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日货 五四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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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日关系还在阴影中。虽然出现了很多非理性现象，但抵制日货一直是中国人抗议日本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其实这种形式现在已经不新鲜了。类似的活动早在民国初期就有了，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爱国人士有办法支持中国的外交。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的抵制日货运动，在1919年掀起了新的浪潮。这一年，战胜国在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和约》，但中国作为战胜国，被迫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历史上称之为五四运动。这一轮抵制日货开始于拒绝使用日本银行汇票，从日本银行提取资金。然后，它蔓延到所有日本商品。西方媒体和研究人员首次注意到，中国学生群体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推动和主导作用。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恩施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觉醒，学生正在成为“运动中的警察”，监督商店和小贩，摧毁日本广告牌等等。学生们的公告牌上满是从行人那里收集来的草帽、雨伞、暖水瓶等日货。西方媒体形象地称之为“草帽战争”。这些“温和”的抗议活动立即被学生放弃，更为流行的集中焚烧日货在全国各大城市普及，运动迅速扩展到商人、商会、工匠、劳工等阶层。五四运动不同于以往抵制日货，暴力更加激进。学生们在北京殴打亲日官员，甚至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在海外，如新加坡，经营日本商品、为日本服务的华侨收到匿名恐吓信，警告他们与日本断绝关系，日本商人的一些店铺也被捣毁。激进的海外华人青年甚至与当地警方发生流血冲突，造成4死8伤。与去年同期相比，日本商品在新加坡的销售额下降了70%至80%。暹罗华侨呼吁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抵制日货，因此多次与暹罗政府发生冲突。暹罗对日本商品的进口大幅下降至去年同期的一半。五四运动在7月达到高潮，日本对华出口几乎被切断。然而，令人困惑的是，1919年日本对华出口比1918年增长了3%。这种“怪现象”是由于我国进口总额大幅增长，除日本外的其他国家进口增长26.6%，是日本增速的7.6倍。抵制日货的效果在接下来的两年更加明显。1920年日本对华进口比1919年下降7.2%，损失高达2915万美元，而其他国家对华出口增长33.3%。1921年，在美国的建议下，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的代表团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以解决《凡尔赛和约》无法解决的大国之间的海军力量对比和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利益冲突，完善世界和平体系。中国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期间，经过谈判，中日双方于次年2月4日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未决案件条约》和《附件》，日本归还了从德国继承的胶州租借地，但仍保留了许多特权。2月6日，与会国签署了《原则和政策适用于中国事件的九国条约》。在此期间，抵制日货的运动仍在继续。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下降8696万美元，相当于192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9%。同期，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长了30%以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说法，这表明自1919年以来对日本商品的抵制，无论中国付出什么代价，都成功地在日本的贸易、航运和工业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中国抵制日货的民族意识在华盛顿会议上给予了中国代表团强大的公众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在中国的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抵制日货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武器。在九一八事变前的抵制中，日本的出口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特别是1921年至1927年期间，对华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28%，中国抵制日货会迅速伤害日本经济。另一方面，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较低，对日本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抵制日本商品或其他外国商品对中国经济本身的伤害较小。当然，抵制运动是有代价的。虽然中国出口量不大，但在抵制运动中对日出口也有所减少；第二，运动前期收集的日本商品大部分在华商手里，受损的其实是华商；当然，也有日资工厂的工人，在罢工或停工期间失去了生活来源。当时美国研究人员有一点值得关注。他们认为抵制运动也可能成为一种敲诈市场的行为。以经济活动为政治武器，频繁开展抵制运动，可能会使中国人难以建立对市场规则的尊重，甚至习惯性地利用政治干预市场运作。日本法律专家不时在欧美报纸上撰文，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表明中国政府违反了各项条约，未能保护日本的合法财产。正是因为这种考虑，中国政府才多次下令禁止抵制日货，但仅限于此，对运动本身基本视而不见。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确实是左右为难:一方面要遵守国际法和相关条约，即使是不平等条约在废除前也是有约束力的，这也涉及到国家信用和民族尊严；另一方面，很多人抵制日货也符合政府的外交追求，相互呼应。这种困境导致政府经常被夹在人民和日本之间，或者被指责对外软弱甚至被称为“汉奸卖国贼”，或者被指责不遵守生效的条约。美国密执安大学经济学教授雷迈也在1933年系统研究了中国抵制外国商品的问题。他们指出，有必要关注中国抵制运动参与者的构成。从1905年抵制美国商品的商人，到1919-1921年间以学生为主流，再到1925-1926年后执政党和工人的参与，抵制的方式也从行会抵制发展到社会化强制抵制，最后甚至发展到以暴力和流血为保障手段的强制抵制。“九一八事变”后，日货遭到抵制，在很多城市，不法商人被拘留、游街，甚至被处决。为抵制运动筹集资金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做法。首先，被没收的日本商品以“出奇荒谬的低价”出售；第二，非法商人被要求缴纳罚款。这些资金被用来雇佣纠察队和救济罢工者。当然，由于缺乏监督，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下落不明。根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历届中国政府对抵制外国商品一般都持放任态度，只要活动本身不出格，不针对政府，不存在暴力。然而，自1925年国民党发现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是好事后，便开始积极引导和鼓励抵制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主要由国民党中央组织主导。抵制逐渐从民间自发发展到政民结合。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两组研究人员都认为，抵制日货代表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这放大了中国微弱的声音，抵制运动的效果显示了民族主义的胜利。根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报告，抵制日货是与日本侵华相关的现象，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有效武器之一，是日本大陆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对抗。中国抵制日货，就像罢工一样，本身力量薄弱，抵抗困难，面对的敌人非常强大，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非战争手段”。没有安全感，要求中国取消抵制外国货，就像要求欧洲削减军备一样，是不可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总结说，无论如何，“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上最具启发性的篇章。”以上内容整理出版，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