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国雄：我那个“蒋介石的干儿子”的罪名是怎么来的 康国雄：我那个“蒋介石的干儿子”的罪名是怎么来的

康国雄:我的“蒋介石养子”是怎么被指控的？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康国雄

我是怎么被控“蒋介石养子”的？

一言难尽。

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本首都重庆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为了全家的安全，父亲在重庆南岸的王山买了块地，盖了房子，挖了个空洞。为了躲避轰炸，我们家很多人都搬到了那里。我妈和我姐也搬过去了。弟弟妹妹在王山上的私立小学。

从重庆老城区南部的王龙门渡口渡江，就到了长江南岸。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从河边蜿蜒而上，穿过黄阁崖，这是南岸山区的一个重要城镇，然后到达黄山，蒋介石和他妻子的别墅就建在那里。再往王山走，我的别墅就在王山路边上。

蒋介石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主席。在普通人眼里，在国际上，他是领导中国抗日战争的最高领导人。他在黄山有个官邸——那时候，可能已经有汉奸在告密了。日本飞机轰炸了黄山，但是炸弹投在了王山。大家都知道是针对蒋委员长的。

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宋美龄经常在星期六或星期天下午乘公共汽车从黄山到王山。到了王山，两人都下了车，沿着公路走。

一天，蒋介石夫妇在我家的山坡上野餐。我的仆人看见了，说:“看，那是蒋委员长！”

成年人站在远处，抬起头看着。出于好奇，我和姐姐蹑手蹑脚地走到后面的树林里偷看。几条警犬冲着我们喊，被蒋介石的保镖拦住了。

蒋介石夫妇看到两个孩子，觉得好笑，就亲切地和我们打招呼。并要求门卫把警犬带走。从小就不怕陌生人，大方的往前走。姐姐跟着我。

蒋介石和宋美龄坐在铺着白色桌布的地板上，吃着点心，喝着饮料。蒋介石亲切地问我的名字，住在哪里，去哪里上学等。，并给了我们一份给兄弟姐妹的点心。临走的时候，他还说:“孩子，我们下次再来，和你一起玩。”

这是我第一次和蒋介石见面。

蒋介石生宪兵的气，以为我病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蒋介石每次来王山散步，路过我家门口就给我打电话，蒋夫人跟他来了就给我姐打电话，让我们陪他们散步聊天。

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龄抱去散步后，发现手上有一股很好闻的香水味，别人到处都能闻到:“江太太的手好香！”

后来蒋介石来到王山，让我陪他散步，几乎成了例行公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每次走到我家，都用浓重的浙江本地口音叫我“郭雄，郭雄”。保镖立刻跑进我家，让我陪蒋委员长散步。

从此以后，只要看到路两边的宪兵，我就知道他们要出来了，我会主动站在我家门前，在花园里等着。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在花园里玩。我见宪兵又在路上站岗，就对他们说:“蒋委员长马上就出来。”

过去，在这一带站岗的宪兵都知道我和蒋委员长与我的关系。他对我也很友好。不幸的是，在我的花园前站岗的宪兵是新来的。他不认识我。听我和其他小朋友说蒋委员长出来了，他粗暴地告诉我，蒋委员长出来以后你不要乱叫。我听了很生气。你知道什么？主席和我是老熟人了！我也不理他。

偏偏蒋介石和蒋夫人不是来散步的，只是开着敞篷车路过我家。我照例叫了一声“主席”。蒋介石抬头摘下帽子，向我挥挥手。汽车很快通过了。

然而，这惹恼了宪兵。蒋介石的车一经过，宪兵就冲我吼:“我就是招呼你。当主席来的时候，不要对他大喊大叫。你还敢吼。下次你再这样，我就毙了你！”

当然，我不敢作声。我转身回家。但我心里并不信服。我想报复他。

从那天起，只要看到宪兵站岗，估计蒋委员长又会出来，我就故意躲在家里不出门。接连两三次，我都没有主动出去。

终于有一天，一个保镖来我家找我，说主席来了，在路上等我，问我为什么不出去，是不是生病了，等等。我告诉过你宪兵威胁我。门卫说，我去告诉他们。之后，这些宪兵被熟悉的面孔所取代。

