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铎的地位高于多尔衮 多铎的地位高于多尔衮，的地位为什么比多尔衮多铎低

多铎的地位高于多尔衮，的地位为什么比多尔衮多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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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为什么比多尔衮多铎低

很低吗?和硕英亲王.不低了,只是没有铁帽子罢了.他如果不坏事,很有可能是铁帽子王,他的儿子劳亲已经封了亲王.努尔哈赤死时,他的地位高于多尔衮.阿济格地位一点也不低.只是有多尔衮这么个英雄的弟弟、多铎比不上多尔衮但战功也是卓著的，相比之下阿济格的光芒就显得暗淡了，影视作也少塑造他。

为什么阿济格比多尔衮和多铎地位底

皇太极是叶赫纳喇氏生的，叶赫纳喇氏死得早，皇太极和乌拉纳喇氏比较亲近。乌拉纳喇氏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

努尔哈赤对乌拉纳喇氏和她的儿子也比较偏心，三个儿子都领到了一旗。 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多尔衮15岁，多铎14岁，阿济格已能从军打仗。 皇太极即位后，便封这三兄弟为王，除了年高德劭的代善，其他兄弟只是贝勒以下。多尔衮19岁的时候，皇太极已让他当吏部的管部大臣了。 后来皇太极更是把多尔衮、多铎封为亲王，地位仅次于代善。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多尔衮更有本事，而皇太极又喜欢多尔衮。另外皇太极即位的时候，多尔衮和多铎还小，一步步提上来的手下更好用，阿济格早就已经成年了。

多铎是不是比多尔衮厉害

论个人能力还是多尔衮厉害一些。

多铎天生政治地位高，少数民族的嫡幼子有特殊的政治身份，未成家的嫡幼子是守灶之人，是要继承财产的，而军队也可以视为财产，成吉思汗嫡幼子托雷 努尔哈赤嫡幼子多铎都是如此。努尔哈赤直接统领的两黄旗有65牛录，在死前给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每人15牛录，多铎是正黄旗旗主，阿济格和多尔衮为镶黄旗，阿济格是旗主，剩下20牛录仍由自己亲自统领，努尔哈赤死后这20牛录全部由多铎继承，这样的话，多铎有35牛录，尽管两黄旗和两白旗换旗色，两黄旗变成两白旗，但后来的两白旗是努尔哈赤的老底子，是八旗里的精锐，所以多铎势力很大。而皇太极继位之初自身势力并不大，他面对的首要威胁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年长的兄弟，其次才是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他极力拉拢多尔衮和阿敏的弟弟济尔哈朗，找借口废掉年长的阿济格旗主地位，由多尔衮做镶白旗旗主。囚禁阿敏，由济尔哈朗做旗主。追论莽古尔泰之罪，由豪格做正蓝旗旗主，同时打压代善。这样，新的格局里，多尔衮地位很高，但是多铎由于牛录多，所以分量也很重。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摄政，并对两黄旗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很多人依附于他，慢慢超过多铎成为最有势力的一个人。

多尔衮和多铎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爱新觉罗多铎，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第十五子，母大妃乌喇那拉氏。做为努尔哈赤的幼子，多铎自幼极受宠爱。

