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院为什么敢弹劾军机处？他们有什么权力

财政所和咨议局是晚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产物。1905年，清廷向全国人民宣布，进行“预备立宪”需要9年时间。根据这一计划，在1914年，清朝应该具有宪政国家的基本特征:宪法、国会、限制皇权、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在此之前，清廷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精神，为了培养成员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能力，首先设立了咨议会和咨议会。协商局的职权是讨论省的预算、决算、税收、债券和特别章程的增加、删除和修改，选举理事会成员，申请理事会或总督的协商。但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受到这个省省长的限制，这只是名义上的。

1910年8月，湖南巡抚杨发行地方公债120万元。发行地方公债不是杨的首创，也是小事一桩，但后来却成了全国皆知的大风波，以致百年后我仍有兴趣从旧纸堆里翻出来说唱。

只是因为杨没有将此事提交顾问委员会审批。

愤怒的评议会成员觉得自己又受到了侮辱，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忍受，而是向上级机关——金融研究所——投诉杨。

该院高度重视此案，将于11月8日播放，称杨发行公债被剥夺咨议局职权，应将公债问题提交咨议局解决，杨应受到相应处罚。

同一天，回来了军机副部长的政令。该法令声称此事是“疏忽”，但仍须“根据以前的法令处理”。

该法令在议员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这件事被公开，咨询委员会或咨询理事会将不会受到内阁或总督的尊重，而将成为一个完整的展示。因此，他们在法院会议上纷纷指出，“宪政国家的精神在于法律，如果总督违法而不惩罚他，那么就没有必要设立金融机构、咨询局或宪法！”此外，军事部长会签了该法令，试图“以命令改变法律”。“若无法可守，不如请皇上解散财政所！”

议员们非常愤怒，后果非常严重。他们要求暂时停止对此事的审议，并请工头、军事部长奕劻向安理会作出答复。

成员先给军部打电话，没人接；议员们立即发出书面信息，通知奕劻前来议会。

写到这里，我不禁为这一类学者捏一把汗。军部是当时国家法令的发源地和统治中心，地位远高于国家行政中心内阁，权力极大。财政所只是清廷为了“预备立宪”而推出的一个过度机构。说白了，都是临时工。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如何打这场官司？

弹劾军事部长

或者不屑，或者真的很忙，奕劻本人没有亲自回答，只是简单的回复了一下，说“军务大臣签署的政令是乾隆时期的旧制度，与外国内阁签署的意向不同”。

这时，云南、广西又发生了两起督抚绕过咨议局，擅自夺政的事件。在收到当地顾问委员会的报告后，该委员会立即形成了一项动议。军部答复说，这两起案件是“提交给盐政部长和民政部审查的”。

按照常理，财政所的议案本来是要报请皇帝裁决的，但是军部却交给盐务大臣和民政部审查，这就意味着财政所完全被忽略了。

议员们完全被激怒了。在11月举行的法庭会议上，立法者指责军用飞机部长的粗鲁行为。现在，他没有简单地要求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向委员会做出答复，而是弹劾了所有的军机大臣。不久，立法者通过了弹劾案，要求立即放弃军事部门，成立一个负责任的内阁。内阁成立之前，军事部门必须对议会负责，即行政部门应对政治负责。

“弹劾”？这在欧美很常见，但在我们伟大的中国真的是“大姑娘第一次上轿子”。

但显然，熟悉法律、了解程序的立法者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他们按部就班，按部就班地向清廷最高决策层施压。他们所依赖的无非是清廷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好不好，请先尊重它再废除。

清廷就此事反复磋商。虽然奕劻想用武力来镇压这件事，但是其他几个皇族，桂王，并不赞成。他们认为应该按照章程来做。因此，清廷做出让步，收回最后两条法令，说明军部无意违反章程，希望财政司撤销弹劾案。

够了吗？当然不是。议员们取消了对军用飞机部长的弹劾，但仍要求立即组建内阁。“军机大臣不负责任，他怕被鲁跟着，他怕先负责。他只以参与国家事务为名，不支持行政。”在内阁成立之前，有必要明确军机大臣的权限，让他们“卸下一切”。

面对财政学院的压力，军机大臣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为了要挟清廷，集体辞职。

这时，摄政王载沣走上前来。他接连发了两封朱昱的信，在试图挽留军机大臣的同时，他没有让财经学院过问这件事，说“设置官制和百师的权利是朝廷的权力...善于预测收益的不是医院院长，不用讨论问什么。”

有斗争也有妥协

面对载沣摄政王的威胁，议员们被更强的战斗精神所鼓舞。在第二天举行的法庭会议上，他们批评“朱昱”不符合“宪政”精神，并提议继续弹劾军机大臣，否则，他们将干脆解散金融事务研究所。言下之意是有金融机构，没有军事部长；有军事部长，但没有金融机构。这完全是最后一站的精神。事实上，那天的法庭会议总是有一种悲壮的气氛。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弹劾案看似是针对军机大臣的，实质上却是宪政与保皇派的纷争，民主与专制的纷争。如果议会真的失败了，中国的宪政和民主之路将更加艰难。

载沣注意到了一些不好的地方，找到了金融研究所所长蒲伦，希望他能说服成员与军事部门达成和解。同时惩罚那些激进的立法者。普伦为什么需要人？他是满清宗室，攻“贝子”称号时被封为“轮贝子”。但即使是这个根是鲜红色的皇室，也选择站在议员一边。稍作沉思后，他说:“议员们对爱国热情高涨，各国议会和政府总有矛盾，不足以养病。”不同意载沣的请求。

当委员会和军事部长陷入僵局时，各省咨询局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宣传说，如果委员会解散，他们将同时被解散。

清廷再一次退步，下令立宪馆迅速编纂内阁制度。此举非常有效，并很快获得相当多议员的支持。普伦认为，既然清廷下令迅速编纂内阁官制，就没必要再继续玩下去了。12月6日，议员们对此进行了表决，结果，没有必要再玩草案了。然而，在8日举行的法庭会议上，议员苏俪对此提出质疑，并说:“前一天的投票是取消手稿，而不是取消问题。这次一定要参考实际弹劾，不要像前一次那样调解，这就够天下人受的了。”主张弹劾军机大臣。委员罗杰、李尚文、邵熙、余邦华附议。因此，安理会再次播放了弹劾案。

清廷虽然保留了弹劾案，但没有上交决议，也没有回复。但是安理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通过自己的斗争，向清廷表明，枢密使不是花瓶，不是傀儡，而是宪政的象征。此后，金融学会对广大民众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在晚清政治结构中也发挥了短暂而巨大的作用。1912年12月12日清朝灭亡前，他们打开党禁，争取提前召开国会，起草了中国第一部真正的资本主义宪政纲领《十九条信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给清廷的“预备立宪”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色彩...更重要的地方不是金融所取得的成绩，而是议员们的民主实践和觉醒。通过这些民主实践，许多议员经历了训练，提高了威望，积累了经验，成为民国政界最重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