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敬飞：十六国诸政权立国择都的地缘政治分析 牛敬飞：十六国诸政权立国择都的地缘政治分析

牛:建国与十六国选都的地缘政治分析：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西晋末年匈奴屠各刘渊建立汉赵政权，此后近一个半世纪里华夏边缘诸族接踵入主中原，是为五胡十六国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马长寿先生的《乌桓与鲜卑》问世，书中探讨了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建国历程。此后以周伟洲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均致力于十六国国别史研究，至今诸国皆有相关论着。与国别史相对，学界也断续有对十六国的综合比较研究。但这一时段一直面临着传统文献及出土资料贫乏的困境，在国别史日臻完善的前提下，要展开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就需要有更多的理论关怀。如谷川道雄就用游牧民族传统部族制与汉式皇权的矛盾来解释五胡政权的发展。《国语》云「 ”国必依山川”，对于传统中原王朝来说，定都一般都会选择山川形胜之地。粗览史籍不难发现，十六国中起自北方边疆地带的胡族政权也多面临择地定都问题，学界对此少有系统解释。拉铁摩尔较早注意到蒙古草原的边缘存在着一个过渡地带，他称之为「 ”贮存地”，他指出这些地区形成的农牧混合社会往往会孕育出同时统治草原及中原的「 ”游牧人”朝代。近期魏俊杰提出了「 ”民族核心区”概念，他指出：「 ”各政权建都之初,多在其民族核心区,进而谋求占据区域性核心区或全国性核心区,随着其实力的强弱,其都城在民族核心区与区域性核心区间转移。”这一概括总结大体合乎史实，但立论过于宏观，相对忽视了诸政权择都这类政治议程与周边政治地理环境的互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拟从汉赵、前燕等政权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化入手，对诸国尤其是它们入主中原前的都城选址问题展开分析对比，并试图总结发现其中规律。 一、弱者的选择：汉赵、前燕据山川立国 汉赵国前期的迁都及其军事背景 魏晋时期山西西部吕梁山脉周围乃至汾水上游布满了匈奴诸族。西晋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为利用并州匈奴迎战幽并二州的王浚、司马腾，命匈奴渠帅刘渊回故地组织兵力。304年秋刘渊在离石汇聚五部匈奴称大单于，是为汉赵政权；不久刘渊又迁至距离石不远的故匈奴南单于庭左国城，称汉王。307年刘渊南下迁都蒲子，309年又徙都平阳。刘渊起兵后迁都数次，值得关注，下面即分析其迁都之地缘动因。 首先来看刘渊为何选择离石作为建国根据地。离石位于吕梁山之西的黄土高原上，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亦不及山西诸河谷盆地。就人力资源而论，离石虽是杂胡活跃之地，但魏晋所分五部匈奴左中右三部集中在吕梁山之东的汾水两岸，南北两部距离石亦较远。由此观之，离石似不是理想的定都地点。但汉赵建国前夕，南面三部所近之西晋晋阳屯有重兵，故曾分主左右二部的刘渊父子带领部众翻山至离石，其主要意图当在避开晋阳这一军事重镇。此外，离石又是故单于庭所在，于此建都亦有利于团结并州杂胡。虽然都于离石意在避开晋阳兵锋，但两地间隔一山、相距不甚远，刘渊仍有东出吕梁攻下晋阳据有并州之战略计划，此后他与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在离石与晋阳之间展开了两年的拉锯战。刘渊刚建国便「 ”遣左于陆王宏帅精骑五千，会颖将王粹拒东嬴公腾”，其事未果。304年底司马腾进攻刘渊，在汾河西岸失利，汉赵军乘势向东南进入上党郡，刘渊「 ”遣其建武将军刘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皆陷之。”305年司马腾再遣军进讨离石又被刘渊打败，自此晋阳失去控制并州全局之能力，司马腾于306年调离并州。 图1 汉赵国早期之迁徙 需要指出的是，并州的晋军并非离石面临的唯一敌人，司马腾进攻离石失利后皆有代北拓跋鲜卑援助。据《魏书·序纪》，304年「 ”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桓帝率十余万骑，帝亦同时大举以助之，大破渊众于西河、上党。”次年，「 ”刘渊攻司马腾，腾复乞师。桓帝以轻骑数千救之，斩渊将綦毋豚，渊南走蒲子。”两年拉锯战后，刘渊虽撼动了西晋在并州的统治，但拓跋鲜卑却成为限制汉赵国向北发展的又一障碍，鲜卑甚至曾深入西河离石，直接威胁到汉赵政权的存亡。 对于鲜卑第二次救司马腾，《资治通鉴》省去「 ”渊南走蒲子”，司马光曰：「 ”《后魏书·桓帝纪》及《刘渊传》，皆云‘渊南走蒲子’。按《晋载记》，渊无走蒲子事，下云‘自离石迁黎亭’，盖《后魏书》夸诞妄言耳。”据《晋书·刘元海载记》，「 ”是岁，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留其太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通鉴》采之。「 ”离石大饥”除自然原因外，更多应是刘渊频频与晋军、鲜卑交战所致；黎亭在上党壶关附近，与离石间隔吕梁、霍太二山，东西相距四五百里，此时晋阳仍有司马腾镇守，刘渊率部冒险至远方就食也反映出离石在晋军、鲜卑双重压力下，其地缘劣势越来越突出。蒲子与离石皆在吕梁山以西黄土高原上，蒲子南距离石不足二百里，两地交通便利，是后来刘渊迁都之地。简言之，刘渊既能率部向上党求食，亦可能在鲜卑追击下逃至蒲子，这与离石面临的严峻政治形势相符，《魏书》所记可取。 