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推行的民族政策 乾隆年间历史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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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隆皇帝推行的民族政策
2. 乾隆废除了哪些新政
3. 乾隆后人口迁移是哪年
4. 乾隆的历史深度解析
5. 乾隆为什么要废除雍正的新政
6. 乾隆对汉人的态度
7. 清政府的对外政策
8. 乾隆对大清疆域的贡献

仕途

清朝统治者一直以来都将八旗视作国家之根本，并将其作为维护和加强统治的重要支柱。所以为了确保满族的优势地位，清朝统治者便实行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官缺制度”，即按照民族成份将各官职定为“缺”，然后根据官员的身份和资格以“官”补“缺”；这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官僚统治集团在清王朝中的政治地位。

到了乾隆时期，清朝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官缺制度。乾隆时期，八旗人口不断膨胀，其生计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为了妥善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乾隆除了继承康、雍两朝的政策之外，还扩大了旗人的入仕途径，在官缺方面给予很大的特权。旗人除了可以拥有满缺、蒙缺和汉缺之外，还可以替补绿营和其他非八旗的官缺。此外，旗人入仕的话，还可以去挤占汉人官缺，但反之，汉人却极少能担任满人官缺。乾隆三年的时候，有官员便奏请：

设立“八旗公库”、“广开登进之路，凡近京省城府道州县副参游守等官，俱宜参用满洲”。

想法虽好，但乾隆皇帝也很担心，如果大量补用满官的话，会加剧满汉之间的矛盾，从而影响政权统治，所以乾隆对此等奏请皆不批准。但又迫于八旗生计压力和维护八旗的支柱地位，乾隆还是逐步开放了八旗子弟的仕途之路，实施了“定满洲外用先行考试”、“绿营有缺，附近旗丁顶补”、“在京满洲、蒙古官员均补用绿营”（选自《清高宗实录》）等措施。

1、摊丁入亩，又称作摊丁入地、地丁合一，草创于明代，是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

2、火耗归公又称耗羡归公。火耗是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雍正二年七月推广全国，将明朝以来的“耗羡”附加税改为法定正税，并制度养廉银，用意在打击地方官吏的任意摊派行为。

3、官绅纳粮，官即官员，绅即士绅，指地主。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让他们也同老百姓一样交税服徭役兵役，当然如果他们不愿服兵役和徭役，可以用银子折算。

乾隆当政后废除了雍正新政官绅一体当差纳粮。

雍正的新政有三条，包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火耗归功和摊丁入亩。

乾隆时期火耗归功和摊丁入亩一直实行。

乾隆，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前后共六十年，起止时间为1736年2月12日至1796年2月8日。清高宗弘历，清朝第六位皇帝，清军入关之后的第四位皇帝，生于1711年9月24日，卒于1799年2月7日。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

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制订优惠政策，鼓励移民迁入四川，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由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福建及贵州、陕西等地迁入四川的移民及其后裔达到600多万，占当地总人口60％以上。

1776年。

乾隆四十一年，也就是1776年。

清乾隆时期迁移往四川的移民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福建、江西、甘肃、江苏、浙江、贵州和云南等十余个省，尤其以湖北湖南为多，故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说。

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描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可见成都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四川历史上移民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当时被称之为“湖广填四川”的清代大移民，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仍妇孺皆知，老少能详。

乾隆是清朝的第四位皇帝，他在位期间长达60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乾隆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辉煌时期。以下是乾隆时期的一些历史深度解析：

1.政治制度：乾隆时期，清朝政治制度基本稳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他加强了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加强官员考核、整顿财政、加强军备等，使得清朝政治制度更加完善。

2.文化艺术：乾隆时期，文化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他本人对文化艺术十分热爱，曾经亲自参与书法、绘画、诗词等方面的创作。同时，他也大力支持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如修建了颐和园、扩建了故宫等。

3.经济发展：乾隆时期，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他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如开放海禁、发展海外贸易、加强农业生产等，使得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4.对外关系：乾隆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他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和外交手段，扩大了中国的领土和影响力。同时，他也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总之，乾隆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他在政治、文化、经济和对外关系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治理思想和政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雍正为政过于严苛，其颁布的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几乎得罪了社会的所有阶层。

