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病逝 李登辉当年为什么放了张学良，你觉得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吗
史长河张学良，著名的爱国将领，曾协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一举震惊中外社会。这一举动最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但在“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先生就遭到了蒋介石父子俩的长期软禁。内战时期随着部队一起撤到了台湾，并与1990年恢复自由身，最终病逝于檀香山。那么当年李登辉为什么会放了张学良哪？李登辉当年为什么放了张学良晚年张学良
早在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在台湾病逝前，以东北大学学生张捷迁为首的一批华裔旅美学者，就已在海外策划如何敦促执政的国民党尽快给张学良以真正自由的事宜了。然而，蒋经国当政时期虽然对张学良的自由已有相当大范围的松动，改变了蒋介石在世时派军统特务严加管束的局面，可张氏的人身自由在1988年以前仍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李登辉上台后，口头上高叫给张氏自由，事实上仍然利用国民党情治机关时时加以限制。他担心张学良一旦恢复自由身，会不会与中共取得联系，甚至舍台湾而投奔中共？张捷迁等东大旅美校友会成员很快就看破了李的政治伎俩。他们公开在美国报纸上向李登辉叫板：“如果张学良真有自由，就应该允许他到美国来。如果不让他来美国参加东大校友会的活动，我们可以自费赴台，专为张学良祝寿。”由于大陆人士的不懈努力和当时的舆论压力，李登辉选择释放了张学良让他的赴美之行得以实施。
李登辉之所以能左右张学良的行迹，一是以他和张学良有基督教友之情，二是因为在张学良受蒋氏父子多年限制之后，李首次给予张学良赴美探亲的自由，以此作为控制张氏的感情筹码。而张学良对李登辉等人的政治伎俩洞若观火，他在进不能顺利返回祖国大陆足偿夙愿，退不想死守台岛颐养天年的情况下，才明智而果断地选择了第三地——美国，作为他寿终正寝的地方。显而易见，他对此有过周详的考虑。死前自称是“无党无派”的张学良，在自知生前无法见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大背景下，他希望把归宿选在美国，是符合自己“一生都在为团结和统一奔忙”的政治信仰的。
你觉得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吗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吗？在两岸四地和海内外的华人中，不同的人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有人会说：是的，张学良是民族英雄，他通过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局面，挽救了因日寇侵略而面临危亡的中国，启动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倘若没有张学良的努力，今日中国就会是日军占领下的殖民地。有人会说，不是，张学良是民族罪人。他糊涂莽撞地发动事变，阻断了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战略部署，使蒋介石统一中国专注抗日的努力功亏一篑，使即将被聚歼于贫瘠的陕甘地区的中共武装死灰复燃。正是由于他的糊涂，阻断了中国逐步融入“普世潮流”的进程。倘若没有张学良的鲁莽，今日大陆就会像今日台湾一样出现“官怕民”的局面。“西安事变”已经过去近80年。伴随历史档案的逐渐解密，西安事变的真相已经基本公诸于世。对张学良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在“事实”方面的分歧很有限。但是，在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方面，看法则相去甚远。“西安事变”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经过中国近80年的发展，“西安事变”的实践后果也已经基本可以看出眉目。近80年的“实践”可以成为检验“张学良是否民族英雄”的“标准”吗？显然不能。对张学良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可能因这些“实践”而改变自己的看法吗？不可能。肯定和否定张学良的人中，许多人仍然会坚持自己看法。习惯于“大批判思维”的一些人，将有关张学良评价的分歧视为“真理”与“谬误”的分歧，力图用自己的“真理”去批判别人的“谬误”。这种思维方式与他们从小接受的“科学崇拜”教育有关，与他们在基础教育中形成的唯物的思维范式有关，与深受前苏联影响的“传授科学真理”的传统教育模式有关。那些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能够理解，在对张学良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评价不能基于虚假或虚构的事实之上，必须澄清那些虚假的传言。其次，评价必须符合形式逻辑，评价不能与形式逻辑相冲突，必须是合理的。第三，在符合事实和符合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偏好（preference），存在多种可能的评价。这些不同评价之间的区别不是对错（right）错的区别，也不是合理（rational or reasonable）与否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属于普乐好的（plausible）一项。在一部分人看来属于普乐好的评价，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可能并不属于普乐好的评价。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能够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他们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能包容别人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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