306年颇有军事才能的刘琨出镇晋阳，离石面临更大的军事压力，次年刘渊只得南下迁都蒲子，此即《晋书·刘琨传》言：「 ”刘元海时在离石，相去三百许里。琨密遣离间其部杂虏，降者万余落。元海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之。”类似说法又见刘琨《答太傅府书》，司马光对此条记录表示质疑：「 ”按时渊强琨弱，岂因畏琨而徙都！盖琨为自大之辞，史因承以为实耳。”当时渊强琨弱固是事实，但司马光忽视了刘琨既有能力立足晋阳，又得鲜卑之助，相比司马腾，刘渊理应更惧之。反观汉赵一系史书所记： 其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元海曰：「 ”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颛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元海悦曰：「 ”此孤心也。”遂进据河东，攻寇蒲坂、平阳，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 以上记述把刘渊南下蒲子全然描绘成汉赵君臣的主动行为，讳言其外部被动原因。虽然谋臣为刘氏描绘了枭刘琨由北而南克长安、据洛阳的宏伟蓝图，但迁都蒲子表明：汉赵国实际上是避开了以晋阳为中心的汾水上游地区转而向南发展。即便如此，它后来的扩张历程也相当艰难。首先从地理环境来讲，蒲子在河东郡北缘，与离石一样皆在吕梁山之西的高原上，刘氏依然据大山为屏障俯视汾水一线，这反映出汉赵国迁都之谨慎。一年多后，太史令再次建议刘渊：「 ”蒲子崎岖，非可久安。”刘渊才走下高原进入临汾盆地迁都平阳，这才算真正实现「 ”定河东”。其后汉赵国长期盘踞于平阳。 309年刘渊两次派大军攻洛阳遭遇失败，至刘聪在位时才趁西晋内乱攻下洛阳、长安；至于迁都长安已是刘曜与石勒东西对峙之时；而晋阳周边地区，经刘琨苦力经营十年后最终归降石勒。 综合以上，回顾刘渊起兵时向成都王夸口所言「 ”东胡之悍不逾五部”，「 ”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等等，可以判断：彼时匈奴刘氏入塞散居已久且汉化程度颇深，他们的战斗力已大打折扣，面对代北鲜卑势力及晋军残余，汉赵国不得不迁都南下。再回溯历史，东汉末年南单于于扶罗曾据离石东下吕梁，「 ”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汉赵国前期历程似踵其遗志，只不过刘渊更长于审时度势，最终迁都平阳成为十六国首位入主中原的异族皇帝。 慕容鲜卑立国于辽西山地 四世纪中叶幽州鲜卑慕容氏入主华北平原，与前赵类似，前燕建国初期也有过数次迁徙，但它面临的复杂的地缘政治又非汉赵所能比。据《晋书·慕容廆载记》，曹魏初年慕容鲜卑从北方南下进入辽西，魏明帝时因协助平辽东该部大人莫护跋获封「 ”率义王”，建国于棘城北。狭义的辽西指秦汉辽西郡，大体包括今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环渤海地区；广义的辽西泛指辽河以西、燕山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广大区域。史籍言鲜卑宇文部、段部活动于「 ”辽西”应以广义之辽西视之。慕容部建国的棘城大概位置在今辽宁朝阳市与义县之间的大凌河中游，更近秦汉之辽西郡。棘城周围的地形特点鲜明：它周边是以由西南东北走向的努鲁儿虎山和松岭构成的大片山地、丘陵，大凌河在两山之间穿过，其东缘是华北通往东北的沿海低地即辽西走廊，再东又有医巫闾山与辽河平原相隔。简言之，慕容部南下最初选择了大凌河中上游相对封闭、易守难攻的辽西山地。这一区域的地理优势在后来慕容部发展历程中逐渐显现出来。 辽西山地地近幽州又控遏中原通往辽东的要道，面临对已荡平燕山、蒸蒸日上的曹魏政权，南迁的慕容部采取了臣服中原王朝的策略，它成为曹魏控制幽州的得力助手。如除协助曹魏平定辽东外，慕容部在首领木延带领下还参与了毋丘俭征高丽的军事行动。其后慕容涉归又以「 ”全柳城之功”封为「 ”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杜佑言：「 ”至孙涉归，魏封为鲜卑单于，迁居辽东，于是渐慕华夏之风矣。”需要指出的是，毋丘俭征高丽之后曹魏在幽州东北少有军事行动；又，晋初在卫瓘等人治理下东北诸族争相归化，故涉归「 ”全柳城之功”更似在西晋，甚至可能就是指魏晋禅代之际慕容部选择臣服西晋。即便从杜佑之说，涉归封迁也是在魏末，彼时司马氏当权，司马氏正是借加封涉归之机将慕容部迁徙至辽东北部。此举一石二鸟，既清空了辽西走廊上的潜在威胁，又把慕容氏推到辽东为朝廷扞卫更加险恶的东北边疆。辽东北部是辽河平原，无险可守，西有鲜卑宇文部，北有扶余、东有高句丽，此皆为强大部族；辽东本身又有东夷校尉重兵驻守，慕容部可谓居于险地。在此期间，慕容部与宇文部关系恶化，与高句丽发生冲突，慕容氏亦曾攻灭扶余国。后来因西晋不支持慕容廆以为父报仇为名攻打宇文部，双方关系破裂，慕容部开始袭扰辽西重镇昌黎，「 ”每岁不绝”。慕容部此举目的即逃离辽东险地回归辽西故里。最后慕容廆选择再次臣服西晋，以此换取「 ”迁于徒河之青山”，终于结束了它在辽东的连年征战，回到了辽西。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前辈学者对慕容部东迁辽东曾有相关解释。冯家升先生认为是出于宇文氏侵逼，此说欠妥。宇文部活跃在燕山山脉以北广大区域，与慕容部有努鲁儿虎山相隔，慕容氏早期立国辽西时，两部皆在发展阶段，双方矛盾远非慕容部回归辽西后可比。冯先生以慕容涉归之死与两部冲突有关为据，但涉归死前已东迁辽东北部，此事更能说明慕容部东迁后才与宇文部有较大冲突。马长寿先生虽未言明慕容部东迁原因，但他据《晋书·武帝纪》太康二年「 ”鲜卑慕容廆寇昌黎”，「 ”鲜卑寇辽西，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之”，三年「 ”安北将军严询败鲜卑慕容廆于昌黎，杀伤数万人”，指出这些或与涉归东迁有关，此诚为灼见。