乾隆相信，自己当皇帝，绝不会像父皇这样偏执愚蠢，以致承受从百姓到官员的批评。

乾隆没有废除全部的新政，只废除了一部分。皇帝个人政治需求不同，雍正继位存疑，因此他必须进行铁腕统治，而乾隆则可以宽容一些。

两者心性的不同，雍正经历九子夺嫡的残酷，他有底气更有胆量对整个官僚集团提出挑战，同时，九子夺嫡时期腐败的吏治可能使他对官僚产生防备以至厌恶。而乾隆与官僚集团则没有这一矛盾。

乾隆对汉人戒备最深的清朝皇帝。

乾隆时期，他继其父继续整顿旗务，把控制八旗汉化当作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他隐隐感到汉化的实质是“文人化”和“汉人化”，前者消弱了满洲的战斗力，没有“八旗健儿”的“骑射”，清朝不是要处在风雨飘摇中吗？后者更可怕了，如果旗人成了“汉人”，满洲皇室的基础又在哪儿呢？因此乾隆对控制汉化政策，抓的最紧，力度更大，甚至不惜兴起大狱。

在整饬旗务过程中，乾隆要旗人重温皇太极昔日对满洲人的教导：“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满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等四条。

乾隆皇帝登基以后，也是主张满汉一家，以汉人为化为主，学汉语写汉字，在他眼中满人和汉人都是平等看待，乾隆皇帝要利用汉人为他治理国家，因为满人都是以武定天下，朝中竟是武将没有文官，乾隆重用汉臣就是让他们治理国家象纪晓岚刘墉朱贵，王杰等都受到重用。

按其历史发展的进程将清朝对外政策的演变大致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贵华贱夷，闭关锁国，清朝与周边国家维持着长期的和平。当时清朝认为中国是优越和强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属邻国以至海外列国是落后野蛮的，应该向中国朝拜进贡。

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统治者视来华的西人为非我族类的野蛮人，认为应严格加以防范。在这种意识支配下，19世纪初的清朝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并不拒绝与各国交往，只是强调对方必须承认中国为天朝上国，追求名义上的藩属朝贡关系，重视名分礼仪等细节。

第二个时期，19世纪40至50年代，清朝缺乏主权观念，但增加了开眼看世界的意识。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中国最初的反应主要是从族类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损害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实际利益为对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见容于自身的传统和陈腐的体制为圭臬，因此常常出现以主权换定制的可悲局面。

《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美国特使顾盛正是以进京为要挟（这违反所谓朝贡体制），换取了清廷对包括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在内的大量利权的让步。另一个典型事例是《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躲在避暑山庄，一不痛心割让九龙，二不吝惜巨额赔款，却斤斤计较认为派员驻京“最为中国之害”，因为公使驻京是对清朝体制的挑战。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朝产生了危机意识。在受到鸦片战争刺激后，一批爱国开明之士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他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可惜的是，《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在中国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第三个时期，19世纪60至80年代，筹办洋务以自强，以夷制夷维持和局。此时期清朝在西方武力威胁下先后实行被动开放和主动引进。对外意识的主流也从华夷意识转变为以西方为学习与交涉对象的洋务意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彻底打破了清朝统治者的天朝迷梦，承认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必须重新认识世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西方列强的强烈抗议下，清政府规定今后“夷人”均称为“洋人”，“夷务”均叫“洋务”。这不仅是名称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对外政策的变化。《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标志着西方列强开始干涉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管理一切对外事务。中国洋务派开始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大办洋务。

19世纪中期以来，清政府主要依靠传统的驭夷之术处理中外关系，主要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和均势外交，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但是以夷制夷和均势外交必须以利益为诱饵，是以丧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而已，结果只能是一次次的丧权辱国。

第四个时期，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一次图强变法的失败和逐渐丧失抗拒外强的信心。中国人民反抗外强的方式发生变化。甲午中日战争，大清帝国竟败在“东夷小国”日本手下，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这既使中国人感到奇耻大辱，又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时它还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进化论的传入使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愈加强烈。康有为发起保国会，以恢复主权为目标。他研究了各国变法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后选择了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彼得大帝改革的道路，指出“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他还断言：“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殊不知中日国情不同，戊戌变法由于守旧势力远远超过维新势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告失败，中国失去了19世纪最后一次主动变革、选择独立自主发展方向的机会。

