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有什么不同 为何二者一成一败

东亚改革运动

从1868年到1873年，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的新纪元。“改”字取自《诗经》，“周虽旧州，命已改”。的确，明治维新以天皇复辟的名义，实际上是自下而上的夺权，结束了日本德川幕府的“军族”政治。

19世纪中期，准将将军马修·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要求建立日本进行贸易。这一事件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其影响不亚于中国经历的鸦片战争。日本执政的德川政权无力应对这些剧烈的变化。九州常州萨摩一群有名的诸侯发动政变，以“敬王抗夷”为口号，逼迫德川幕府“还大政”，把长期做傀儡的皇帝当作实际的君主。新政权采取全盘西化政策，改变政府体制，编练新海军、新陆军，振兴企业，把一个仿照中国文化的边疆国家变成了东西方国家。

二十年后，日本挑战中国在东方的霸权地位。1895年打败中国新组建的北洋海军，夺取朝鲜半岛和台湾，获得中国巨额赔偿。由此，日本成为殖民帝国，称霸张亚东50年。日本1905年打败俄罗斯，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1937年入侵中国，1941年底进攻珍珠港，在大陆上与大海作战，希望建立一个伟大的东亚帝国。这个梦想终于在1945年的蘑菇云下化为灰烬。

日本的突然兴亡，是东亚的大灾难！然而，19世纪明治维新的成功引发了中国的“百日维新”。1898年，慈禧太后使其亲政后，清光绪皇帝引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话，颁布了一系列100天内改变制度的诏令，但遭到守旧人士的反对。袁世凯依附荣禄后，慈禧太后得以利用北洋新军的力量夺回政权，处死谭嗣同等六名改良派，将光绪囚禁在英台。短暂的“改革”变成了悲剧！

中日之间的改革政变有着如此不同的结局，这是现代历史学家经常讨论的话题。首先讨论两者的相似之处:日本维新派是一群来自其他国家的年轻诸侯，深受外力威胁和当时德川政权无能之害，聚集在吉田松阴门下，商讨如何救国救民。同样的情况，一群远在南方的年轻人，饱受外患日益深重、清廷无力应付之苦，聚集在康有为的万亩草堂，寻求拯救中国灭亡的命运。

日本九州诸侯远离关东幕府权力中心，却通过对外贸易获取利益和对西方事务的了解。长崎这个港口，早就有荷兰和西方商船停泊，也有西方人在这里生活。源自长崎的“蓝雪”是日本学习西方事务的源头。九州宗主其实是日本最熟悉当代国际事务的。在中国，明朝葡萄牙人租下澳门后，明清时期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全部进进出出。鸦片战争后，中国割让香港，使香港成为英国商人和其他外国商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基地。广州虽然地处南方，但是靠近港澳。因此，广东籍的人可以直接和间接地获得西方事务的知识，可以深刻而又痛苦地感受到危机。广东虽然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但是离清廷的权力中心很远，情况和日本九州差不多。

明治，从没有实权的皇帝，一下子成了新政的权力象征。光绪把慈禧从淳亲王的皇宫接进宫中，继承皇位，在太后的阴影下成长了很久。一旦亲政府和锐志改革，希望中国迅速复兴，她就独断专行，完全信任这群新公务员。日本明确暴露了“敬王抗夷”的口号，辅佐了春秋时期的正义，确立了明治维新的合法性。光绪的皇位也有其合法性，以至于慈禧试图废除，最后东南总督坚持“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阻止了慈禧的计划。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区别

上述中日局势的相似之处，真的让人纳闷。为什么两者相差这么远，却损失了11%？而且，它的下一步发展，让中日近代史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里，请描述两个开发过程之间的差异:

首先，明治和光绪的情况不同。在“敬王抗夷”的口号下，德川只是一个篡夺皇帝权力的统治者。主既然出现了，德川幕府就很难有合法性。光绪是慈禧的继子，亲子关系在伦理上是最高的。就连皇帝也不得不挂在亲子关系上。

