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胡文辉谈“民国范”

民国学者穿着不同

导言:

“民国范儿”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说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不禁抬头。胡《现代学术林点录》评述了民国以来人文学者的成就。在他看来，《民国范儿》对普通人更有文化启蒙意义；从学术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民国学者仍然被认为是好的。

作者简介

胡现在是广州羊城晚报的一个报业集团。著有《中国早期方剂与文献考释》、《陈寅恪诗解》等。

在你看来，民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有什么区别？如果标准比现在高，它的突出表现是什么？

胡:民国时期，由于学术背景的原因，传世的学术传统没有中断；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的很多学者都接受过西方教育，甚至比我们现在更直接地接受西方教育。现在，我们通常必须在去美国深造之前完成本科学业。民国很多学者可能高中就出国了，接受的比我们直接。我认为这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人，他们不一定是特别的，比如有才华的人和努力的人。

我曾在《现代学林录》的“普通案例”中说过: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一方面寻求新的变革，其方法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和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我们在研究领域仍需聚焦中国历史文化。所以，这一时期最规范、最成功的学习，始终以语文领域为绝对主流；在中国，广义的历史永远是绝对的主流。换句话说，“文史研究”，又称“国学”，是最发达的。这是我对民国学术研究的总体看法。

还有一个因素。那个时代是现代学术建立的开端。我曾经说过，这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起源”。在西方学术规范的影响下，那些学者在自己的国家创造了一套新的学术规范，在这样的条件和情况下，他们肯定会做出更多的贡献。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的一切都是空白色的，所以无论他们做什么似乎都填满了空白色。现在很难填补空的空白。

现在，说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口气。这合理吗？

胡:我们对现在的学术状况不满意，所以会觉得过去很好，这是一种自然的心理。古人称“凡人之爱，重过去，轻现在”。很多学者回忆民国时期的老师，总是仰视并倾向于神化那个时代。其实总有对现状不满的时候。比如陈寅恪1929年写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现在的学术水平很差，比日本差很多。但现在我们觉得那个时代可能是最好的。

我们目前的情况并非没有优点。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多，但几十年后再看，一些好的东西会慢慢浮现出来，但现在信息太乱，好的坏的混在一起，很难分辨。

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赵先生的《燃烧器》的文章，里面提到学生回忆老师有三种学校:抬头、抬头、低头。一般来说，抬头学校最多，但我最欣赏抬头学校。我写《现代学林札记》的时候，可以说对那些学者采取了平视的态度，对他们评价不高。我会说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学术界之外的人在谈论民国学者时，会更加关注他们的人格和精神气质。当时文人的气质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胡:如果我们把过去的学者神化，他们的行为自然会个体化。其实现在的学者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当我们和他走得太近，觉得他的学术水平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值一谈。就像明星一样，对于他的粉丝来说，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有个性和性格。如果你不粉他，他什么都不是。所以这真的取决于我们对经济学家的看法。如果我们认为他是大师，那么他的很多行为都是个人的，值得深思。如果你觉得他达不到这个水平，你根本不会关注他。

现在，民国学者介绍给大众，自然会有偶像化、娱乐化的倾向，比如陈丹青的谈话和文章，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邓康延的纪录片《先生》，更有代表性。他们用更多的情感写作，比如“有主后无主”。这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事实上，不知不觉中，这些学者和大师被包装和叙述成了明星。从流行文化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与这种倾向保持一点距离。

今天的学术水平还没有达到民国的高度。但不能说没有学术水平高的人，也不能说没有正经的学者。说没有大师是不公平的。

我注意到，1949年以后进入大学的，只有邹恒、邱喜贵、王宁生三位大陆学者。是否意味着大陆存在明显的学术差距？

胡:这个缺点很明显，不需要强调。我在《笔记》中提到的余英时先生、唐德刚先生和贺炳棣先生，在1949年后在海外成名。比如余英时先生，真的是1949年以后长大的，学术传统也是他们一个接一个传下来的。我在八九十年代读书的时候，觉得从50年代开始，大陆学术界除了史料和考据方面的著作之外，没什么可看的。而且会有一种印象，那就是当时的中年一代学者并没有多大成就，要么是民国时期涌现出来的老先生钱钟书、沈从文，要么是吸收了新气象的年轻一代。在中年一代中，李泽厚是一个特例。和他的年龄一样，大多数人没有留下任何学术成就。李泽厚出道比较早，比较突出。但即便是他也不是那种有着坚实基础的人。他眼光很大，但从目前的学术情况来看，他并不符合目前的要求。

从学者数量来说，民国时期的学者数量肯定没有现在高，但平均水平肯定比我们高。就像日本，研究中国学术的人肯定没有中国多，但是平均水平很高。民国时期的学术团体与以前的学术传统有很大关系，所以学文史的人好像有一个学术共同体，平均水平比现在高很多。传统并不意味着它一定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直接的影响，但从整体背景来看，传统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学术取向。在文史领域，如果过去有更多的积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民国学术界也有学术不规范甚至抄袭的阴暗面。能介绍一下吗？

胡:一定有什么黑暗的东西。每个时代都有好的和坏的。好事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出现，但坏事应该会因为类似的原因出现。