这三条记录恰是慕容部不愿东迁、试图回归辽西之真实写照。 289年慕容廆回迁辽西第一站是徒河青山，徒河即今辽西走廊重镇锦州，青山应在锦州西北。此地过于靠近交通要道，故五年后慕容廆迁回其曾祖建国之地棘城。棘城周边虽有险可守但其地狭促，单靠游牧业难以发展部族，于是慕容廆依托大凌河谷「 ”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二元制的经济模式颇有成效，如幽州水灾时慕容部便曾开仓赈济；在军事上，慕容部热衷依山川形势筑城扩张，据山而战，如后来石虎围攻棘城时，慕容部叛应季龙者达三十六城。在辽西发展十余年后，慕容部与北方的宇文部矛盾加剧，此后两部相斗长达四十余年。最初宇文部势力强大，但其经济生活仍是以游牧为主，政治组织松散，故在双方战争中败多胜少。319年晋东夷校尉崔毖联合高句丽、宇文部、段部三国共谋灭慕容部而分其地，是役慕容廆分化敌人，率诸子设计大败宇文悉独官于棘城；此后双方强弱易势，344年慕容氏彻底击溃宇文部奄有漠南东部。慕容氏南方是活跃在濡水中游燕山东部的段部，西晋时该部势力本来较为强盛，但它因地近幽州，西晋末年便卷入了司马氏与汉赵国的混战，实力削弱。后来在南方石赵政权的压迫下，当段部将战略目标转向北方时，慕容部早已成为幽州东部最强的势力。故334年、336年段辽两次围攻柳城不果，两年后慕容部大败后赵，趁势吞并段部。至此慕容部势力深入燕山，威胁后赵山南诸郡，石虎因其辽西郡「 ”迫近燕境，数遭攻袭，乃悉徙其民于冀州之南。” 341年慕容皝自棘城沿大凌河向西迁都龙城，其后慕容俊趁石赵内乱大举南下，350年迁都蓟城，不久入主河北。 图2 慕容部早期之迁徙 从289年至350年，慕容部虽历经数次迁徙，自徒河青山至棘城再至龙城，但它们皆在大凌河中上游易守难攻的山谷地带。在此期间慕容部招纳汉族人才、发展农业、因险筑城，逐渐由弱变强，成功抵御并消灭了段部、宇文部等劲敌，最终雄踞燕山以北与强大的后赵对峙。可以说在大凌河谷地发展的六十年正是前燕入主中原的能量储备期。其后无论是全盛时期的前燕还是后燕，以龙城为中心的昌黎故地仍然是慕容政权的政治核心区与大后方。 将汉赵国迁都与前燕慕容氏的迁徙对照，可以发现：这两支起初不太强大的胡族都曾依托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上的山川形胜而建国，慕容部尤其突出。同时亦可体会到，两国频繁迁都多是其部族首领应对周边地缘政治变化做出的审慎选择，在这方面表现更为突出的当属拓跋鲜卑。 二、固守盛乐与南下「 ”灅源”：浅析代国时期拓跋部的南线战略 东汉末年，东北鲜卑族南迁至漠南匈奴故地。258年拓跋力微定都盛乐，盛乐地处阴山、大青山以南，东依大青山支脉蛮汉山，居高西面广袤的土默川平原及河套地区。此区域水草丰茂，宜牧宜农，为拓跋鲜卑发展之根本所在。众所周知，398年拓跋珪灭后燕据有河北后随即迁都平城，但在此之前拓跋鲜卑早已对平城所在的桑干河上游盆地产生了浓厚兴趣。如339年昭成帝什翼犍即位之初，拓跋部上层就有定都「 ”灅源川”之议，此议未果最终仍还都盛乐。李凭先生将择都灅源不果看作是代国时期拓跋部保守势力所为，但此说法有待商榷。下面笔者主要结合外部地缘政治变化来分析前平城时代拓跋部重心的数次迁移。 汉魏之际南下的拓跋部东西向分布在幽、并二州北部，此即《魏书·序纪》所言「 ”昭皇帝”时的东中西三部，三部中以盛乐为中心的西部最强。 294年西部猗卢大举南下，东南入并州，「 ”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此后又向西南渡黄河扫荡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匈奴、乌桓诸部，一度深入陕北高原，史称「 ”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这是拓跋部南迁以来首次大规模南侵，而此年两次征讨充分显示出了盛乐控遏东西的地缘优势，此后拓跋部南下战略也是在这两个方向上摇摆。 西晋末年猗㐌、猗卢率中西两部以救晋为名南下并州。其后猗卢统一漠南三部继续致力向并州发展。310年刘琨将以大同盆地为中心的雁北地区割与猗卢，此地东有恒山、西有管涔山，中有西南东北流向的桑干河，南端与山西中部背山相隔，北面却向塞北草原呈敞开之势，是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跳板。接手雁北地区后猗卢便立即「 ”徙十万家以充之”，有意将此地建设为盛乐之外的第二核心区；然而，同年猗卢破并州北部杂胡铁弗刘虎，「 ”虎收其余烬，西走度河，窜居朔方”，铁弗部自此盘踞鄂尔多斯高原。需要指出的是，朔方与盛乐间虽有黄河，但此段水流平缓且冰封期漫长，不能有效阻隔两地交通，铁弗部遂成为威胁盛乐的腹心之患。此后拓跋部南线具体战略便是：一、西南方向以盛乐为中心与铁弗部争夺河套、鄂尔多斯高原控制权；二、东南方向经营大同盆地以便伺机进入中原。此两条战略因拓跋部面临的内外政治环境变化往往此消彼长。 313年猗卢「 ”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不久又在平城南百里处灅水北岸建新平城，「 ”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此事在拓跋鲜卑历史上意义重大，南北双都制标志着它们开始打破东西向的游牧传统，由并州南下上升为国策。 315年猗卢被司马氏封为代王，其南下政治口号仍是平定刘聪、石勒。但此时拓跋部的上层组织是不利于集权的部落大人制，政治隐患较多。次年六修据南部叛乱，穆帝刚建立起的鲜卑、乌桓、晋人的政治联盟遂土崩瓦解。同时猗卢集中发展南部也相对忽视了代国外部最大隐患即朔方的铁弗匈奴。猗卢死后，刘虎便趁平文帝新立大举入侵。平文帝打败刘虎后国力有所恢复，他仍致力于南下并州，并一度占领汉赵国发源地离石。但不久他即被以中、东部势力为后盾的桓帝之祁后杀害，此后代国陷入长达十多年的内乱期。殷宪认为桓帝子惠帝以平城为都，颇有道理。但惠帝即位不久便因诸部未服而远离平城北迁至东木根山，此事可视作是穆帝、平文帝南下战略之终止。