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年幼无忧的多铎遭遇了人间第一残事。当时，多铎与其同母兄多尔衮年纪虽小，却已领有正白、镶白两旗。如果再有正当盛年，极富机智的生母大妃乌喇那拉氏指挥操控，其势力必然迅速增大，将成为争夺汗位的劲敌，这自然为诸王所不容。于是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便以努尔哈赤留有"俟吾终，必令殉之"的遗言为借口，逼迫多铎的生母殉葬。其母被逼无奈，只有盛装自尽，年仅三十七岁，成为了后金汗位争夺斗争的牺牲品。生母的悲剧遭遇，在十三岁的多铎心中打下了痛苦的烙印，也使原本因自幼受宠就无所顾忌、年轻气盛的多铎在成长的过程中愈发狂放不拘，他的这种性格也为他起落不定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皇太极继位后，对多铎兄弟悉心培养，多铎做为少年旗主，得以参议国事，地位日隆。也渐渐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十五岁时，随太宗攻袭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初此从征，因功受封"额尔克楚呼尔"。 十六岁时，与莽古尔泰、多尔衮从皇太极入掠明境，在蓟州等地屡立战功。 十八岁时，参加围困明军的大凌河城战役。在小凌河遭遇战中，失足坠马，几乎命丧锦州城外。 十九岁时，随大军远征察哈尔蒙古林丹。 天聪九年正月，为配合多尔衮招抚蒙古林丹汗之了额哲，牵制关外明军，二十二岁的多铎奉诏挂帅，率精锐进攻宁远、锦州。明大将祖大寿合锦州、松山明兵3500人，屯驻在大凌河西。多铎率所部与祖大寿军激战，斩明军副将刘应选，歼其兵五百人，并分道追击明溃兵至锦州和松山。师还，皇太极亲率诸贝勒在盛京五里外郊迎。赞其"能出奇取胜，可嘉也。" 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多铎被封为和硕豫亲王。 此时的多铎，似乎是春风得意，位高爵显。但童年的阴影、孤傲的性格使他愈发狂放不拘，经常在皇太极与诸贝勒商议大事时，直言提出违忤皇太极的异议。起初皇太极只认为多铎是从小被汗父宠坏了，但久而久之，皇太极便极为不满。而多铎我行我素的性格是绝不屑于去乞求什么谅解的，于是兄弟间的隔阂便越来越深。最终，多铎跌入了自己政治生命中的第一个低谷。 崇德三年九月，皇太极遣奉命大将军睿亲王多尔衮、克勤郡王岳托二路掠明，并派郑亲王济尔哈朗和豫亲王多铎在宁锦一带策应，牵制关外明军。睿亲王多尔衮为主力，先期出发，皇太极亲自郊送。多铎以避痘为辞，未与送行。皇太极闻后恼怒异常。十一月，多铎攻克大兴堡后，奉诏与郑亲王济尔哈朗会师。在途中经中后所时，明大将祖大寿率部袭击多铎部后路，伤清军九人，使多铎部失马30余匹。次年王月，清室王公大臣聚崇政殿，共议多铎之罪，夺多铎正白旗牛录的三分之一。降为多罗贝勒，只命他管摄兵部，但重大的部事无权决断，也不得过问日常政务的审理。 不久后，明清松锦战役爆发，多铎随军出征，迎来了东山再起的时机。战役之初，清军连连失利。为加强攻势，崇德六年四月，皇太极遣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和多铎往代睿亲王多尔衮，指挥围攻锦州的清军。七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赶赴锦州战场。皇太极知杏山明军必奔往宁远，令多铎半路设伏，截杀明军。多铎设伏于杏山与松山之间的高桥，令杏山明军全军覆灭。根本上扭转了松锦战役的局势。 随后，多铎与豪格挥师直趋松山，困洪承畴一万余人于松山城六月之久。七年三月，破松山城。俘洪承畴。松山失守，锦州明军孤立无援，守将祖大寿举城投降。清军大获全胜。从此，山海关外，明朝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京城门户失去屏蔽。 多铎积极参加了此役的锦州围城、高桥设伏、松山破袭。因战功卓著。复封为豫郡王。逐渐恢复了自己在满清皇室中的地位及八旗军中的影响。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崩，多铎与阿济桥跪劝其兄睿亲王多尔衮继承大统，而皇太极子肃亲王豪格也谋求自立，并得到两黄旗及正蓝旗的拥戴，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多尔衮在权衡利弊后，提议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此建议最终得到了各方认同。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在盛京继帝位，次年改元顺治。 此后，多尔衮以摄政王之尊掌握了兵政大权。视多铎为羽翼，委以重任，或带同作战，或任为主帅。多铎从此声名显赫，成为明清之际的风云人物。 顺治元年四月初九日，多铎和阿济格随同睿亲王多尔衮率领满、蒙兵力的三分之二及汉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各部，由盛京出发，向山海关进军，准备进取中原。大军抵达辽河时，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遣其副将杨坤至清军营乞兵请降，并带来了李自成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自缢的消息。多尔衮即令多铎与阿济格率军兼程赶赴山海关。四月二十一日黄昏，清军在距离山海关十五里外驻营休息。二十六日进距山海关外十里，在一片石处击溃大顺军唐通部。