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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宁 “与其屈服而亡 固毋宁抗战而败”

导语:刘大宇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全面开篇,对蒋介石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关于蒋介石的理论显著增加。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先生《蒋介石日记2》解读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辅以大量档案、文献、民国其他政要回忆录、日记或口述历史

刘大宇

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全面开篇,对蒋介石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关于蒋介石的理论显著增加。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先生《蒋介石日记2》解读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辅以大量档案、文献、民国其他政要回忆录、日记或口述历史等珍贵史料。,并以横向方式仔细梳理和梳理。通过“国共关系”、“日本战略”、“国际外交”、“国内政治”、“移居台湾后,

多年来,杨先生不辞辛劳,多次往返大洋两岸,试图穷尽蒋介石的相关史料,避开“内战时期的情绪”,通过缜密的考证和逻辑推理得出结论,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真相。正如杨先生所说,这样研究蒋介石,有利于建立两岸和平关系和政治互信,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不过,书中几个片段所描述的坚持抗战的蒋介石,还是值得一提的。1937年12月16日,蒋介石发表了《我军撤出南京向国民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与其屈服而死,不如抗战而败”,这正好表达了他坚持抗战的主张。

提议成立“全国革命联盟”

众所周知,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裂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问题。针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传统历史著作多从共产党的角度论述蒋介石的“容共”、“限共”、“反共”。事实上,蒋介石的日记可以反映出蒋对国共合作的积极态度及其变化过程,这与抗战形势密切相关。

Xi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武装斗争基本结束,蒋介石希望采取合作的方式共同抗日。问题是,如何消除十年内战中两党的恩怨,增进互信?1937年5月31日,蒋介石提出在国共合作的框架内,废除国共两党,“组织国民革命委员会,双方各派代表五人”,共同组织一个新的政党——国民革命联盟。

然而,蒋介石的主张并不容易实现。1937年6月25日,周恩来起草了与蒋介石谈判的新提案,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联盟”。蒋介石还说,可以讨论周恩来起草的方案。此后,尽管红军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战斗序列,但蒋介石仍坚持中国共产党军队应在军事委员会直属营,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军队的独立领导。

正如作者所说,蒋介石想利用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因此,在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时,总是存在着两面性的心理。蒋介石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纪律、方法和组织上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纪律最严、方法最好、组织最密集,是任何一个党都无法企及的”。当军事指挥权的归属问题无法解决时,蒋介石必然对CCP有所怀疑。抗日战争形势一旦缓和,这种猜疑尤其加深。蒋介石认为,解决两党分歧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合并,反对“跨党”,担心具有双重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能忠实于国民党。

但由于内战时期的隔阂,中共不会轻易同意两党“合并”,也不会轻易批准组织“全国革命联盟”。正如任所说:“蒋介石企图把中国一切党派统一在他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和融化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提出了一种合作方式,即在两党之上成立一个共同党,两党成员均可加入,两党选举相同人数的人组织最高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主席有权作出最后决定,双方必须服从最高机关的决议并采取行动。共产党不再与第三国际有关系,即最高委员会与第三国际有关系。他的建议被我们拒绝了。”拥有独立军事指挥体系的两党之间松散的合作方式,也注定了后来不断摩擦的发生,导致皖南事变愈演愈烈。但抗日仍是两党的中心任务,两党的合作关系仍可大致维持,以共同抗日。

始终如一,坚持持久抗战

抗日战争结束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批判了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错误,提出了持久作战的战略途径。与此同时,蒋介石和毛泽东互相凑热闹。无论是全国战区的划分,还是后来向川渝的撤退,都体现了“以空”改变时间,以“持久战”作为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的指导思想。蒋介石多次说过,要保存军队,不一定要一城一池的得失。1938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了抗日战略。“我的对抗,在广阔的空土地上,寻求持久的胜利;积累各行各业的小胜利,成为全球胜利。”。