从那时起，蒋介石叫我和他们一起散步、聊天，就像过去一样。

数据过滤=“过滤”康心如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在和我聊天中，蒋介石最喜欢的问题是人的一生。虽然我只是一个孩子，但我通常听大人的话，家里有仆人和厨师。王山还专门请了两个“大班”。他们家一般都在农村，有时候家里人还要去农村叙旧。所以对人的生活略知一二，能回答，让他很满意。他经常让警卫从印度加尔各答给我送来一些水果和糖果空。

有一次，蒋介石听我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就关切地问我平时找什么医生。我告诉他，我家主要是找一个叫周伦的医生来看我。周伦是德国的医生。他曾因失恋自杀未遂，留下一个残疾，但医术很好。

不久之后，周伦曾对我说:“郭雄，你还把我介绍给董事长的孙子！”

原来有一天，有人带了两个外国人一样的孩子到他的诊所看病。当他看着他们时，他们是两个洋娃娃。很奇怪。当他问的时候，他意识到他们是蒋经国的儿子。他问他们是怎么知道他诊所的，回答说是康国雄介绍的。

蒋介石就这样一起走了多次后，偶然想起问我，你姓康，你家和康心如是什么关系？我回答，康心如是我爸爸。他突然意识到，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当时父亲在重庆独立经营美丰银行，为西南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1939年，蒋介石任命我父亲为重庆第一届临时参议院议长，任期四年。我父亲一直不愿意参政，因为蒋介石任命他，他出于无奈连任两届。任职之初，父亲上书蒋介石，建议将重庆定为陪都，以领导全国抗日。蒋介石很欣赏，召见我父亲两次，采访他。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指定重庆为陪都。

当时在学生中，很流行请人写纪念册纪念。我想，见了蒋委员长这样的最高领导人，你为什么不请他给我写一本纪念书呢？

我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专辑。有一次，蒋介石带我去散步，我让他在我的年鉴上题词，他欣然同意。

根据他的供词，我把相册交给了他的保镖。

很快，一个保镖把我送了回来。相册的一页上，题词写着:“吾国英雄侄立志有恒心”，下面的题词是“中正”。

后来在1951年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我妈为了我的安全坚持要我撕了它——因为当时蒋介石已经被称为“蒋匪”、“公敌”。

就我记忆所及，蒋介石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从来没有避开行人，也没有把行人逼入戒严令。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一个保镖叫人靠边站，在路中间让开。所以一路上总有人驻足观看，有人脱帽鞠躬，甚至喊万岁。姜和妻子也笑着点头或脱帽。

1942年，为了赢得中国抗战的外援，宋美龄独自前往美国，呼吁美国人支持中国抗战，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引起轰动。蒋夫人从美国回来后，蒋介石派了一个保镖给我带了一个从美国带回来的小礼物，一支51式的“派克”钢笔，上面还附有一张名片，比平时的名片略大，没有任何头衔，中间却写着“蒋中正”两个字。我保存了好几年了。1953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划船的时候不小心把钢笔丢在了河里。还好我丢了，不然只会给我以后的政治竞选带来麻烦。

数据过滤=“过滤”黄山官邸——云秀楼

参观黄山官邸

有一次，一天晚上四五点钟，蒋介石让我去他在黄山的官邸玩。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一个人走到了黄山。门卫问我找谁。我说主席让我来的。门卫叫进来，没多久，一个熟悉的保镖走了出来，把我带进了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许多人围着一张圆桌吃饭。我一看，都是蒋委员长身边的警卫。大家都认识我，说:“郭雄来了？”

只有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我从来没见过。他站起来，给我的印象是他比警卫都高。他请我坐在他旁边吃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胃口很好，喝酒吃菜，有说有笑。许多卫兵向他敬酒。

他问我:“你该叫我什么？”他想了想，说:“就叫我江哥吧。”

当时没意识到这个标题的意义。

饭还没吃完，他就对一个保镖说:“你打电话问爸爸起床了吗？”他接着说:“告诉我，郭雄来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蒋委员长蒋纬国的二儿子。

在桌子上，我看见一颗炮弹躺在那里。我觉得很奇怪，就捡起来玩了。我一看，原来是个炮弹手电筒。他笑着对我说:“好玩吗？”我直言:“好玩！”

保镖打完电话回来说:“董事长起来叫郭雄上去。”老蒋二马上站起来对我说:“走吧！”

我把桌子留给了他。他拿起手电筒，带我去了一座更高的山。

在另一栋两层楼里，打开门，在一个小客厅里等着。我环顾四周，看到房间里只有几个普通的沙发和椅子，桌子上有一个小收音机，墙上有一些照片。整个显示器很简陋，比我家的差远了，那个收音机比我家的落地式收音机差多了。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从楼上下来，高兴地和我握手，问我怎么样。他浓重的浙江口音我还是听得出来。