327年，「 ”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帝御之于句注陉北，不利，迁于大宁。”此役后赵仅以五千骑兵便将代王打败，拓跋氏一战而弃南部迁都大宁。从代国内部来看，此役不过是惠帝放弃南下战略的自然结果。从地缘政治来看，此役又显示出陉北灅源的地理优势并不足恃。确实，大同盆地南缘句注陉所在的恒山山脉较窄，容易翻越，其东北又是沟通幽州的桑干河道，一旦华北出现强大政权，此地便难守而易攻。综上笔者认为，虽然穆帝猗卢趁永嘉之乱获得了陉北灅源之地并将它建设为南都，但当时代国内部集权政治还不够成熟，西方有劲敌铁弗部虎视眈眈，故此举显得较为激进。就具体战略讲，穆帝、平文虽皆有南进之意但迁延数年未有实质进展，据大同盆地建设南部的国策终在代国内外交困之际暂告失败。 图3 拓跋部早期之迁徙 在东迁内乱时期，代王废立多受东方宇文部、北方贺兰部及后赵势力影响。 337年在后赵扶持下代国烈帝于东部大宁复辟，是年烈帝即在西部盛乐旧城东南建新盛乐城；338年烈帝崩，后赵又扶植昭成帝什翼犍在南部繁峙即位。次年，代国上层讨论定都立国，什翼犍主张定都大同盆地最南端的灅源川，此时王太后建言： 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 这里不能简单把此事看作是拓跋部上层关于是否放弃游牧生活选择依城定居的论争，因为以城池作为统治中心已是拓跋部之传统。狭窄的灅源地区不但不利于游牧迁徙，更容易被敌方围堵夹攻。田余庆先生认为这里的「 ”事难”、「 ”寇”指向惠帝、炀帝一系所倚仗的东部势力，其说稍滞。其时因之前烈帝处死拥立自己的贺兰部大人蔼头，烈帝、昭成兄弟在并州以北可依靠势力甚少；同时陉南后赵势力颇为强大甚至曾入侵南部。所谓「 ”一旦寇来”恰恰反映出东迁后的代国已难有立足之地，定都灅源川恐怕更是亲近后赵的不得已选择。在决定部落发展的关键时刻，代国上层最终采纳王太后之议，放弃了南部的灅源而选择了故都盛乐，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此后代国据盛乐而中兴，昭成帝在南线战略上采取重西南轻东南策略，经过三十余年斗争，大大削弱了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铁弗部，雄踞漠南。回顾代国东迁陷入重重危机后再返回盛乐故地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此历程与慕容部早期从危险的辽东回迁辽西故地极为相似，只不过拓跋鲜卑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至此，再反观王太后反对定居灅源川，才能体会出北魏官方是把王太后之议视作建国良计载入史册的，学者不宜以后来拓跋鲜卑「 ”南下”、「 ”汉化”为参照将还都盛乐视作是保守势力所为。 376年强大的前秦以援助铁弗刘卫辰为名卷入两部争端，遂灭代国。386年在慕容垂扶持下拓跋珪复国于牛川。即位后拓跋珪虽曾返回盛乐，但此时刘显据南部叛乱并招引窟咄，故拓跋珪复国初期多活动于中、东部的牛川、赤城等地，以便继续依靠后燕势力平叛。 390年拓跋珪正式迁回故都盛乐，代、燕关系交恶。此后迫于后燕压力代国在战略上几乎放弃了东南部的灅源、平城，转而集中国力打击铁弗部并占领了鄂尔多斯高原，国力转盛。398年拓跋珪终灭后燕，为有效控制漠南故地与河北平原，故才选两地中间的平城作为新都。 综上所述，通过以盛乐、灅源为线索梳理拓跋鲜卑代国时期的南线战略，可以发现：虽然早在西晋时拓跋部已占据了大同盆地且代国上层也曾有迁都南部之议，但无论是穆帝猗卢据西部而统一漠南，还是什翼犍、拓跋珪因返回故都而两度中兴，这些都显示出盛乐才是代国国力强盛的保障。面对着南部的诱惑，代国最终选择了盛乐故都，后来拓跋氏入主中原、定都平城不过是他们在盛乐长期发展的果实而已。 三、避险而居：论夏国、西秦与南凉择都之得失 通过上文比较盛乐、平城的地理环境可知：并不是所有农牧交错带上的山川形胜都可以作为诸族发展的根据地，就如同慕容部据大凌河而兴、段部却困死于燕山一样。对于弱小民族而言，它选择的山川形胜还必须与周边强国保持一定距离，存在一段缓冲区。比如燕山就是慕容部与中原政权间的缓冲，而平城所在的大同盆地向南嵌入并州，外加交通便利，就缺少有效缓冲而易被攻击。夏国、西秦与南凉的择都故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391年拓跋珪攻入河南悦跋城，灭铁弗刘卫辰。卫辰子刘勃勃先南奔薛干部、再投靠高平没奕于部。没奕于此时臣服后秦姚氏，后秦君臣对如何安置勃勃曾展开讨论，姚兴欲使勃勃带领铁弗旧部助没奕于镇高平，「 ”使为伐魏侦候”，但后来决定配勃勃「 ”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此举在剥离刘勃勃与其旧部的同时，还使勃勃与没奕于分部而居离开重镇高平。需要指出的是，后秦遣亡国之余的勃勃重返朔方故地并非出于善意，当时曾数次深入陕北高原的北魏对后秦北方构成了重大威胁，姚氏此举与前秦扶植刘卫辰屯兵河南以牵制代国极为相似，不过是将勃勃再次送上抗魏前线而已。407年勃勃南下高平袭杀没奕于收其部众，是年称大夏天王。高平地处六盘山北麓清水河谷，秦汉以来便是中原通向西北的交通要塞，十六国时期它又成为西北诸族迁徙流动的中间站与庇护所，汇集了包括鲜卑在内的诸多民族。故此时有人建议勃勃定都高平，勃勃否定此议提出了着名的东、西流动作战方针。虽然刘勃勃拒绝定都高平，但此后数年高平川仍是铁弗部的重心所在。勃勃据高平大败西方的秃发傉檀，在东南方向不断蚕食后秦泾河上游岭北之地。 411年夏国大败后秦于安定，自此双方攻守易势。 413年勃勃改姓赫连，在「 ”朔方水北、黑水之南” 建统万城为都。统万城南近陕北高原北缘山系，地处河套与关中间的中间地带。日益强盛的赫连夏在定都时，没有选择铁弗故地朔方的悦跋诸城，是为避开北方强大的北魏。没有选择勃勃据以实现中兴的高平，是因高平虽有山川形胜但却处在诸民族交通的十字路口上，战祸不断，如后秦便曾借口讨伐活跃在高平周围的勃勃而向凉州进发。