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政府 晚年陈独秀：我反对政府 并非危害国家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他几十年来被戴上了九顶帽子，分别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反共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卖国贼。

如今，这些帽子一顶一顶摘掉，2002年出版的一卷《党史》把长期存在的“右倾投降主义”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2004年4月，在纪念任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及大革命失败时，作出了新的表述，称之为“陈独秀右倾错误”。这是中央领导人迄今为止做出的新的定性，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姚金国对此深有思考:“大革命中陈独秀的错误，不能归咎于他。共产国际是有原因的，党太年轻，没有经验，他犯的错误应该是集体错误。”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史》中，姚金国承担了第二部《大革命中的党》的编写工作，之后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产国际、共产党与中国大革命》的编写工作。

姚金国告诉本报记者，苏联解体后，大量与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有关的档案被解密，越来越多的事实以本来面目回归，同时伴随着历史评价的修正。陈独秀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受共产国际的约束

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损失惨重。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无论他所奉行的路线和政策是自愿的，还是违背自己意愿的强迫的，都逃不出领导责任。因此，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连续五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位。

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显示，1923年至1927年的5年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122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作出738项决议，即平均每两天作出一项决议。莫斯科的指示像雪花一样飞来飞去，有的直接送到中共中央，有的通过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中央。

由于陈独秀性格爽朗倔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一度紧张。他说:“苏俄党就是苏俄党，中国党就是中国党，各有各的国情。我们不必是共产国际的分支。”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分支机构。长期以来，共产国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马林不得不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会议，中国共产党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援助。陈独秀对此非常不满。他曾对包惠生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帮助真好。我们仍然不得不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做这件事。靠别人拿钱搞革命是不能接受的。”

加入共产国际是陈独秀当时唯一的选择。但是，问题是，谁能保证共产国际的指挥永远正确呢？

当时国内的情况是，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与北洋军阀勾结，掌握着绝对的军事力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团结其他政党的重要性，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革命。

那么，国共合作将以何种方式实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有不同的想法。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提出以党外合作的形式与国民党结盟，以保证党的独立性。

但在马林的天平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权重不同。因此，马林把他在荷兰殖民地爪哇的成功经验转移到了中国。他提出实行“党内合作”，即通过加入国民党来实现国共合作，遭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

马林不得不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寻求帮助。1922年8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方上剑”回到中国。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对陈独秀说:“这是共产国际为了实现国共合作而决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不能改变。”这样，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中央不得不同意共产党员以自己的名义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怀着改造国民党的心态加入了。作为一个大才子，陈独秀在马林的鼓励下，毅然拿起批判的武器，批判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依赖，重视军事行动，轻视人民的痼疾，这让孙中山很不舒服。孙中山虽然走上了联俄联共的道路，但他要求党员绝对忠诚和服从，不允许共产党人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原本计划在广州与孙中山国民党一起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再次将中央政府迁回上海。”姚金国说。

共产国际向国民党屈服了

按照传统观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有三大犯罪证据，即政治上的大让步、军事上的大让步、党务上的大让步。这三大犯罪证据是怎么来的？姚金国说，这是1943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会议上作的《论1924年至2026年的国共关系》报告中总结的。

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在姚金国看来，“实际上，共产国际完全无视中共中央的存在，在国共关系的重大问题上搞了一个大包，一再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反共情绪日益高涨，国共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为了维持国共合作，只能要求中共让步，不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

“这实际上是把CCP推到了‘反对党’的位置，这严重束缚了CCP的手脚。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认为没有必要和国民党搅在一起。”姚金国说。

1926年，蒋介石发动了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当时，以布布诺夫为首的共产国际派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团”正在研究中国的形势。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主张坚决反击蒋介石。但是，鉴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布布诺夫担心，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国共两党破裂，从而导致斯大林对华政策彻底破产。因此，布布诺夫向蒋介石让步，撤走了苏联顾问团中不受蒋介石欢迎的顾问。

“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将共产党势力排除在国民党之外的又一重要步骤，这些建议的通过与鲍罗廷有很大关系。

