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 只爱人
一生浩然最重要的是——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在此基础上，他一生践行着公民精神。这种修养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没有。
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
作者:韩笑
深谙爱情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说:“真正伟大的爱情和文学杰作一样不寻常。”这句话用来形容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和她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爱情。两个对生活有不同想法的思想家之间的独特爱情涉及哲学、政治、种族等多个方面。
1928年，当他意识到海德格尔即将离开自己的时候，年仅22岁的阿伦特在4月28日的信中说:“你给我指引的道路远比我想象的要漫长和艰辛，我将为此付出漫长的一生……”
沉浸在爱情即将逝去的悲伤中，阿伦特不可能预测到自己未来的道路和海德格尔指出的不一样:她是犹太人，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践行了一生的公民精神。这种修养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没有。
“恶是家常便饭”的命题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阿伦特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她提出“恶是司空见惯的”——在极权政治下，人们是恶的附庸，视恶为家常便饭，甚至视恶为履行职责。这种恶是平庸的、日常的。在作恶者眼里，这些罪恶不是恶，不仅是恶，更是一种美德。
其实这个现象早就引起了阿伦特的关注和思考。1949年12月14日，当她在欧洲旅行时，她在给丈夫布鲁西亚的信中说:“德国人靠一生的谎言和愚蠢生活。”这句话的背景是，距离战后德国全国人大的反思还有十几年。当时，在战后新政权下，国内仍有许多纳粹分子或亲纳粹分子，参与过各种纳粹罪恶的普通德国人也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我和你”，而不是“我和他”
阿伦特遵循“邪恶的平凡”并找到了它的机制。如果说《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从制度、社会、历史、文化等角度寻找极权主义的根源，那么阿伦特则是从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心理和伦理角度探讨了人们如何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甚至支持极权主义政治。
阿伦特关注的是具体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同一个抽象的集体。1963年7月20日，阿伦特在给索罗姆的信中说:
“我一生中从未爱过任何国家或集体——我不爱德国、法国、美国、工人阶级和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唯一知道和相信的爱就是爱人。”
阿伦特的说法彻底将人与世界的关系表达为一种“对话关系”，一种由马丁·布伯创造的“我与你”的关系，而不是“我与他”的关系。正因如此，在震惊美国的小石城事件中，阿伦特以《小石城事件反思》一文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伦理挑战。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仅仅通过强制消除差异是没有意义的。人对群体的归属感不是靠法律建立的，而是靠内心的真诚。由血统和种族等自然差异引起的冲突必须由文明本身一步步解决，而不是通过强制手段。
阿伦特思考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权力是否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它的目的是正当的。也就是说，警惕权力本身是核心问题。如果因为今天目的的正当性而忽视了它，那么明天它将借此机会消除所有差异，强行实现人为的平等，这是消除差异进而消除丰富性的罪魁祸首。
个人思考和道德觉醒是最重要的
阿伦特关注的极权主义下的人的伦理生活和自由制度下的人的伦理生活具有一些共性，即人的个体思维和伦理觉醒在善恶制度中都是至关重要的。1955年8月6日，阿伦特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我真的爱上了这个世界。”她打算写一本书来表达她对生活的新感受。
这本书就是后来的《人间情》，最初被阿伦特命名为《爱世界》。在这本书里，阿伦特挣脱了极权主义的伦理枷锁，继续思考个人伦理责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使在自由制度下，人们的个人责任仍然是第一位的。
阿伦特通过描述人类的多元特征和解释行动，揭示了人类最重要的特征，即行动的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这最终归因于人类政治生活的不可预测性。所以，当“反抗既定人类存在”的能力越来越强，而负责任的能力却没有相应提高的时候，阿伦特就着急了。
然而，她也对人类的创造力充满了期待。因此，政治生活不能像工匠对待制作艺术品的材料那样对待人类，而是需要通过一种参与式的民主来激发每个人的内心良知，以“对话”和尊重的交流开启新的民主共和政治，从而在思维上激发每个人负责任的新伦理生活。只有这种伦理生活才能承载人类不断增长的创造力，防止创造力吞噬人类，成为破坏力。
阿伦特独自走在她自己的道路上，而不是海德格尔的中间森林之路。从她长长弯弯的脚印中，我们可以找到自由悖论的答案:积极生活，热爱世界——用责任和判断力去爱这个世界。这首《远方的女孩》做到了这一切，正如诗中所写:
“她的到来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她带来了鲜花和水果，她的礼物被分发给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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