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一共设立了多少集中营 纳粹大屠杀有几种解释

数据统计

纳粹集中营

二战前，纳粹集中营关押的犯人共有8.5万人，多为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进步人士，范围仅限于刚刚被吞并的德国和奥地利。但在1939年9月大战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6月纳粹入侵苏联后，纳粹集中营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德国最初最大的7个集中营关押的囚犯人数从1939年的2.1万人急剧增加到1940年底的80万人。它的主要职能也从惩罚或“再教育”政治犯和反社会分子转向对犹太居民进行不人道的集体屠杀。从1939年9月到1942年底，纳粹当局建立了八个主要集中营，其中两个在德国，五个在波兰，一个在法国阿尔萨斯。1943年，纳粹建立了七个主要集中营，其中两个在德国，一个在波兰、荷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纳粹集中营全盛时期，党卫队在德国和各占领区至少建立了10，005个集中营、强迫劳动营及其衍生物——灭绝营，包括25个主集中营、329个主要关押女性囚犯的子集中营、843个主要关押男性囚犯的子集中营和1，300多个子集中营中60个性别不明的子集中营。在押的犯人有1100多万，他们来自欧洲国家、美国、土耳其、埃及等国家，主要是不同国籍的犹太人。其他主要群体包括苏联战俘和其他盟国的战俘、茨欣瓦利人、共产党员、抵抗战士、反法西斯进步分子、罪犯、妓女甚至同性恋者。由于对纳粹的蓄意折磨、虐待和屠杀，集中营的囚犯存活率很低，一般只有20%左右，至于被纳粹政权蓄意灭绝的犹太人，也只有5%左右。

1944年5月14日至7月7日，在德国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领导人艾希曼和阿洛伊斯·布鲁诺的直接组织和监督下，45万犹太人被装上148节车厢运往奥斯威辛，另有10万犹太人被运往其他集中营。在55万匈牙利犹太人中，只有不到10万人活到战争结束。然而，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在盟国和国内进步势力的压力下，霍尔蒂于7月8日下令停止向国外输送犹太人，不久，艾希曼被驱逐出匈牙利。就这样，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走上了一个转折点。直到10月15日，匈牙利极端亲纳粹的箭十字党领袖萨拉希夺取政权，赶走了霍尔蒂，艾希曼才得以回到匈牙利继续作恶。然而，艾希曼面临的情况更加不利。纳粹德国已经处于两面受敌的状态，没有人能给艾希曼大量的车皮。恶毒的艾希曼仍然不肯放过犹太人。同年11月，他指挥党卫军进行死亡行军，护送6万犹太人到东北边境，一路上有1万多犹太人死于饥饿、寒冷、疲劳或被党卫军射杀。此外，他将自己能控制的15万多名犹太人集中在布达佩斯的两个营地，准备等待机会消灭他们。1944年12月下旬，由于苏联军队开始围攻布达佩斯，艾希曼被迫撤离。在他离开之前，他还下令灭绝被集中拘留的6万多名犹太人。只是因为瑞典驻匈牙利公使巴伦堡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前往敌营，大义凛然地制服了负责指挥行动的党卫军将领施密特·胡伯，迫使他取消了这一邪恶行动，匈牙利犹太人才得以避免灭顶之灾。而且艾希曼抓住英美无动于衷、意见不合的机会，命令驻扎在意大利的党卫军和保安警察负责人将居住在罗马的8 000多名犹太人疏散到纳粹集中营，甚至大部分被灭绝。艾希曼深感遗憾的是，芬兰和保加利亚虽然充当纳粹德国的附庸，但始终拒绝与希特勒合作“最终解决”问题，并一直坚持到盟军进入该国。于是，两个国家的犹太居民都有惊无险，最后安然无恙。

