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怀柔的角度入手 从政治怀柔的角度入手 浅析藏传佛教对蒙古汗权的影响

从政治和解的角度，分析藏传佛教对蒙古可汗权力的影响。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导语 自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晤开始，藏传佛教就依靠政治的力量正式传入蒙古族地区，历经几代蒙古大汗的大力推崇，凭借着其自身的优越性，逐渐成为蒙古族的主要宗教，并影响着蒙古人民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弘传时期，后期在俺答汗的扶持下，在蒙古民众中逐渐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一支对蒙古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宗教力量。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神圣性和世俗性使其在蒙古族地区的政治影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其对汗权的影响上。它或巩固汗权，维护汗权正统性，或因王神分开，导致各地宗教力量各自为政，威胁汗权。从本质上来讲，藏传佛教与蒙古上层之间处于相互利用的关系。 ▲ 本文将从政治怀柔的角度入手，浅析藏传佛教对蒙古汉权的影响，并借此得出自己的总结和反思。 一、藏传佛教对蒙古汗权的正面影响 怀柔西藏、统治本族以巩固汗权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草原的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蒙古族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消灭了中原大地上割据一方的金、西夏等封建政权。蒙古族在统一过程中，通过用兵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方式初步了解到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1229 年，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汗即位，先破金后攻南宋。 ▲成吉思汗 窝阔台汗之子阔瑞王在授命率西路军南下进攻四川的途中同甘肃及青海一带的藏族开始有了接触，并派遣军队前往西藏，运用军事威慑西藏的同时希望西藏派使者来蒙古商谈西藏和平归顺蒙古之事。1239 年阔端王派部将多达那波领兵入藏，当多达纳波了解西藏的政治、宗教之后，建议阔端用武力和招抚的办法将西藏纳入统治之下，他给阔端报告: 「 ”噶丹教派的寺庙为最多，达隆教派的僧戒律清整，止贡教派的京俄大师最具法力，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学问最高。” 最终阔端王决定邀请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商谈归附事宜，主要出于政治目的，想要利用萨迦班智达的学识和威严统治西藏地区，以及想让萨迦班智达作为精神领袖在凉州一带大力发展藏传佛教，以恢复其对西夏故地的统治。蒙古上层对藏传佛教的推崇显然主要是一种政治策略，《元史•释老传》云: 「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 ▲西夏居民 「 ”因其俗而柔其人”正是因为元统治阶级意识到藏传佛教在西藏地区的重要地位和功能，因而利用其领袖以达到有效统一和管理西藏之目的，进而实现巩固蒙古统治之目的。 蒙古族利用宗教的这种政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抵制汉文化的特殊作用，藏、蒙、汉三族文化相互抗衡，蒙古族地区既没有被相对先进发达的汉地文化所「 ”汉化”，也没有全盘接受藏传佛教文化，而是在藏传佛教蒙古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蒙古族「 ”内蒙外汉”的政治文化模式，大体上保留了蒙古特色的传统文化。借此，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加强了统治者对本民族的统治。 ▲蒙古族 强化黄金家族汗统观 蒙古汗权作为古代蒙古族地区最高统治权力是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定型并延续下来的。成吉思汗受到萨满的影响，其天命观中已包含「 ”汗权天授”的内容，成吉思汗多次称腾格里为「 ”天父”，以强调和解释自己是「 ”天子”。《蒙古秘史》在记述成吉思汗的出生时写道：「 ”右手握着碑石般一块血”，蒙古统治者将成吉思汗的权利解释为来自于长生天，以期推崇「 ”汗权天授”，强调成吉思汗乃「 ”天子”，则其后人也具「 ”天子”才能和权利，从而抬高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黄金家族的整体地位，以实现黄金家族汗统思想的正统性。 ▲蒙古秘史 在蒙古族的早期传说中，成吉思汗无一例外是「 ”天子”，代表腾格里行使权力，维护俗世政权安稳，以及代表天惩治反抗者。「 ”汗权天授”思想在传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成吉思汗家族具有神圣起源的思想长期弥漫在蒙古族中，使成吉思汗家族被尊称为「 ”黄金家族”，在蒙古政治历史上始终处于统治地位。