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 被斗自杀："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

本文摘自魏定光《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原题为《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

细读韦君宜的《伤逝录》，其中有一篇《她悲惨地死去——哭泣的韦玉妹》。文章开头，蒋南翔先生生前一直问作者:“你有没有为韦玉妹写一篇悼念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文章再次告诉人们，韦玉妹是那个永远不会忘记蒋南翔将与世界告别的人。为什么蒋南翔没有忘记提醒韦君宜在去世前写一篇悼念韦玉妹的文章？韦君宜为什么“哭”韦玉妹？众所周知，蒋南翔是12月9日北京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文章称，韦玉妹是当时蒋南翔领导下的清华第一个女性革命组织。文章深情地写道:

至于韦玉妹，“我们在清华大学的所有革命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和人民第一队的成员，应该永远记住她。...如果不是她，我们怎么能为我们的团队开辟前进的道路呢？”

然而，这位清华大学革命同学的领导却以“惨死”告终:“文革”期间，一天晚上，在反复遭到粗暴批评后，她从9楼的阳台上爬了下来，最终被暴露在“上海繁华的市区”——一个她曾经为其解放和繁荣而奋斗和牺牲的地方...

因此，韦君宜在文章中“哭了”:

"虽然她不是烈士，但她死得很惨。"

其实，这个韦玉妹就是曾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誉为“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的孙岚；生前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读完韦君宜的文章，人们可能会进一步问:她为什么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这样的问题，文章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可能是数据的原因，因为笔者和韦玉妹的接触主要局限在清华大学的学习期间。巧合的是，韦玉妹只是我的表妹。她年轻时，常听父亲给她讲“革命故事”；近年来，父亲一直从事韦玉妹生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本文提供了一些基于可靠事实的材料，可能有助于回答读者的疑问。不久前，孙瑜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阅读韦君宜《伤逝录:韦君宜: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样本》的经历。事实上，革命领袖韦君宜也具有“标本”的意义，甚至具有推动人们反思当代中国革命史的价值。

1.立志革命:从复旦到清华

韦玉妹原籍江苏盐城，与胡乔木是同乡；1913年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在宁波、上海等地当过律师或法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与了对陈璧君等战犯的审判。韦玉妹从小随父母就读于宁波、杭州、上海的中小学，1932年7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次年，她正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教育和安排，参加了“左联”的各种活动。1933年5月以后，根据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部署，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反对卖国投降，号召团结抗日”的飞行集会，在一次示威游行中被上海石楠派出所逮捕入狱。韦玉妹的革命行为遭到家人，尤其是父亲的强烈反对。她被保释后，不允许参加任何革命活动。于是在1934年夏天，韦玉妹瞒着父母去了北平，并通过考试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从此彻底背叛了旧家庭，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十多年前，著名学者葛赵广先生曾在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阁楼上翻找出一批三四十年代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他发现，清华校园文科生的毕业论文一方面有着扎实的写作基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受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情的影响，他忍不住“始终徘徊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始终超越学术藩篱，伸出手去看受灾国。”葛赵广在分析介绍这批毕业论文的文章时特别提到了韦玉妹:

“1936年，一个叫韦玉妹的中国学生写了一篇毕业论文，研究民国二十四年清华大学的中考成绩。在序言中，她问道，有人总说现在的学生，‘他们已经学会了理解互联的方程，他们可以做解析几何，他们也可以理解生物学和生理学，他们非常擅长记忆地理和历史。但是，我想问:对年轻人的培养是否仅限于这些？" "

“青年修养”只是委婉的说法。在韦玉妹看来，当时对青年的第一次“培养”是革命情怀。来到清华不久，韦玉妹就加入了韦君宜在文章中提到的“全国武装自卫会”，接受了蒋南翔的直接领导。她在女生中积极发展会员，最终学校108名女生中有一半以上成为“自卫社”成员。根据《蒋南翔传》一书，韦玉妹“是女生宿舍的火种。这个人总是不慌不忙，很有大将风范，善于接近群众。她组织了六名女学生。这个群体虽然小，但作用很大。“12.9”前夕，中共清华支部改选，蒋南翔任支部书记，韦玉妹任支部委员，兼任清华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12.9”运动当天，她负责组织清华大学的学生示威，随后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强烈批评当局镇压学生抗日运动的暴行。1936年春，他接受党内分工担任“左联”支部书记；同年7月大学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到上海工作。对于这种情况，胡乔木曾在回忆文章中介绍过:“一二·九”后，“北平先派韦玉妹、陈翰博等。我和魏是老乡...魏先来上海，后留上海。”

“七七”事变后，韦玉妹根据党组织的要求，主要从事上海市妇女救国会的领导工作，广泛发动妇女参加由宋庆龄、何香凝主持的“上海市妇女抗敌支援会”，协助许广平组织领导“上海市妇女难民救济会”；同时，她还主编了《上海妇女》《上海妇女知识丛书》等刊物，鼓舞和号召妇女走上积极争取自由解放的道路。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因性格豪爽、思想开放、作风不拘、说话直率，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野猫”。

1941年，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韦玉妹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在这种背景下，她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从上海撤退到苏北解放区，最终在盐阜地区涟水县加入新四军的队伍。为了表示对孙中山反封建革命行动的钦佩，模仿木兰从军的决心，她改名叫孙岚，从此用这个名字来表示与旧封建家庭的彻底决裂。

二、“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

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韦玉妹最闪亮的标志就是成为“第一位红色女县长”。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上海会见一些领导干部时，曾握着韦玉妹的手，向大家介绍:“这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也是我家乡的官员。”

小的时候听父亲说，她到苏北后，经常和家乡附近的队伍一起路过，光着脚穿着凉鞋，穿着短西装。因为她的祖先是乡绅或官僚，村民们看到她这个样子都很惊讶。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她被当地群众誉为“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1945年10月任淮安县副县长；1946年10月，他担任县长和民兵首领。就在这期间，我接受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史沫特莱的采访文章后来发表在1946年上海出版的《米勒评论》上。文章的描述非常生动:

新县长上任不久的一天，淮安县政府大院里挤满了穷人。“老太太们穿着打补丁的斜纹棉袄，许多残疾人举着‘杀汉奸’的小纸旗。一个老瞎子跪在地上，挽着他的胳膊，还要求今天处死给他带来不幸的人。”“我们要县长回复。”人们在喊叫。过了一会儿，新县长来了，老百姓以为共产党的县长会是一个高个子、黑脸、胳膊粗、腰圆的男人，但她是一个端庄美丽的年轻女子:她戴着一顶圆帽子，头发精致地卷在里面，穿着新四军的普通灰色布制服。

这位美国记者评论道:这样的女性，从她的风度来看，似乎更适合站在美国大学的讲台上；然而，事实上，那是在中国一个偏僻地区的县政府大院里，站在长凳上，给穷人做一个热情的演讲。她列举了汉奸和官员的罪过，安排群众上台申诉，最后当场判处两名汉奸死刑，并立即带他们到刑场执行死刑...据说，韦玉妹的父亲听说女儿是县令后，曾轻蔑地嘲笑道:“她是草堂里6元钱的县令。”然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给了韦玉妹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共产党的才女，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