过了一会儿，又上了一桌，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四个菜一个汤。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盘脆皮蚕豆，形状完整，但一到嘴里就化了。菜吃起来很清淡，我已经吃过了，吃起来感觉真的没味道。后来在台湾遇到姐夫，姐夫笑我说:“还记得吗？你在蒋介石家吃饭回来，我们问你好不好，你说不好……”

吃完饭，有一盘水煮水果，然后上来一盘鲜果。我和老蒋二各吃了一个。

吃完饭，我们回到客厅聊了一会儿。蒋介石还说，下次找摄影记者给我们拍照。后来他说时间不早了。今天到此为止，他对郭玮说:“请送他回家！”

我和委员会主席握了手。我走了，他说:“下次再来，我找部电影来演。”

——然而，后来我去城里上学，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蒋介石。他说的电影我没看。

下山后，郭玮亲自开车送我回王山的家。他也在我客厅坐了一会。那时候我爸妈不在王山。一位老亲戚上前和他坐了一会儿。我记得他在我的客厅里巡视了一番，问了问我的房子，看了墙上的各种字画。随便聊了一会儿，他终于说:“太晚了，我走了。”刚刚开车走了。

我成了“王山VIP”

后来因为考试不及格，被南开中学开除。苦恼中，我想去蒋介石的住处，在他任校长的中正中学读书。

父亲听说了，找到我，骂我说:“你好异想天开，竟然上了中正中学！主席是那里的校长。如果你去了，有他在后台，学习不是更糟糕吗？”这件事就这样忘记了。

当时我和蒋介石的交往已经引出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数据过滤=“过滤”余有仁

我爸和监理主任余有仁关系很好。余有仁和监理院的一些人经常来我家玩。有时候他们看到我就开玩笑:王山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张季鸾，一个是康国雄；其他人去黄山官邸见蒋委员长，要在侍从室互致问候，告诉自己看表，掌握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半小时。只有张季鸾和康国雄去，而且在侍从室没有时间限制。

我父亲的一些同事也跟他开玩笑说，你儿子比你能干，董事长要见你，给你留个条子；委员会主席给了你儿子一些东西给他一张名片...

事实上，当时我不仅与蒋介石有过类似的接触，也与其他名人和政要有过类似的接触。

川军名将范绍增，人称“番哈儿”，经常来我家陪我父亲玩。他一来，我就约了侄子等朋友，拿了刀，拿了枪，拿了枪，和他打了一场战争游戏。有一次，他把棍子递到我一个侄子手里，我侄子哭了起来……很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他，他很高兴提起那些事。

杜月笙

杜，上海有名的黑帮老大，也经常来我家打牌。我叫他杜伯伯。我在南开中学读初中的时候，曾经为抗战筹款，我去了杜。当时，他住在重庆，扮演童杰交通银行。我让他为抗日战争筹款。他说，可以，但是要等秘书回来。我说，写张支票就好。但他一直说要等秘书回来。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不得不回学校，因为我住在校园里。我等不及了。最后，他从我这里掏出一张支票。我觉得钱不够，就让他再开一家。他说我要等秘书回来。我不得不回学校。结果，宣布的捐款数目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而在杜的支票是最高的。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奇怪他为什么要等秘书回来写支票。我爸说，你真乱来。你不知道他不会写字吗？他只能在“杜”这个字上签字。你逼他开支票不丢人吗？

父亲和国民党元老余有仁是清末参加同盟会反清斗争的老朋友，是陕西老乡，私交很深。抗日战争时期，余有仁一家住在我叔叔重庆的家里，他们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当时我和妹妹虽然年轻，但是对老人印象很深。因为他很喜欢我们，每次来我家他总是拿我们开玩笑，我们也很爱摸他的胡子。

因为于右任、杜、、关、等陕西将领也来过我家。杜还送了一把日军指挥刀给我父亲，这是他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日军投降仪式后带回的。上面还有血迹，据说是辟邪的，挂在父亲床边一会儿。当时说于右任是官但无袍。我父亲说，他哪里没有袍子？他拥有天下最好的裘皮袍子，他的袍子也全卖了，因为黄埔军校成立时，他想派一批陕西青年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把袍子卖给他们作路费，所以有人把杜称为“将军袍”。杜对于右任也很恭敬。如果好久不来，于右任会说:“杜余明好久不信了……”