此知赫连勃勃定都朔方之南，显然是避险而居。后来夏国灭后秦，赫连勃勃毅然拒绝迁都长安，史家对此褒贬不一。联系拓跋珪平定河北后打消迁都邺城念头而选择以平城为都，此后北魏长期居于平城，赫连夏固守统万城与之类似，皆是不愿过早将部族国运置于四争之地，有其合理性。 铁弗部建国定都前以流动作战着称，与之相似，河西鲜卑秃发部与陇西鲜卑乞伏部亦在不断迁徙中发展壮大并在汉地建国。两部迁徙路线隔甘肃、宁夏段黄河平行南下，后因定都方略不同，国运出现了较大差异。首先谈乞伏部。西晋时该部领袖乞伏佑邻曾打败盘踞在高平川的其他鲜卑部落遂居于高平。佑邻死后，乞伏部又被排挤出高平，西迁至牵屯山。十六国初期，佑邻孙述延为领袖时「 ”讨鲜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众二万余落，因居苑川。”此时乞伏部以苑川为中心，还萌生出一个政权的雏形。 苑川东北是陇中高原，西南依马衔山，亦为一处形胜。但苑川与高平类似，处在关中、陇西通往河西的要道上，一旦关陇出现强大政权，此地便首当其冲。故后赵、前秦时，乞伏部为避锋芒只得暂弃苑川，北徙至麦田无孤山、度坚山。最终乞伏部首领司繁不得不归降前秦，前秦仍使司繁镇苑川。 385年苻坚死后不久乞伏国仁即在苑川称「 ”大单于”，改元建国，「 ”筑勇士城以居之。” 388年国仁子乞伏干归即位，迁都金城，这显示出乞伏部试图向西发展。国仁父子在位期间，向北持续打击、降服其他陇西鲜卑，向南征服洮河流域的南羌，史称「 ”秦、凉、鲜卑、羌、胡多附干归”；在应对周边大国战略上，乞伏部与东方前秦残余势力保持良好关系，向西成功抵御了后凉数次入侵，向南打败仇池杨氏进攻。 394年在国势渐稳之际干归称「 ”秦王”，但也正是在此年陇山的前秦余部不复存在，西秦与后秦兵锋相见，西秦开始面临东西两个强大政权的夹击。397年后凉联合高平没奕于部围攻西秦，一度攻克金城，是役西秦虽反败为胜，但也遭受重创。或许迫于后凉压力，400年初乞伏干归回迁苑川，同年后秦五万大军从陇西攻之，干归军败国灭。乞伏氏建国后的征战历史再次印证：无论是苑川还是金城，这两个处在东西交通要道上的据点极易招致敌人夹攻，难以因其立国。 国灭之后，乞伏干归、炽磐父子终降后秦，后秦仍使干归率旧部镇守苑川。409年炽磐克洮西羌地重镇枹罕，遂遣使招干归，不久干归汇集陇西旧部在苑川复国自称秦王。干归复国虽仍都于苑川，但此时洮西枹罕已成为西秦另一核心重镇，干归致力于据洮西向南、向西发展。412年干归徙都谭郊；同年六月炽磐即位、迁都枹罕。枹罕地处洮西大夏河谷，北有黄河、西有洮水，南靠东西走向的太子山。它虽是沟通陇西与河湟的中间站，但比起高平、苑川和金城这些四冲之地来，枹罕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其山川形势又足以拒敌。西秦据之东抗后秦、西灭南凉，多次打败吐谷浑，向南不断征服洮河上游的羌人，国力一度进入极盛时期，枹罕亦成为与姑臧匹敌的西北重镇。 图4 乞伏、秃发两部迁徙图 相比乞伏鲜卑而言，秃发部早在西晋时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泰始年间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河西大乱，波及陇右。279年树机能攻陷凉州，同年马隆收复姑臧斩树机能，秃发部近十年的反晋斗争戛然告终。史载马隆统军不过三千五百，其能迅速打败如火如荼的秃发鲜卑，或是因秃发部固守姑臧所致。当然，《晋书》所言「 ”凉州平”，也不过是秃发鲜卑退出姑臧，转向姑臧东南祁连山脉东段活动而已。 或许因祖先曾入主凉州，后来的秃发部首领皆对姑臧充满了兴趣。如前秦末年，秃发思复鞬曾联合前凉余部合攻姑臧，是役「 ”吕光出击，大破之，斩奚于等二万余级。”秃发乌孤即位后仍以谋取凉州为第一要务。 395年乌孤筑廉川堡为都，以此为据点从后凉手中夺取金城，后趁后凉内乱西收吕光乐都、湟河、浇河三郡，可拥有河湟之地后秃发乌孤却称「 ”武威王”，其凉州情结可见一斑。399年乌孤南迁至乐都，同年秋利鹿孤即位，又迁都西平。乐都位于达阪山以南湟水东段谷地，它与西部同处湟水谷地的西平皆为河湟重镇，远离其他强大政权，相比偏北的廉川堡，它们更适合作为割据政权中心。402年秃发傉檀回迁乐都，称「 ”凉王”，南凉国势日盛。其时与南凉毗邻者西有吐谷浑、东有乞伏部，但秃发诸领袖却不暇据河湟发展，仍汲汲于翻山北伐。秃发乌孤曾为此制定灭后凉计划： 宜遣车骑镇浩舋，镇北据廉川，乘虚迭出，多方以误之，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 其后秃发利鹿孤、秃发傉檀贯彻此战略，不断攻击、蚕食姑臧周边。终于在吕氏降后秦后不久，406年秃发傉檀从后秦手中设计骗得姑臧，并以之为都城。姑臧地处河西走廊东端，是东西要道上的都会，若不奄有整个河西而以之为政权中心则极易遭受东西两面攻击，如后凉便在南凉、北凉「 ”二虏交逼”下归降后秦。南凉接收时的凉州已极为凋敝，故不得不从河湟故地徙民以实之，傉檀曾「 ”袭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其后南凉据姑臧东征西讨，其所徙民户当更多。在姑臧修整一年后，407年南凉西伐北凉，战败后反遭北凉攻城略地；刘勃勃趁机西侵，傉檀还击，结果在阳武之战中又遭大败，姑臧内乱随之而生；此后趁南凉内外交困之际，关陇政权后秦又遣军西伐。不难看出，南凉定都姑臧后又陷入了与后凉一样面临多方夹攻的境地。几场战役过后，南凉国力迅速由盛转衰；410年在北凉逼迫下秃发傉檀只得回迁乐都，困守四年后，南凉被据枹罕而强盛的西秦所灭。 如将南凉、西秦的建国历程置于西北民族迁徙这一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观察，可以看出：魏晋以来从东北向西南迁徙至河西、陇西的诸部鲜卑开始遇到重重阻碍、面临生死抉择，秃发、乞伏两部几经波折最终都穿越战乱纷仍之地抵达有山川形势可依的河谷地区。秃发部据湟水谷地立国，乞伏部选择在洮西大夏河谷立国。