清政府对内的政治统治是极端残忍严酷的，它的统治结构较之前代更为复杂，核心是依附于皇权的官僚体系，暴力机器是以八旗绿营为核心的军事体系，以及依附于政治权力的体制外吏役人员，这一切构成了清政府对人民压迫统治的基本制度条件。

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王朝对内统治方式也是非常残酷的，这一点清朝自然不会例外，人民只是极权政治之下的普遍奴隶。举一个例子，清帝国残忍的刑罚体系，清朝沿袭了历朝的“五刑”体系，在正式的刑罚制度中没有监禁刑和罚金刑，有的只有肉刑，极端残忍的各种肉刑，还不能体现这个政府对老百姓的残忍狠毒吗?除此之外，还有祸及子孙家人的“族刑”，“诛三族”、“诛九族”的残忍足以说明这个政府是残害人民的政府。

对于敢于反抗的异端力量，清政府自然会全力镇压，丝毫不会手软。清政府作为执政者，为了维护其执政地位，残忍镇压反抗力量，消灭一切颠覆可能，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至于说清政府对外国列强很怂，这种说法也不是很准确。清政府第一次与西方的国家力量发生接触是乾隆时代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在所谓乾隆盛世的时代，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态度是十分倨傲的，他们认为天朝的富庶强盛，是这些海外蛮夷无法企及的高度。嘉庆时代的阿美士德使团更是失败，连傲慢帝国的皇帝一面都没见到。

当19世纪中叶来临，西方列强携坚船利炮的优势再度叩关而来，清政府也并未真的认怂，即便是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条约之时，他们也只是将条约视为羁縻逶迤之策，并没有打算真正遵守条约。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始，清廷始终将条约视为临时性应急手段。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洋人的强大军事工业和军事力量才真正慑服清政府。从此之后，清廷与西方列强的交涉才以妥协为主，清政府也认识到国内反抗是颠覆性的“心腹之患”，西方列强只是有着商业利益所求的“肌肤之患”。

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之间，尽管后来经历了中法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对西方列强各国基本的外交政策依然是承认既有条约为前提的和平外交。19世纪末，中国国内反洋教势力义和拳运动引发了空前的政治危机，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一度发生巨变，遂有庚子八国联军之役。这场动乱之后，清廷与列强签定《辛丑条约》，这才意味着清政府最终认怂，同时也真正意识到中国制度必须作刮骨疗毒似的改革，彻底走出传统，拥抱现代文明。

乾隆的主要功绩:

一、缓和政治矛盾，他首先缓和雍正在位时期造成的政治紧张气氛。乾隆初年，为了缓和紧张的政治气氛，调节矛盾，改善各方面的关系，还对雍正的政策做了较大的改变和调整。

二、巩固国家统治，弘历武功赫赫，在镇压边疆地区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三、奠定版图

对边疆的经营是弘历最大的功绩。清朝的疆域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努力而最后形成：东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葱岭，北到恰克图（贝尔加湖以南，色愣格河以北），南到南沙群岛。

四、重视农业，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他要求北方向南方学习耕种技术。另外，他也鼓励开荒，扩大种植面积。

五、兴修水利，乾隆帝关心水利建设，下令完成的水利工程，较大的有：河南南阳至商丘黄河河堤新筑170余里，清口及江南运河疏浚，江南淮阳运河挑浚，清河千里堤岸培筑。此外，在他关心下，修了江苏宝山至金山242里长的块石篓塘和浙江金山至杭县500里海塘。这些水利工程起了防洪、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

六、注重文化，编修典籍。弘历汉文水平很高，能诗善画，精于骑射。清朝皇帝中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功绩当以他为最。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官修书籍达100余种，完成了顺治朝开始编撰的《明史》和康熙下令开始编写的《大清一统志》，他又令臣下编成《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除了这些历史、制度方面的著作外，其他类别的著作，著名的有文字音韵《清文鉴》、文学《唐宋诗醇》、乾隆大阅图地理《大清一统志》、农家《授时统考》、医学《医宗金鉴》、天文历法《历象考成后编》等重要文献。

图书编撰方面的最大成就是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一些古典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