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辛迪 上海“孤岛时期”中我的父亲李健吾

作者:李威尹

《灰色上海》这本书，不是因为他对我父亲李健吾的正面评价，而是因为他对写作角度的选择:从完全个人的道德角度去观察个人的表现和行为，这是我们之前所欠缺的。

正因如此，傅抱石先生选择了一些没有党派、没有派系的人，可能还是被认为是“正确”的人。在日本苦苦求生的上海，由于内心道德底线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现和行为。他不只是描述那个时代的文人。

我想说的是一个有良知的普通学者，我的父亲，他在上海的时候是可以反抗的。我也理解傅抱石先生为什么选择他作为上海孤岛时期的抵抗者代表。

“一个有良心的王”

应该说，1937年以后，学校随师生从北方迁往上海，然后跟随政府撤离，大部分都去了西南地区，也就是重庆、云南、贵州等抗战大后方。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搬到了陕北。在上海，一开始就留下了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如巴金、郑振铎、王靖迪、陈希和，以及许多地下党务工作者，如阿英、夏衍、余玲。他们编刊物，演街头剧，号召群众起来反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从1935年开始做老师和案头作家的父亲，终于有机会进入大社会，成为当时戏剧活动中极其活跃的一个人，包括为出版《鲁迅全集》筹钱，亲自写作，参加演出。他还利用自己是法国留学生、法国文学著名翻译家的身份去了法国大使馆，这让地下党员领导下的上海歌剧社获得了合法地位。这一刻，他觉得自己虽然没有去过大陆，但内心是充实的。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召回了英年早逝的父亲，一个反清反元的血性汉子，带领人民军队走在了战场的第一线。他开始写《草莽》。

自1942年以来，上海的局势变得越来越混乱。特别是1943年以后，英法租界全部向日本屈服，整个上海都在日本和汪伪手中。活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早早躲在书房或者离开上海。很多补品都停了。巴金早在1938年就去了西南。根据党组织的要求，夏衍、余玲等地下党员于1942年赴港。

上海成了真正的孤岛，彻底沦陷。一个普通公民养家糊口是必然的。另外，我父亲从13岁起就是孤儿，非常珍惜这个家庭。自己的过去不能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也不能丢下妻女去大后方。他留在上海，没有正常的工作，收入来源也不固定。当时真的很难坚持道德底线。作为一个从来不在任何组织的人，独处并不容易，不是妥协，而是反抗。他很痛苦，也很孤独，但他坚持下来了。刚开始，他还坚持在上海戏曲社活动。他不仅积极参与和帮助罗章，还卖了一点他母亲结婚的珠宝，并为歌剧俱乐部筹集资金。之后，他加入了劳苦功高剧团，通过改编外国名剧提供剧本，并和同样留在上海的朋友一起组织参加了大量演出。很多剧本建议观众选择不妥协，不反抗。当然，为了赚点钱，我也参加了一些纯粹的商业演出。

他曾经自称是“有良心的公民”，他的良心让他从不接受为日本人服务。1942年，由于收入微薄，他拒绝了周作人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的院长。当时我们住在徐家汇多福村的一个小巷子里，紧挨着上海殡仪馆。我们家是三个租客，也就是一个三层小楼底层的两个房间。前门对着巷子，后门是上二楼的正门，二房东在二楼。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经常晚上去小菜市场捡别人卖的剩菜，有时候还能带回一条没卖完的鱼——那可是大事。我妈妈是无锡人，喜欢吃鱼。表演活动后，他总是坐在办公桌前。我记得他曾经在八月读过萧干的《乡村》。萧干本人在陕北。他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打算写一篇书评。

1944年，父亲为剧团改编了金小鱼的戏剧剧本。剧本表达了欢迎国军归来的情节，表演轰动了当时整个孤寂的上海。这引起了日本宪兵的注意。一场惊心动魄的逮捕就在我眼皮底下发生了。

面对日本宪兵

1945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后门被打开，一群人蹬着车来到二楼。父亲以为有强盗，从前门出去报警。小巷里挤满了人和车。据说，警察立即认出这些车都是日本人，并立即留在小巷底部。