但秃发部不顾根本、迁都姑臧的冒险之举让国力渐盛的南凉随即陷入被围攻的境地，终致国灭；而起初相对弱小并曾依附南凉的乞伏部却因坚持在洮西发展，最终重创吐谷浑、灭南凉，成其霸业。 四、余 论 唐晓峰先生曾提示研究者不能忽视山地对游牧社会的作用。通过考察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诸胡族建国前期的地缘政治可以发现：无论他们原来曾在何处活动，最后都选择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上的山川形胜作为定都之地；但不是所有的山川形胜都可以作为依托，实践证明只有那些偏离周围强大政权尤其是中原政权的山麓河谷才是较好的选择。这里就必须重视胡族领袖应对周边地缘政治的能力，前燕国基肇始于慕容廆率部从辽东返回辽西，昭成帝复代国得益于王太后反对定都灅源，亡国之余的乞伏氏最终称霸西北是因为他们放弃金城、苑川，选择了偏僻的枹罕。同时通过以上个案分析还可以发现：魏俊杰勾勒出的从民族核心区到区域核心区的迁都模式并不适用于十六国诸国建国初期的情况。诸族建国后的第一要务多是保存实力、于险恶的地缘环境中谋生存，故它们不一定都汲汲谋求占领、控制那些传统的政治经济核心区。比如拓跋鲜卑取得大同盆地控制权后迟迟不肯南下，赫连勃勃占领关中后断然拒绝迁都长安。乞伏部一路南迁，先后离开高平、苑川这些陇西鲜卑的「 ”民族核心区”，抵达洮西羌地后才得以稳定发展；而受到姑臧这一传统区域核心的诱惑，秃发部过早将实力押注在河西走廊上终致南凉迅速败亡。当然，分析至此我们便不能再轻易以「 ”入主中原”「 ”汉化”为标准来评判诸国定都之得失。 回顾拉铁摩尔「 ”贮存地”孕育「 ”游牧人”朝代的假说，他所谓的蒙古草原的边缘地带大体就在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上，十六国时期北方胡族纷纷入主中原即是验证这一假说的绝好案例。但可能由于它们国祚短暂，并没有引起拉铁摩尔的关注，在其理论继承者巴菲尔德那里，边疆过渡地带不再那么重要，他强调的是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的两极互动。虽然巴菲尔德考察了汉赵、后赵和前燕等国的历史，但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将前燕、鲜卑与辽金等朝代联系起来以论证东北地区才是绝大多数征服王朝的发源地,这一做法便把拉铁摩尔的「 ”贮存地”假说限制在了东北一处。相比之下，本文对十六国北方诸国因地缘政治变化依山川而都的综合分析，或可算是对「 ”贮存地”假说的另一种验证与补充。 注释： 如周伟洲的《南凉与西秦》，齐陈骏的《五凉史略》，蒋福亚的《前秦史》，陈勇的《汉赵史论稿》，吴洪琳的《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李海叶的《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等，此不一一罗列。 学界对十六国政治文化的分析已相当深入，如罗新的《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彭丰文的《试论十六国时期胡人正统观的嬗变》。对十六国政治史的综合研究，近期有崔一楠的《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政治模式研究》、张嘉伟的《十六国时期西北九国开国史诸问题研究》、杨学跃的《十六国北朝权力嬗代新探》等。 参见谷川道雄着，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91页。 史念海先生较早注意到此现象，参见氏着：《中国古都概说》，《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近期相关论着有黄兆宏、白建灵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甘青地区古都问题探析》、何冯恩的《两汉至隋唐都城变迁研究》等。 拉铁摩尔着，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0-377页；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Lancaster,LancasterPress,1961,pp.2-16. 参见黄达远：《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 ”中国边疆观”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第33-41页。 魏俊杰：《十六国疆域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195页。 诸国正式建国前多有城堡据点，故本文所言「 ”都城”可指诸族建国前后所据之核心城市。 《晋书·刘元海载记》记迁都蒲子在「 ”永嘉二年”前，揆之应在永嘉元年；《通鉴》系之于永嘉二年，此处从《晋书》。对于迁都平阳，《刘元海载记》系于「 ”永嘉二年”后，《晋书·怀帝纪》言：「 ”冬十月甲戌，刘元海僭帝号于平阳，仍称汉。”据《十六国春秋》，刘渊称帝与迁都为二事，其记刘渊称帝在永凤元年，又记「 ”河瑞元年迁都平阳”，《通鉴》从之，《怀帝纪》盖合二事为一，故此处定为309年。参见《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50页；《资治通鉴》卷85，永兴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737页；《太平御览》卷119《偏霸部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75页。 《资治通鉴》卷85，永兴元年，第2700页。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0页；《资治通鉴》卷86，光熙元年，第2723页。