有人认为,江的持久抗战思想来源于的《论持久战》。不可否认,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对国民党的抗日战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都没有读过《论持久战》,他的日记里也没有《论持久战》的记载。因为在此期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没有公开发表。蒋的持久抗战思想与的《论持久战》有相似之处,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为了维持抗战,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共关于具体实施抗战的一些建议。例如,1938年8月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负责人,表示“保卫武汉重在动员人民,而军事则重在进攻敌人一方,拖延敌人的前进和争取时间,必须避免不利的决战。当事实不准时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断然放弃”。毛泽东的思想与蒋介石的具体实践是一致的。蒋介石认为“保卫武汉不应有不必要的牺牲,应保留相当数量的军队。第一,要作为最后胜利的基础”:“保守地看待武汉问题,只看武力,不要受环境的约束”。广州沦陷后,蒋介石认为坚守武汉价值不大,决定撤退。蒋在日记中说:“此时,武汉的地位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勉强保留,最后还是会输。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留一些力量,作为持久抵抗和最后胜利的基础。”。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武汉守军的撤退是“有序”的。为此,它在持久的抗战中保持了实力。

蒋介石坚持持久抗战,接受了朱德的建议,成立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叶剑英为首的教授团授课。这门课始于1939年2月。蒋介石是主任,叶剑英是副教育长。这是蒋介石坚持抗战的一些具体行动,目的是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反对汪精卫谋求和平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内部对“和”“战”的态度越来越分裂。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统汪精卫逃亡,对抗日战争的前途产生了负面影响。面对主和派的声音和行动,蒋介石及时作出反应,坚定了抗战信心。汪精卫的叛变除了自身原因外,还与抗战时期蒋与王的分歧有关。王与江的分歧由来已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观点之争,一类是权力地位之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主要集中在对日“和平”和“战争”问题上。

汪精卫反对抗日战争的根源是抗日战争会被打败。早在卢沟桥事变后,王就说过:“我们所谓的抵抗没有别的内容,只有牺牲”。从1937年8月开始,王不断给蒋介石写信,主张与日本和谈。王在8月23日的信中说:“如果谈判可以接受,就承担和平的责任。”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后,汪精卫十多次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讲和。

为了集中抗战的意志,国民党设立了总统制度。蒋介石与汪精卫讨论党的领导制度时,汪不以为然。最后,江决定自己当领导,“推王当副手”。然而,汪精卫却因为在蒋介石手下而极度沮丧。王粲自己不是领导者,他不希望别人成为领导者。在蒋介石的领导下,1938年3月,国民党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大会宣言》,声称:“这场抗战关系到民族的存亡,每个人都应该献出自己的生命,为民族的生命而战。”王有意识地希望破坏“和平”,从那以后,他对蒋彻底失望了。

国民政府从武汉撤退时,汪精卫对抗战失去了信心。江坚定了他抗日的决心。“只要我的政府不和日本讲和,日本就杀不了我。”。江反对和日本讲和,王主张和日本讲和。正如汪精卫回忆,“12月9日,军委主席蒋中正到重庆,他拒绝接受他的话。”。汪精卫告诉好友彭,他离开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央不愿意考虑和讨论,党有进一步迁就共产党的倾向”,所以他不得不“去争取”。

蒋介石增强了抗战信心,在陶希圣也能找到一些证据。陶在随王出逃时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蒋先生于十二月八日到达重庆。他的态度完全变了。没有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困难。他所有的计划都是支持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士兵在打仗。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与日本讲和。...幻想主宰一切,我们决心去乡村。”,第397-398页)

王出逃后,蒋介石为了尽量减少王叛变的影响,极力挽救汪精卫,甚至认为可以“动之以诚”。然而,王终究还是没能改变主意。王12月31日发表《燕典》后,蒋在日记中写道:“通敌卖国罪已暴露,此贼无望。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国民党临时例会上,江决定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籍,解除他的一切职务,但并没有下令通缉他。此后,蒋以各种方式与汪精卫周旋,争取到与汪关系密切的地方当局的力量,将龙云送到抗战一边。甚至连汪精卫所希望的薛岳、张发奎等将领也没有随他去,保证了抗日意志的集中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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