日本宪兵做梦也没想到一个伟大的剧作家会住在楼下，就三个房客。他们转身走进我们的厨房。我醒了，吓得一动不动，假装还睡着，把手放在睡着的二姐和弟弟身上。十个月大的三姐在两张大床之间的摇篮里。我妈妈很忙。日本人在厨柜里翻腾的时候，她赶紧把她爸爸桌子上的书，尤其是《八月的乡村》塞进我床下的鞋子里。然后日本宪兵进了我们的卧室和小书房，翻着书柜问我爸妈在哪里。妈妈回答，不在家，不回来了。最后，景岛乐要求其他人退出，坐在床边吹灭蜡烛。他说:“我们先睡吧！”这时，父亲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进去。他张开嘴说:“你要抓我，就把我带走！”就这样，他被逮捕了。母亲瘫倒在床上，吐了一地。

我的父亲在宪兵队总部遭受酷刑，冷水从他的头和身体直泻到他的嘴和鼻子，直到鲜血涌出。鲣鱼“上校”威胁他，要他留下遗书。他煞费苦心地说:“告诉...孩子们...孩子，爸爸...爸爸去世了...不幸的是，他...是一个...好人。”

一个好人，这是我父亲刻在我心里的话。

是他的朋友和同学花了很多钱赎回了他，但他不得不每周见一次景岛乐，报告他的下落。他受不了。在过去的七年里，他没有妥协。这时，面对日本宪兵，他一定不能委屈求全。他决定离开上海。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朋友的帮助和回应下，他离开了上海。几天后，妈妈拉着我的小手，走进了我们学校的校长办公室。期末考试结束后，校长见到了妈妈，高兴地说:“李威尹这次考得很好，我们决定给她全额奖学金。”妈妈平静地回答:我们是来辍学的，我们要去无锡农村。校长不能说话，战争期间！我妈离开了校长办公室，我伤心地跟着。我真的意识到什么是国难。国难当头！

两天后，娇小瘦弱的母亲抱着三姐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弟弟和二姐。我，一个不到11岁的小女孩，家里唯一剩下的劳动力，带着两个箱子走在后面。我们走出上海，登上一艘逃离的破船，一路听着身后的枪声。母亲因晕船而呕吐。我们要去见我们的父亲，一起走到完全陌生的安徽山区，那里没有日本侵略者！

为了保护他的妻子，他的父亲走进了房子并逃跑了。在监狱里，他忍受着折磨和恐吓。他没有提供朋友的名字。出狱后，他拖着家人，千辛万苦来到后方。他不是国民党成员，也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一个中国学者，用我母亲的话说，是个书呆子。他真的展现了自己内心的道德力量。

这也是道德力量造成的。他把老师用英文写的剧本翻译成中文，也就是《妥协与完美》，让它演出，然后把所有的版税和演出费寄给了非常穷的王文显先生。他没有拿钱。

可惜的是，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从延安到上海，一批学者开始批判以沈从文叔叔为代表的“京派”，我父亲就是被批判的人之一。从那以后，我父亲一直被认为是“右派”，尤其是金小鱼希望的是“国民军”，而且是真正的把手。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政府里的同学请他到上海文化局工作。当他看到自己在做“禁文”之类的事情时，工作了一个月就请了病假，然后溜了，又去教室学习，教书，翻译。

他热爱这个国家，为解放而欢呼，总想跟上步伐，却常常被拒绝。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压力下，他都坚持道德底线，忍受着被贬，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没有说谎，没有寻求虚荣，没有背叛朋友。

今天，个人道德再次被提起，尤其是傅抱石先生选择了一个可以检验个人道德的时代，这是格雷上海的特色。我感谢他对我父亲的正确评价，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岁月。同时，我深深地感受到，如果一个人的道德底线缺失了，只有他被人民所鄙视，但当大量的人缺乏道德底线时，就会对社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是时候在时代的转折点重新审视个人道德了，考虑到现在官场上的人和人之间的各种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