这一结果也正是建构「 ”汗权天授”思想的目的。 十六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家在蒙古族地区的广泛传播，蒙古人思想和宗教历史观开始改变，在蒙文的史书中，成吉思汗「 ”右手握着碑石般一块血”的记载已不多见。此时，统治者开始通过藏传佛教来神化自己的祖先，元代《白史》中道：在蒙古北部出生了一个名为铁木真的王子，他是金刚持的化身。他征服了 12 个大汗，统治了整个南赡部洲，并且实行了过去制定的两条原则。因此，圣转轮王成吉思汗在整个南赡部洲远近闻名。由此成吉思汗的佛教出生说被提出来，成吉思汗被塑造成转轮圣王、金刚手的诞生。 ▲铁木真 达延汗即位后，「 ”将萨满教的‘天命思想’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紧密联系，以宗教理论阐明黄金家族的正统性，从而在理论上把古老的萨满教的‘天命思想’运用到封建世袭制上来，以此作为思想武器，确保黄金家族永久的汗位继承权利。达延汗去世，他的长孙博迪阿拉克汗即位。自此以后，形成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达延汗的嫡长子继承汗权的体制。” 确定和维护汗权的合法性 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此前他将自己的法螺和钵盂传给了八思巴，年轻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1253 年，八思巴应召觐见忽必烈，此后他就一直追随忽必烈左右，「 ”他以渊博的佛学知识、谦虚诚朴的品德，随机教化的灵活，赢得了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皇室的信赖和崇敬，成功地使蒙古皇室接受了藏传佛教。”八思巴善于传法，能用佛教的方式道出忽必烈的愿望，如在1255年八思巴写给忽必烈的新年颂词中说曾提到： 「 ”为了当今众生幸福康乐，为了当今佛法根基牢固，愿蒙哥皇帝人主忽必烈及其兄弟子侄各位亲属，健康长寿，权势日益增长，接受佛陀教法甘露，成为尊奉佛法的大圣贤，依照佛法护持整个世界！” 他将忽必烈和藏传佛教巧妙地联系起来，上制造了一个把印度、西藏和蒙古一脉相承的法统，汉地、西夏、吐蕃和蒙古的王统并列起来，从而打破了儒家千年来宣扬的中原正统论，为蒙古统治者的合法统治构建出一套新的历史理论，为元朝的兴盛勾勒出神学依据。 ▲帝师八思巴 按照达延汗时代确立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嫡长子后裔达延汗的嫡长子继承汗权的体制来看，东蒙古漠南西部的俺答汗只能被视作「 ”潘屏”，此时蒙古各部汗权衰落，部族混战激烈。公元1578 年，俺答汗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在察卜恰勒会面，南嘉措出于借助蒙古人势力的需要，根据蒙古当时的社会局面，宣扬佛教的「 ”转世论”，在有蒙、藏、维、汉等各族人众多达十万人参加的法会上，将「 ”佛授转轮王权”授与俺答汗，以宗教的形式使俺答汗非嫡长子的身份合法化。 藏传佛教格鲁派把俺答汗同成吉思汗、忽必烈汗联系在一起，既顺应蒙古民众对成吉思汗的崇仰，又剔出了「 ”天赋汗权”、「 ”嫡长继承”的传统观念，以「 ”佛授汗权”等宗教理论为俺答汗夺取汗权开道铺路。 ▲俺答汗塑像 蒙古统治者的自身关怀和精神信仰 蒙古族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从萨满教长期对蒙古社会的影响来看，蒙古统治者并不排斥宗教，甚至十分推崇宗教信仰。虽然凉州会晤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考虑，但藏传佛教此时对蒙古统治阶级也产生了一定的信仰影响，如萨迦班智达为阔端治疗疾病，使得阔端开始信仰藏传佛教，并颁布政策推崇。 藏族高僧阿兴喇嘛是劝导俺达汗信佛的重要人物，1571年，阿兴喇嘛受邀给俺答汗传授佛学知识，并且告诉因为俺答汗戎马一生，积累了很多恶业，而皈依佛法能帮他消灾积德。此外，阿兴喇嘛还向俺答汗讲述了西藏密宗中的六字真言，俺答汗欣然接受，皈依佛法。 ▲凉州会盟 阿兴喇嘛向俺答汗提出了三个请求：一、为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等进行布施；二、他劝导汗王派人去邀请西藏哲蚌寺的高僧索南嘉措前来蒙古讲经传法；三、请来《甘珠尔》和《丹珠尔》等佛经。为索南嘉措活佛和俺答汗的会晤和藏传佛教的大范围传入奠定基础，在1578年的法会后，藏传佛教逐渐改变了蒙古民族固有的萨满信仰，成为蒙古族近乎全民信仰的宗教。 藏传佛教自传入内蒙古地区开始就携带者蒙古统治者的政治目的，成为巩固蒙古可汗权力必不可少的重要宗教力量，然而随着蒙古教徒数量的增长，「 ”佛”的权力不断扩张，「 ”汗”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二、藏传佛教对蒙古汗权的消极影响 帝师带来的消极影响 1270 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此后直到元朝灭亡，历代皇帝都封有帝师，从八思巴开始，元帝都要从萨迦派挑选一名高僧担任帝师，主持元朝廷的重大佛事活动，元朝共册封14名帝师。帝师不仅是宗教方面的领袖，而且在政治上是中央的高级官员之一，朝廷的重大政治活动帝师必须参加，帝师通过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 ▲宣政院印章 元二十五年，宣政院的品级提高，且拥有独立的人事权，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平行为中央四大机构。