其次，德川幕府统治之初，在关东种植亲藩作为吴佳藩的屏幕。但统治久了，那些大诸侯拿着地租纵情享乐，丧失了战斗力。德川家康最后一任将军的下属只见过朝廷奴才，没有勇者。结果九州各诸侯要求吴家归还大政方针，德川没有反抗。相反，中国太平天国战役后，南北各省迅速“戒严”，尤其是直隶总督执重兵，发挥了重要作用。戊戌变法期间，慈禧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即使谭嗣同能说服袁世凯支持光绪，袁俊也没有机会反抗荣禄。当时东南诸侯，除湖南巡抚陈宝珍支持改革外，没有站队。光绪缺乏强大的奥运援助，而慈禧得到了杜挚的支持。与明治情况相比，光绪的情况与主客完全不同。

更要注意的是日本诸侯依附于封建制度。都是封臣的骑士，平日聚集在封臣的城堡里，本身没有什么社会基础。德川幕府以前有重兵，但执政时间很长。武士在官僚体系中被改造成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们寄生在幕府，却无法调动社会资源支持吴家。德川幕府之外没有强大的亲藩支持，内部也没有强大的藩来发动社会力量，所以不能独立存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普鲁士乡绅是“乡下的兵”，地位和中唐以前的官府兵差不多。这些乡绅是支持重建日耳曼主权国家的重要基石。日本武士和普鲁士乡绅最大的区别是武士寄生在宫城，而不是掌握农村的地方权力。

中国明清士绅不是武士，而是地方社区的精英。他们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凭借自己的亲戚、同事、齐一等关系，编织成一个庞大的网络，覆盖全国，覆盖一个小镇。王朝更迭，政局变化，士绅士大夫的背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清末政府的执政能力相当不足，但儒家君臣伦理的强大约束力依然存在，所以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在东南举行重兵，依然坚守臣节，解散湘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革命和以士绅为主要成分的官僚制度，就很难与虎谋皮，就会从内部引发巨大的变化。

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思想，当时有保守和西化的思维方式作为选择。沃恩和王先谦等保守派人士坚信，中国传统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方式，任何向西方学习的改革都是“越轨”的，不应该实施。洋务派，如张之洞和大部分诸侯，致力于购买机器和建厂，希望中国能加强其船只和促进其工业，并希望中国从中受益而不溢出。但其哲学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赞成国家体制向西方模式的转变。这两个主张是当时士绅和士绅的主要主张，但持改革主张的并不占多数。因此，光绪、康、梁三人无法调动士绅的巨大力量来支持戊戌变法，慈禧反击时各省督抚大多不支持光绪，只是因为他们大多只持洋务派的观点，不能接受维新论。

百日改革的遗产

改革失败后，保守派借义和团运动的“本土运动”帮助清朝灭洋，挑拨八国联军。大灾之后，很多人转向改革，清廷有准备立宪的讨论，可谓戊戌变法的延伸。几年后，辛亥革命后，所谓的清廷立宪变成了空。

从改革到宪政，清末这种短暂而不彻底的改革只是历史潮流的一个涟漪。但沈家本奉命修改大清律，移植欧洲民法典，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成文法。民国民法、刑法、诉讼法一般都在沈家本设定的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全国四分五裂。然而，军阀的一些非法行为被排除在外。总的来说，各地的诉讼仍然遵循这一新法律。即使在北洋政权命令不够的地方，大理院的判例也被各个法院引用。

清末改革的另一个成果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大纲。史静大学堂的学科规划是未来各地大学的典范。建国后蔡元培制定的大学制度基本上是以此为基础的，只是略有修改。

总的来说，晚清的改革只是一场流产的努力。没有辛亥革命，中国走的是所谓的“宪政”道路，其进程要靠社会精英，中国未来的走向可能大不相同。历史是过去的事了，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观察。但日本明治维新虽然建立了现代日本，但从1925年的“226事件”到1936年，日本右翼分子和青年军人杀害了5位首相中的3位，3位藏人大臣中的2位；另一个总理的弟弟被误打误撞，被狙击手击毙，总理侥幸逃脱。这些主张和平开放的自由派政治家一个个倒下，日本士兵随后控制了日本天皇和政权，形成了真正的军阀专政，切断了日本正在发展的帝制。日本于是一搏而疯，扩充兵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战争，也一步一步走向灭亡。明治维新是由一群年轻的诸侯推动的，他们的“武士道”本性最终留下了军国主义的行为基因，导致了这一历史转折。中日两国对两次改革的历史原因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