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逊 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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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钱穆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然而，与前者日益增长的声望相比，钱穆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可能只停留在毛泽东对他的命名和批评上。

你怎么在我头上找到的

在毛泽东著名的社论《失去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点名批评胡适、傅斯年、钱穆，说他们是被中国帝国主义反动政府及其走狗控制的“极少数人”。

钱穆被点名的时候正在去香港的路上。他对点名反应激烈。胡适和傅斯年与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去美国当居民，一个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省。钱穆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他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大学背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足迹不及北京、上海、天津，又不在公立学校教书”，“他是单身书生”，“他怎么能找到我”。

如果钱穆选择留在内地，他的名字就不会出现在战犯名单上，也不会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钱穆走之前，曾去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来香港任教，被拒绝了。之后他下乡邀请熊十力，对方无意离开。钱穆写信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却没有得到回信。他去中山大学看杨树达，杨树达无意离开。

一生唤起故国的灵魂

钱穆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选择。

钱穆成了自学成才的人才。36岁时出版了《刘父子年谱》《先秦诸子年谱》，基本解决了学术界长期的诉讼问题。他在农村做了18年的中小学教师，后来上了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

作为中国学术界的知名人物，顾颉刚和钱穆素素素未谋面，但看了他的作品后，对他的历史功底大加赞赏:“看来你不应该在中学教语文，而应该去大学教历史。”

钱穆36岁离开家乡，受聘于北京大学文史学院教授中国通史。当时北大名师云集，钱穆讲堂位于北大梯形大礼堂。盛况来临之前，各个系的学生都来听课了，每个班坐了近300人。钱穆对自己说，每一次演讲都“就像去辩论场”。他经常反复扩展问题，并广泛引用。

一口响亮的无锡普通话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因为他和当时的文史学院院长胡适都善于讲学，学生中就有“湘北钱”的说法。

钱穆时代，西学东渐，势不可挡。儒学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逐渐失宠。中国人经历了严重的身份危机。

在大变局的时代，钱穆也有过疑惑。在学校，一位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过《三国演义》后，对他说:“以后不要再看这本书了。这种书从一开始就写世界必须长期分裂，必须长期分裂，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错误。如今的欧、英、法三国，统一了就不再分裂，治愈了就不再混乱。事后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些话对钱穆影响深远。自此，“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困扰了他一生，也触发了他毕生的学术目的:面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强烈挑战，中国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

面对汹涌澎湃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被时代潮流冲昏头脑。他选择在古籍的世界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认为，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感。他写了《国史大纲》。他说:“那里的书我都写了，以后会有用的。”

1939年6月，钱穆在云南蒙自完成了《国史大纲》的撰写。这本书不仅是中国现代史学中最重要的通史著作，而且是在国难当头时出版的。书中讲述的是从对民族历史的研究和认同中寻求抗日救国之路，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民族转型的精神动力。这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鼓舞和鼓舞了当时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热血青年。

钱穆晚年的弟子辛易云回忆说，战争爆发时，他说中国会赢。他说，大多数人只知道如何衡量物资，有多少战斗力量和多少军事力量，但他说，他忘记了战争是一个整体行动。除了这些，还有文化力、道德力和国家力。他们忽略了这一部分，中国肯定会赢，于是他写完了国史大纲，洛阳一下子变贵了。

“这也鼓励了很多年轻的高级知识分子参军，同时让中国人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所以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当我们今天处于如此大的动荡之中，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的时候，他给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重新认识自己的可能，在关键时刻提出了最正确的观点。”

《国史大纲》开篇，钱穆就对读者对待国史提出了四点殷切期望，其中之一就是对国史持有一种“温情与尊重”，这使钱穆成为20世纪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的一生是“唤起故国灵魂”的一生。

崇洋媚外的隐忧

对于钱穆来说，不听窗外事，一心只看圣贤书的理想，只是一种奢望。1948年底，钱穆长子钱卓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江南大学开除。钱穆不同意各国学生到北平请愿，也反对政府和学校以高压手段对待参加学生潮的青年学生。这时，在家乡苏州读书的第三个孩子钱逊与父亲产生了隔阂。