因此，宣政院有权自行处理僧尼词讼，无须御史台过问。加上其在西藏的兵权，中央实际上已无法干预宣政院内大小事务，缺乏对释教和蕃地事务的监控效力，创造了帝师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空间。 任免西藏地方的官员要经帝师推荐，远居中央的帝师通过宣政院管理西藏，所以寻常之事多由萨迦本钦决断，直接代理帝师在西藏行使政教合一的大权，是西藏实际的最高行政长官，中央和帝师没有办法对萨迦本钦进行监控，从而导致许多社会问题。本钦大多为萨迦派弟子、亲信或款氏家族成员，很多本钦与贪官污吏相互勾结，违章枉法，严重危害社会，破坏了元代正常的政治气氛，损害帝师和汗权的权威性。 ▲元朝西藏地区 帝师的尊崇地位使得西藏僧人收到社会尤其的元朝廷的恩宠，得以受官封号，供职于朝廷。很多被皇子、宗王奉为上师。款氏家族被封为国师、国公、司徒、司空，乃至尚公主封王者，更是为数众多。泰定时，帝师之兄锁南藏卜被封为白兰王，统领纳里速古鲁孙三道宣慰司，是元代首个封王的非蒙古皇室成员。这些因素造成高级僧侣成为元代各阶层巴结、攀爬的对象。 元朝帝师制度本是蒙古统治者用以巩固统治，加强汗权而设置的政治制度，但从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来看，因帝师而引起的僧人恃宠而骄、干预政治、破坏社会秩序、激化社会矛盾等社会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汗权，甚至成为元帝国土崩瓦解的导火索之一。 「 ”佛授汗权”强化各部落的分裂势力 仰华寺会晤后，藏传佛教在蒙古上层阶级的大力扶持和推崇下迅速传入蒙古地区，由于蒙古封建主赋予喇嘛各种特权，使得佛教僧人在蒙古社会地位优越，受人供养。再加上蒙古贵族的许愿和捐赠，蒙古地区的格鲁派寺院纷纷建立起来，并吸收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寺院和上层喇嘛凭借其特权，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属民，成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僧侣封建主。 ▲寺庙 当时的蒙古大汗势力衰微，已无力管理蒙古社会。这时，蒙古各部首领皆效仿俺答汗，纷纷从藏传佛教最高领袖达赖喇嘛那里接受封号，建立互不统属的庙宇。首先是喀尔喀蒙古的阿巴岱台吉于1578年前来西藏特叩见索南嘉措，三世达喇嘛允许其聆听经法，赠送他舍利子、佛像等，并赠上「 ”互齐尔可汗”之号，此为喀尔喀蒙古称汗之始。不久，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阿鲁科尔沁部的车根汗等都从达赖喇嘛那里受封名号。 后来，硕特部首领之一的图鲁拜琥，由三世达赖喇嘛驻蒙古全权代表东科尔呼图克图授予「 ”大国师”封号，即史称的「 ”固始汗”。至此，从西部蒙古到东部蒙古，从漠南蒙古到漠北蒙古的各个大小领主几乎都有了佛教封号，并拥有各自侍奉的大喇嘛及其寺庙。这些政教合一的僧俗封建势力，把自己的领地当作一个独立王国，即不相互统辖，又不服从蒙古大汗的号令，各据一方，各自为政。 ▲固始汗 从俺答汗开始，蒙古大汗的权力已名存实亡，至此，再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汗权。东部女真族崛起并不断向蒙古族地区扩张时，蒙古内部仍然内讧不断，蒙古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给了女真可乘之机。然而，当时作为蒙古民族的精神领袖的格鲁派并没有对巩固蒙古汗权和抵制外族扩展做出任何贡献，这无疑给蒙古政教合一的汗权以毁灭性打击。 总结 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时间漫长而又历经曲折，这与蒙古上层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莫大的联系，蒙古统治者利用藏传佛教的社会认同功能、群体整合功能来管理西藏和蒙古地区，有利用其心理消解功能实现对自身终极问题的关怀。在蒙古族从一个游牧民族转向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藏传佛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蒙古骑兵 因为西藏「 ”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所以蒙古上层「 ”因其俗而柔其人”，以达到管理边疆地区，巩固统治的目的；确立并发展黄金家族嫡长子继承制，以维护黄金家族的统治权力；强调「 ”佛授汗权”，打破黄金家族的绝对统治地位，承认非嫡长子继承的合法性；同时，又用其教义强化统治者对自身终极的关怀，增强精神力量。然而，所谓物极必反，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也对汗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帝师制度的弊病和蒙古各部各自为政上。 参考文献 《元史》 《蒙元时期汗位继承问题研究》 《浅析蒙古与藏传佛教》 《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 《元朝帝师制度及其对元代政治的影响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