得到提升。王国维说:“覆盖人心的一切都被自己的利益所束缚，美是唯一能使人忘记自己的利益，进入高尚纯洁境界的东西。”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我们都有爱美的本能。但感觉器官并不常用或使用，并随着时间而变得麻木。当一个人麻木了，那个人就变成了一个无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了，就变成了一个无聊的民族。艺术的作用就是恢复这种麻木，让枯燥变得有趣。”这些话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是多么有启发性，我们应该时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