吴三桂乘机炮轰李自成大顺军/率将十余员、兵数百骑间道驰至清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随后，吴三桂为前锋引导，英王率领万骑为左翼，多铎率领万骑为右翼，多尔衮自率重兵居后，三路清军相继入关。 清军与吴三桂部合流后，已拥有精兵18万，并占据雄关之险。四月三十日晚，清军大队进抵蓟县，得悉李自成大军撤出北京的消息，多尔衮即令多铎、阿济格率八旗精锐绕过北京尾随追击大顺军，而自己则带一部精兵赶超北京。 多铎与阿率军追击大顺军至固关始还京，顺治元年十月初一日，多铎晋为亲王，受封定国大将军。统领将士南征。 顺治元年十月，清廷一举摧毁了西安的大顺政权和南京弘光政权。英亲王阿济桥、吴三桂和尚可喜统率的一路清军，十月十九日从北京出发，目标是先攻陕北，尔后南下西安；而多铎则带孔有德、耿仲明等明朝降将，统另一路大军进军南京，平定东南。正当二路大宫相继离开北京时，大顺军二万余人东渡黄河，连下济源，孟县等地，并围攻河南怀庆府城沁阳。多尔衮接报。即令多铎改变预定计划，先救怀庆，然后攻取潼关，与阿会师西安。多铎部迅速推进到潼关附近，使大顺军战略上陷于被动。翌年正月十二日，多铎部占领潼关。旦夕至西安。十八日，进入西安。 顺治二年二月，多尔衮令英亲王绥理关中，并负责追剿李自成，令豫亲王率其部兵锋南指，完成平安江南的大任。 顺治二年二月十四日,多铎奉命率大军回师东征,进抵河南。三月初九日，多铎大军出虎牢关，并分兵由龙门、南阳三路合围归德后。攻陷归德后，率其八旗大军横扫河南大半地区，河南诸州县皆为其收降。河南战场，多铎大军捷报频传。清廷获悉中原已定，诏褒多铎功，赐嵌珠佩刀，镀金鞋带，以示嘉奖。 四月，多铎亲领大军直奔毫州，攻破盱眙，逼近淮安和泗州。此时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史可法正"督师淮上"，阻止清军南下。但此时弘光朝内党争严重，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率水陆大军顺江东下九江，直逼南京。阉堂马士英惧怕左良玉进京，于己不利，急调史可法入卫南京。当史可法行至浦口时，左良玉已病死九江。南京暂保无虞。 淮安、泗州明军被调走后，防御力量空虚，多铎立即抓住战机，一举破之。当史可法在浦口闻讯，率师昼夜兼行，冒雨返救时，多铎已指挥清军渡过淮河，兵锋直指扬州，江北陷入混乱。四月十五日，清军到达扬州城下。二十五日，破城而入。多铎劝降史可法不果，杀之。 多铎怒扬州军民抗战不降，为扬威解恨，下令屠城，十日后封刀。昔日繁华的商业都会，处处断墙残壁，尸横遍地。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屠城后，多铎指挥大军继续南进，于五月初五日饮马长江。 多铎陈兵江北，于五月初九占镇江。五月十六日进入南京。为抚辑明朝遗民，多铎以定国大将军豫王令旨遍谕各处。称清军平定东南，乃是"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并张榜示谕臣民，严禁胡服辫发。于扬州立史可法祠，表彰史可法的忠节。又拜谒明孝陵，对"明太子"礼遇甚恭。同时，多铎也告诫南明官民，若抗拒不降，扬州屠城便是前车之鉴。 多铎遣贝勒尼堪、贝子屯济等率军追击弘光帝于太平。不久，多铎将弘光帝及伪太子一并解往北京，斩于市。 六月初，多铎又遣贝勒博洛等趋杭州，败大学士马士英，降潞王朱常淓。淮王朱常清亦自绍兴来降。至此，浙东浙西全部为清军控制。 江浙平定，多铎即承制改南京为江南省，并疏请授江宁、安庆巡抚以下官三百七十三人，建立了完善的官僚体系。并以南京为中心，各重镇要道派驻八旗重兵，雄视赣、闽、湘、粤、桂等省，随时准备继续南下，扫荡各地的抗清武装和明朝残余势力。" 顺治二年七月，清廷以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固山额真叶臣等往江南代多铎。十月，多铎凯旋回京，顺治帝亲迎于南苑，行郊劳礼，晋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并有丰厚赏赐。 顺治三年，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叛奔喀尔喀，反出清廷。五月，顺治帝命多铎为扬威大将军，偕同承泽郡王硕塞，于克鲁伦河集外藩蒙古兵，追剿苏尼特部。于十月大胜回朝。 多铎在清廷入关与平定南方过程中，屡膺重任，战功显赫。于顺治四年七月，晋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晋封册文中称多铎"定鼎中原以来，所建功勋，卓越等伦"，赐金千两，银万两，鞍马二。 顺治六年三月十八日，多铎因患痘症，不治病故，年仅三十六岁。摄政王多尔衮闻讯，率师由前线返京，为其举行隆重葬礼，立碑纪功。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身后削爵，多铎因是其同母弟之故，连累追降为郡王。康熙十年六月，追谥豫郡王为"能"，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昭雪多尔衮，同时命复多铎亲王及封号，配享太庙，八月，入祀盛京贤王祠。 多铎子八，有爵者四：多尼、董额、察尼、多尔博。 纵观多铎一生，正处在明清之际风云动荡的历史时期。清太祖在位时，多铎少年受封，最受宠爱；太宗在位时，多铎先遭母殉之痛，后虽屡建奇功，仍因我行我素而不为太宗赏识；世祖即位后，多铎如鹰扬天下，横扫疆场，平定东南，辅助摄政王多尔衮定鼎中原。虽然在某些战役中杀戮过多，虽然其我行我素、孤傲不拘的性格使其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但谁也无法否认，豫通亲王多铎绝对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军事家。