《刘元海载记》在司马腾第一次失利后言：「 ”腾惧，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通鉴》未采之，盖因司马腾离任并州刺史在两年后，此处从《通鉴》。 《魏书》卷1《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7页。 《资治通鉴》卷86，永兴二年，第2708页。 范兆飞据此条认为，既然当时刘氏已迁至黎亭，故此后不能再言是从离石迁至蒲子，其观点似不妥。参见氏着：《永嘉乱后的并州局势——以刘琨刺并为中心》，《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第125页。 虽然《晋书·刘元海载记》、《魏书·序纪》对汉赵与司马腾战争时间的记述一致，但考虑到《魏书·序纪》部分记述简略，后来汉赵迁都蒲子，故不能排除《序纪》所言「 ”渊南走蒲子”乃连言迁都蒲子事之可能。但即便如此，结合二史记录亦可推知鲜卑威胁是汉赵迁都蒲子之重要原因。 《晋书》卷62《刘琨传》，第1681页。 《资治通鉴》卷86，永嘉二年，第2737-2738页。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0页。 参见陈勇：《汉赵史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页。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51页。 史霖认为汉赵国长期定都平阳或与五部匈奴眷恋故土心态有关，此观点未充分考虑汉赵国所处地缘政治背景，不妥。参见氏着《十六国时期汉赵国疆域政区的变迁》，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10页。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8页。 参见陈勇：《汉赵史论稿》，第219页。或许因与鲜卑多年交战，汉赵杂胡兵多惧怕鲜卑骑兵，以至于「 ”望见鲜卑，不战而走”。参见《晋书》卷63《李矩传》，第1707页。 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05页；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参见高然：《五燕史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27页。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通典》卷196《边防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372-5373页。 参见范兆飞、房奕：《东夷校尉与汉晋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第109-110页。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 冯家升：《慕容氏建国始末》，《禹贡》1935年第11期，第11页。 参见《资治通鉴》卷81，太康二年，第2577页。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99页。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8页。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5-2807页；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2页。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6-2817页。 参见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本站书店，2003年，第116-117页；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第28辑，第32-33页。 《魏书》卷1《序纪》，第12页。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有学者猜测力微死后拓跋部政治中心可能东移至幽州北部，后来猗卢才率部返回盛乐，此说无据。参见Jennifer Holmgren: Annals of Tai, Early T’o-pa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Wei-shu , pp.26-27. 《魏书》卷1《序纪》，第6页。 参见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57页。 《魏书》卷1《序纪》，第7页。 参见冀鸿兰：《黄河内蒙段凌汛成因分析及封开河日期预报模型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11页、第20页。 《魏书》卷1《序纪》，第8页。 参见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第38-39页。 参见曹永年：《补充与讨论两题》，《拓跋史探》，第214页。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第210页。 《魏书》卷1《序纪》，第10页。 《魏书》卷1《序纪》，第10页。 如前秦、后燕都曾从幽州攻代国。参见《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98页；卷123《慕容垂载记》，第3089页。 