1942年，在成都，蒋介石问钱穆为什么不从政。钱穆说，所有的学者都不必从政。蒋介石还问他们是否关心政治。钱穆说，读书人一定要关心政治，但我不想从政，做好本职工作就好。蒋介石不会再提了。

“做现代中国出租车”是钱穆的理想和抱负。

他曾以“士不起勇，路漫漫其修远兮”为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了作为“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从而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够肩负起民族国家的最大责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修养要有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西方的权利观念，不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而只谈个人权利，不爱和牺牲。

在香港生活后，钱穆赤手空拳创立了新雅学院空，这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仅有的四间租来的教室里，钱穆试图保存中国文化的魅力。新亚书院成立之初，前来任教的老师很多都是国内大学的一流教授，但工资却少得可怜。老师们一致认为，既是校长又是文史系主任的钱穆工资最高，月薪200元，反过来教授们分别拿到100港元和80港元，这个标准只相当于当时香港二等教师的收入。

新雅学院的学生几乎都是流亡大陆的青年学生。钱穆在《师友杂记》中写道，没有一个人能交学费，甚至那些睡在学校天台，蜷缩在三四楼之间楼梯上的人。晚上八点回到学校，楼梯已经走不通了，不得不多次给傅打电话。全校师生不到100人，学费收入只有20%。

未来国内外知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描述了另一个故事。有一年暑假，香港极热，钱穆先生又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他独自躺在老师的病榻上。我去看他了，真的觉得对不起他。

我问他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他说，我想看王阳明的选集，就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本。我回来的时候，他还一个人躺在老师的地板上。新亚洲学院似乎都空了。

“新亚”这个名字是钱穆给的，他希望推广“新亚”，为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一点的未来。新大学成立之初，钱穆坚持中国人为校长，并以中国大学命名。他说，香港现在是英国的殖民地，离中国这么近，中国分裂成大陆和台湾省。作为中国人，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呢？必须考虑到这一点。1949年，钱穆一个人住在香港，但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留在了内地。最小的女儿钱慧当时还不到9岁。

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办学的16年，是钱穆“人生最忙碌的16年”。之后，钱穆受到蒋父子的礼遇，蒋介石为他修建了苏树楼，聘请他为“总统府”的高级部长。在钱穆之前，从来没有学者担任过这个职务。

钱穆晚年仍坚持在宿树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在家里给学生讲课的时候，突然说:“其实我讲课的目的不是教学生，而是招募勇敢的战士，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为中华文化奉献自己！”

然而，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力回天，钱穆推崇的“仪式”世界早已崩塌。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非常孤独。他期待中国人对历史提出温暖的要求，却得不到商业市场的认可。

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很少有学者用身体见过花和果实。似乎今天谈论文化思想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管别人懂什么不懂什么，都可以被全世界崇拜，因为科学有公认的外在价值，谈论文化思想只靠自己的自信来支撑自己。前进，等待时间的考验，所以结果往往是落后的。”

钱穆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危机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学校更加重视自然科学，崇洋媚外，妄自菲薄，这是中国文化的隐忧。钱穆90岁生日那天，他的学生在宿树楼为他的老师庆祝生日。老人点燃一支烟后，摇了摇手中的火柴，火柴渐渐熄灭了。他说生活真的就像这场比赛。摇一摇。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熄灭。当我活着的时候，我经历过。其实生活真的很辛苦。你应该努力过好这一天，所以你应该珍惜现在。

1967年，在蒋介石的邀请下，钱穆先生离开香港到台湾省定居，但到了晚年，由于政治因素，他被迫搬离居住了20多年的“苏树楼”，3月后在台北生病。才真旺姆马英九代表台北市政府再次向钱穆的遗孀胡美琪道歉。他说苏树楼事件让我很不爽，是对文化的暴力。我希望这种情况在台湾省不会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