多尔衮做什么官

天命十一年，贝勒。

天聪二年，晋固山贝勒。 崇德元年四月，封和硕睿亲王。 三年，降郡王。六年，以功复亲王。 顺治元年，授皇叔父摄政王。 五年十一月，尊为皇父摄政王。

历史上的多尔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怎么死的？

一、 从孤儿弱主到和硕睿亲王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 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 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 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 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 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 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 吉的行列。 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 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 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 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 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①。 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体弃滚代皇 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 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②，实际上，是有 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 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 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 “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 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 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 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正月初一的朝贺典 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 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③。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 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 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去世，临 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 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 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 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 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 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 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 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 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 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 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①。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 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 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 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 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①。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 固山贝勒。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 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 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 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 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②。 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 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 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 于是天聪九年，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 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 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 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 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 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果然，皇太极闻讯大 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 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 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 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①。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 了双方的杀戮。 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 朝。他在天聪十年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 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 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 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 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他 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 卢象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 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 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 二万两的赏赐②。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 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 极的责罚③，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 略④，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 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 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 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 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①。根据他的建议， 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②。此外，文臣武将的袭 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③。在统辖六部的过程 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 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 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④。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 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 罚⑤。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 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 尊地位。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 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二、 立幼帝大战山海关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 “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 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 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 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 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 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 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 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 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 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 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 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 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 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 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 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 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 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 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 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 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 哈朗，谋求他的支持①。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 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②。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 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③。 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 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 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 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 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 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 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 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 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 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 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 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 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 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 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 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 着巨大影响。① 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 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 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 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 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 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 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 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 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 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 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 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 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 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 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 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 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 有极广阔的胸襟。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 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 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 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 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 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 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 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 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 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 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 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 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 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 通，背叛了李自成①。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四月 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 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 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 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②。 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 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 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③。李自成此时方知事 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 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 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 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以酬”④。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 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 范①。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清清军尽快入关，因为 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 城了。 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 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 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 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 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 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 原的马前卒。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 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从此，历史又翻开 了新的一页。 三、 九洲干戈开国定制 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 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 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 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 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 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 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 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分兵三路北伐①。 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 此尚不了解②。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 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 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 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 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 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 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 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 ③。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 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 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 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 发起了战略总攻。① 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 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 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 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 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 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 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②。很快， 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 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 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 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 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 国发布剃发令③。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 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 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 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 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①鲁王朱以海政权曾 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②。唐王朱聿键 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③，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 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抗清力量的主体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和自发起义的广大人 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 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 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 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 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 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 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镶等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 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 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 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 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 列社会恶果。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 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 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 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 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①。到顺治 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 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②。 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 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 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 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 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③。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 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 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 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 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 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 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 故辙。”④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 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 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 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①最贪酷的 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 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②。此外，他还十分重视 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 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③。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 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④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 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 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 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 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 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⑤。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 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多尔衮当时真的要造反吗？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①。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②。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③。 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① 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 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多尔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呀？

多尔衮，爱新觉罗氏，满族，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杰出的军事家、统帅。

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多尔衮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体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 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 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 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 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以酬”。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清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 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分兵三路北伐。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 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抗清力量的主体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和自发起义的广大人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镶等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恶果。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百姓一听说开征便想方设法逃避。赋税征收不上来，无法支付军费，战争却始终不得结束，形成恶性循环。对这个问题，多尔衮费尽了心机，他在会试中两次以此为题，征求贡士们的意见，又两次召开中央各部门的联席会，讨论能否在不加派的前提下增加收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尽管其效果甚微，但用心还是好的。 在多尔衮摄政期间，他还努力整顿赋役制度，实行招民垦荒的政策，但都不很成功。他在漕政和盐政上下了大功夫，试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对总收入略有小补。总的来说，多尔衮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收取可能收取的财富，而又不致激起人民的进一步反抗， 多尔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