参见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第44-46页。 《魏书》卷1《序纪》，第11-12页；参见何德章：《鲜卑代国的成长与拓跋鲜卑初期汉化》，《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55页。 《魏书》卷13《皇后列传》，第323页。 考古学者及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古代欧亚游牧社会内部可以存在农业经济与定居文化。参见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第409-437页；狄宇宙着，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6-87页；徐龙国：《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9页、第214-221页、第227-230页。 田余庆：《拓跋史探》，第118-119页。 参见吴洪琳：《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第35页。 《魏书》卷2《太祖纪》，第20-22页。 396年后燕曾从河北奇袭并攻陷平城，参见《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第3089-3090页。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2页。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3页。 牛敬飞：《十六国时期「 ”岭北”地望综论》，《西北民族论丛》第16辑，第63-78页。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第3205页。 市来弘志将赫连勃勃的领土扩张分为三阶段，其认为赫连氏早期即据有鄂尔多斯高原，似未充分考虑到北魏对铁弗部的威胁。参见氏着：《赫连勃勃的领土扩大过程与农牧区分界线》，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9年，第381-393页。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1页。 参见吴洪琳：《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第67-69页。 《魏书》卷2《太祖纪》，第31页、第33页。 参见许鸣磐：《方舆考证》卷39《甘肃二》，济宁潘氏华鉴阁本，第20页B-21页A。 《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第3113-3114页。 周伟洲：《南凉与西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5-106页。 《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第3115页。 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115-119页。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期间乞伏氏因金城失守一度迁至苑川西城，参见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124页。 西秦初次灭国前夕，乞伏干归曾逃至枹罕，故《魏书》言干归：「 ”寻为姚兴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兴。” 牛敬飞：《论汉魏南北朝洮西地区之开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3辑，第26-27页。 《晋书》卷3《武帝纪》，第70页。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页。 《资治通鉴》卷108，太元十九年，第3412页。 李得贤：《民和访古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第128页；黄兆宏、白建灵：《魏晋十六国时期甘青地区古都问题探析》，《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第103页。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页。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0页。 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46-53页。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3-3156页。 参见唐晓峰：《山地对于匈奴的重要意义》，《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87-198页；牛敬飞：《屠各匈奴的山岳崇拜研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3年第11辑，第72-79页。 由此可见「 ”民族核心区”似乎不太适合那些流动性偏强的游牧民族。 参见巴菲尔德着，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21页、第125-165页。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3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