“中山舰事件”、“组织党务案”后，国民党右派活动更加猖獗。在这样的情况下，陈独秀再次提出要改变国共合作的方式，从党内合作转向党外联盟。但是陈独秀也很清楚，和国民党分手不是他说了算，而是需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允许。

陈独秀此时虽有组织力量反击蒋介石的打算，但对蒋介石仍抱有一些幻想，认为蒋介石并没有真正站在正确的一边。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个担心，那就是此时国共两党左派的力量不足以对抗蒋介石。

这时，陈独秀有了与国民党分手的强烈愿望。

莫斯科不允许陈独秀这样做，因为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中心，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

1926年，杨前往苏联共产党开办的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他后来回忆，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一个星期，斯大林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说:“没有必要驱逐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要受纪律约束的。”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杀死共产党。

5月13日，斯大林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称“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右派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左派已经分裂，国民党的核心正在向左转。”话音刚落。7月15日，南京与韩合并，汪精卫对共产党人发动血腥事件。就这样，轰轰烈烈的革命失败了。

斯大林对此是怎么解释的？7月28日，他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

杨回忆说:“斯大林没有进行任何自我批评，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了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身上。”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奉命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你绝对没有理由开除任何发表不同政治观点的同志。”

“实际上，‘托洛茨基’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但斯大林把它当作敌人。”姚金国说。

正当陈独秀苦闷彷徨之际，莫斯科东方大学归国留学生王平义从苏联带回了一些“托洛茨基的纲领性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展望》。读完之后，陈独秀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

陈独秀最早发现他对大革命失败的看法与托洛茨基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1923年托洛茨基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执行国际指示断送了大革命，托洛茨基“已经在背后指出了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陈独秀称赞“托洛茨基同志关于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陈独秀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接近托洛茨基。

认识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是陈独秀倒向“托派”的极其重要的一步。1929年9月，“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党”成立，陈独秀任书记。

姚金国分析:“陈独秀只是想在党内建立一个反对派。他自己的理解，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组织，对中央政府的错误决策进行监督和批评。”

但是，在斯大林反托派斗争的大背景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自然不会有好结果。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书记处书记米夫致信上海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党必须加强对右派的斗争...必须在完全承认错误，接受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努力使他真正参加党的工作，或者决定他的党员身份。”

陈独秀不接受中央的任何建议，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1929年10月10日，陈独秀以强硬的态度宣称:“在你身上，绝对没有理由驱逐任何发表不同政见的同志。”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

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给全党同志的报告》，逐一说明中共中央开除自己的原因，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统治，因“认识不全、优柔寡断、摇摆不定”而“深深沉溺于机会主义的氛围，忠实执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

“政府不是一个国家”

陈独秀一生跌宕起伏，五次入狱，践行了他的名言:“世界文明的发祥地有两个:一个是科研实验室，一个是监狱。我们的年轻人必须下定决心，离开研究室就进监狱，离开监狱就进研究室。这是人生中最高尚、最美好的生活。”

“在我看来，与政治家和教育家的角色相比，陈独秀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即使在监狱里，他也在思考和写作。”姚金国说。

1932年10月15日晚，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罪名是危害中华民国罪。法庭上，审判长问:“你想推翻国民政府，知道你犯了危害中华民国罪吗？”陈独秀回答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不是国家，它反对政府，它不危害国家。”

大律师张为他辩护说:“现政府致力于谋求共同富裕，而陈独秀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传播，出谋划策成了一隅之地。太受欢迎了，为什么要惩罚？律师要求法院宣判陈独秀无罪。”

当张完成辩护后，陈独秀立即声明:“张律师的辩护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应该基于我的辩护。”因为，在陈独秀看来，张的辩护词与他本人的政治主张不符，他有求饶和出卖自己避难的嫌疑。

晚年的陈独秀说:“我决心不愁左，不愁右，绝对偏颇，绝对拒绝中庸之道，绝不说任何与人附和的话，豆腐白菜，不劳而获。我愿意说非常正确的话，也愿意说非常错误的话。我绝对不愿意说好的和错的话。”

”这些话说明陈独秀有着独立思考的硬骨头。但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缺乏妥协和温和的品质。”姚金国说。

1942年，穷困潦倒、病入膏肓的陈独秀孤独终老，结束了他倔强而坎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