我写过文章，举过很多例子。比如刘、章太炎、顾颉刚，都说他抄袭祖先的东西。考虑到刘只活了36年，似乎不是空。有一个方壮友，发表了两篇文章《阿提拉诺》。考”和“鲜卑语考”以自己的名义，而且至少后一个抄袭了日本白鸟居仓木池的“东胡族考”。梁启超在日本时，通过日本著作吞噬东西方学说，近代很多人专门研究。傅斯年曾指出，王国维也遵循前人的意见，但没有说明出处。写《清史通》的萧一山，也抄了不少内容，甚至是梁启超的名篇。此外，余英时先生指出，郭沫若抄袭了钱穆的《先秦斋藤优子年》，但在20世纪50年代，大陆白寿彝也指责钱穆的《先秦斋藤优子年》抄袭了清人的著述，这也是一起抄袭连环案。

当然，当时的学术规范并没有那么严格。和钱钟书一样，他一般不提现代学者的名字，有时提到他们也不加解释。这可能和他自己的写作风格有关，但至少还不够规范。而他父亲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直接抄袭了很多别人的东西。

学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片净土。从抄袭的问题上，我们更容易看清楚民国的学术界而不神化。

民国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在八九十年代备受关注。有人认为是因为当时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是这样吗？

胡:我想我们可以分开不同的思路来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说重新发现王国维、陈寅恪，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其实说的是重新发现。这是学术史本身的规律，理所当然。“国学热”是另一条线。有些人重叠，但发烧的原因不同。学者王力可国威、胡适是学术研究的主流，大陆再承认他们的成就也是正常的；但是和章太炎一样，我觉得不一样。现在没有人能像章太炎那样学习，这不符合学术规范。他发烫，应该更多是因为“精神”原因，与“国学热”有关。我们看胡适的作品，可以按照他的方法去学，但是如果看章太炎的东西，按照他的方法去做，恐怕就不能毕业了。和陈寅恪一样，他一火起来就有不同的台词，不同的背景。纯史学是一条线，“国学热”或“文化保守主义”也是一条线，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精神也是一条线。

民国学者的风格和现在有什么大的区别？

胡:风格上，比较注重文史，前面已经讲过了。在五六十年代，这种传统不能说是完全被打破了，但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80后是另一个时代，我们更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引进西学成为主流。

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胡适、陈寅恪留学归来，回国留学，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有人直接把西学传入中国，比如严复。然而，严复的影响并不在学术界，而是在思想界。他主要专注于翻译。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非常受欢迎的一些人是基于翻译西学。刘小锋、甘阳、秋枫、邓正来等学者的翻译虽有不同，但由于他们的翻译背景，在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相反，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直接翻译介绍西学的学者，影响力比民国还大。民国时期，有许多从事翻译的学者。然而，要建立学术地位，翻译要依靠自己的研究，可以使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但领域和材料都是中国的，才能发挥所长。但是，现在只要他们从事西学，就会在学术界有特殊的影响力。赣阳就是一个典型，刘东也是。或许可以说，与民国时期相比，学术体系被打破，自信心丧失，只能落后于西方人。即使是中国人最有优势的领域，也应该效仿西方汉学家。

相对而言，《现代学林注》所列的邱锡贵、王宁生等近代大陆学者，从事的领域相对隐蔽，更接近绝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有限。海外的余英时先生和许倬云先生有西方的学术背景，从外面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们有很深的传统修养，他们自己的工作也很好。同时，他们有很大的“能量”，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认为mainland China不应该有这样的学者。于、徐应保留民国士人的风貌。如果大陆有他们，就会形成一个重心。

你怎么看“民国范儿”这个词？

胡:我觉得陈丹青说的“民国范”，可以对普通人起到文化启蒙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对现状的批判。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民国学术界肯定存在不少问题。我们现在把民国的知识分子说得那么精彩，但是在50年代，经过几次运动，几乎每个人都无法抗拒。正如余英时指出的那样，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培养了许多文化人才，但中国几乎没有。当然，这和中国的政治风格有关。苏联更倾向于通过秘密警察，而中国更倾向于通过群众运动，思想改造也是一个接着一个。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民国范儿”再厉害，也经不起几次运动，思想改造，反右。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失踪的小偷》的短文。从“民国”的角度来看，意味着土匪强盗也有了“民国”。结尾我说:现在很多人怀念过去的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在这个抓耳挠腮抢东西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怀念过去的小偷？总之，谈“中华民国”并无大碍，但要保持一点分寸。

现在有人批评“民国热”，说“民国不好”。你同意吗？

胡:“民国热”过头了。泼点冷水是合理的，但没必要泼太多冷水。我接受中庸之道。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与现在相比都很低。那是一个“邪恶的旧社会”。谁会不知道呢？不过我觉得“民国热”主要是文化精神上的，主要是仰望民国人。那种风范，不能因为当时经济社会方面很差，就说文化精神方面也很差。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用这个理由来否定“民国热”有点不着边际。就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也是一个不景气的时期，但是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思想文化是最辉煌的。

而且，民国的糟糕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争，因为技术水平是外部问题，不可抗拒；然而，是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掩盖了这种糟糕的情况。我们不需要美化民国，但要时刻批判现实。

说明:原标题为“胡谈民国学术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