自1942年春以来，设在西里西亚和波兰总督区的四个劳改营，即海乌诺、别兹特兹、索比博尔和特列·究极婆婆，都配备了专门的杀人毒气室和火葬场，然后大量曾经专门从事T-4作战的医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被转移到第三帝国的四个灭绝营。他们每个人每天都有能力“应付”8 000-12 000人。当这四个灭绝营随着苏联军队的推进被迫关闭时，他们已经分别杀死了35万、50万、60万和90万犹太人。这种斩草除根营的特点是，俘虏几乎都是犹太人，把他们带到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他们全部杀掉；就算暂时不杀一小部分青壮年，也只是为了完成一些紧急任务。一旦他们完成，他们的死亡就会到来。带来90万犹太人的特雷究极婆婆灭绝营只有9人逃脱。四个灭绝营中只有82名幸存者，其中没有一个是儿童。因此，到达灭绝营的人数等于被灭绝营杀死的人数。马里-特拉斯特内茨灭绝营是纳粹建立的第五个灭绝营，也是波兰境外唯一的灭绝营。自1942年以来，已有30多万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被毒气室杀害。其中，为报复海德里希遇刺，从维也纳带来的1000名犹太人同时被杀。

屠杀现场统计

苏联红军是第一个到达纳粹主要集中营的军队。1944年7月，他们抵达波兰卢布林附近的马季达内克集中营。德军被苏军闪电般的速度所震惊，试图摧毁集中营以隐藏大规模屠杀的证据。用来焚烧被屠杀囚犯尸体的火葬场被集中营的看守放火，但他们仓促撤退时却忘了摧毁毒气室。1944年夏天，苏联军队驱车前往贝尔热茨、索比博尔和特雷布林卡屠杀中心。但是德国人在1943年拆毁了它，当时大多数波兰犹太人被杀害。

1945年1月，苏联军队解放了最大的灭绝营和集中营奥斯威辛。纳粹强迫奥斯威辛的大多数囚犯向西行进，当苏联士兵进入集中营时，只有几千名虚弱的囚犯被发现死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德国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了大屠杀。正在撤退的德军已经摧毁了集中营的大部分建筑，但是在剩下的仓库里，苏联士兵发现了属于受害者的物品。例如，他们发现了数十万件男装、80多万套女装和1.4万多磅人类毛发。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苏联人还解放了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其他集中营。德国投降前不久，苏军先后解放了斯图特的斯图加特、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

1945年4月11日，纳粹从德国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撤退几天后，美军解放了集中营。集中营解放当天，一个地下囚犯抵抗组织控制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以防止正在撤退的集中营看守进一步实施暴力。美军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释放了两万多名囚犯。他们还解放了多拉-密特堡、弗洛森堡、达豪和莫塔豪森集中营。

英国人解放了德国北部的一些集中营，包括纽恩甘姆和卑尔根-贝尔森。1945年4月中旬，英国军队进入Celle附近的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他们在集中营里发现了大约6万名仍然活着的囚犯，其中大多数人因斑疹伤寒而健康状况不佳。解放后短短几个星期，就死了一万多人，这是长期虐待和疾病造成的。

引起反思

到目前为止，对于纳粹的崛起和大屠杀的发生，有几种解释。认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针对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以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行动使德国上层阶级感到恐惧，并且由于其领导人多为犹太人，在德国激起了反布尔什维克浪潮和反犹情绪，最终导致了大屠杀。丹尼尔·戈德哈根，一位年轻的美国历史学家，几年前因电影《希特勒的恶棍》而闻名。在他看来，在德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大屠杀的根源就足够了。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来，德国就有反犹太人的传统，但希特勒将其推向了极端。简而言之，他认为反犹太主义是一种“德国病”。

除了上述片面的观点之外，一个更值得注意的趋势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大屠杀视为欧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例外，不愿意或不愿意从欧洲文化本身认真寻找根源。汉娜·阿伦特是少数几个想研究和反思大屠杀的学者之一。她曾经指出，大屠杀继承了与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传统的关系。

恩佐·特拉维尔相当彻底地解释了大屠杀的深层根源。1957年出生于意大利亚眠的儒勒·凡尔纳大学政治学和当代历史教授学者，在他的新书《现代性与暴力》中尖锐地指出，大屠杀不是西方文明的对立面，而是西方文明本身的“真正产物”。希特勒本人没有什么独特的发展。他的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各种理论，如反犹太主义、“生存空”、种族主义等。，可以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找到自己的根源。希特勒只是把他们集中起来，推向极端。因此，Travell将自己作品的副标题称为“纳粹恐怖暴行的欧洲谱系”。他认为纳粹大屠杀源于欧洲文化固有的排他性，纳粹主义是其极端性的直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