此外，张群也住在我家，和何、顾正刚、顾经常来往。有一次，何来了——我听说他不想在外面跳舞，所以我家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舞会。父亲把我叫进客厅，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何局长。”。

那时候我虽然年轻，但从小就有胆识，不怕和大人来往。所以蒋介石喜欢找我谈话，因为很多官员在他面前都很害怕，不敢说什么，但我不怕。他问我说了什么。所以他很开心。

与蒋介石的最后接触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1945年。

当时因为长期生活在战争环境中，同盟国，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美国陈纳德飞虎队，日本空军神风敢死队都是我们青年学生讨论的话题。我钦佩军队中的那些英雄。我不能看书，想参军，离“管教”我的家人兄弟远点。

有一天，我在重庆看到“空军校青年学校”招生，我申请了，但未获批准——因为我想要小学毕业证，但我没有。

我当时就读的广益中学位于重庆黄阁崖山上，与蒋介石在黄山的官邸有公路相连。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和三个同学从学校走到王山玩。

在路上，我突然看见隔两三百米远就有一个宪兵站岗。我明白蒋委员长要出来了。我跟同学说我认识主席，很了解他，但是他们不相信我，觉得我在吹牛。

很快，三辆黑色小卧车从远处驶来。我很熟悉蒋介石的车。我一看就知道是主席的车队。车经过的时候，我喊了一声:“主席！”

车队刚刚停下来。同学吓得脸都白了，以为我惹了大祸。

中间一个车门打开，一个身穿呢子制服的保镖走了出来，问道:“你们中间有康国雄吗？”

“我是。”我赶紧回答。

他说:“主席要你过去。”

我就小跑过去。蒋介石熟悉我的声音。我跑到车门口，看见他坐在里面。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回王山。他说:“上车，我带你去。”我说还有三个同学。他说:“让他们一起来，一起走。”

学生们远远地看着，吓得不敢动。我招手让他们过来，他们如梦方醒，跑了过来。于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蒋介石坐的车，中间是一排活动座椅。他们三个刚坐下，我和蒋介石坐在同一排。

在车上，我告诉蒋介石，我想考“空军事青年学校”，因为我没有小学文凭，不让我报名。他说，没关系。他马上对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叫于斌东的保镖说，你带他们去办手续。余满口答应周六，余让我们下周一去重庆曾主席官邸找他。

车队到达王山后，他和我们一起下车，像往常一样和我们一起沿着马路走。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送你了。自己去玩。”

我们四个人欣喜若狂，一路谈笑风生来到我家。同学说，没想到你和主席关系这么好。一开始我们以为你在吹牛！

下周一，我们四人将去姜在曾家岩的住处。找到俞的保镖后，当场给“空青年招生委员会吴主任打了电话，然后带着我们四个人到空青年招生委员会报名处。他告诉吴主任，他们是蒋委员长介绍来报考的。并介绍了我们没有小学毕业证的情况，从而解决了报考的问题。让我们填好表格，预约体检。

很快，我就收到了“空 young”的录取通知书。从此我不上学了，等着去空军校青年学校，开始了我飞上天的梦想...

我父亲当时不在重庆。因为美丰分支机构多，他每年都要审计自己的账目，带着秘书和会计，每一个都要搞清楚，从东到西，到广东，川北，山西。我父亲非常努力。妈妈让她把这件事告诉爸爸。父亲给我发了一封长信，骂我，说我学习不好，想异想天开的参军。信中还说我“居然去找蒋委员长疏通”之类的。但是，当时父亲对我有点无奈。

就在这时，日本无条件投降。“空幼儿园”学校原定8月底在冠县集中，但由于日本投降，集中日期推迟到9月。

父亲8月初刚回重庆，给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他说既然战争结束了，就没有战争可打了，再去部队也没什么意思。他还说要留下来学习，不要去“空”。

我终于被父亲说服，放弃了“空年轻”的想法。

和我签约的三个同学中，一个在体检时被淘汰，另外两个被录取——这后来成了“反动罪”。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我

1946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拒绝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因为认为是国民党一党安排的，拒绝参加，所以后来被称为“伪全国代表大会”。父亲作为社会贤人被选为“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会议期间，蒋介石见到我父亲时，也问我。他说他去了“空军校青年学校”三次，查了一下名单，没有找到国雄的名字。父亲解释说:“因为身体不好，被淘汰了。”蒋介石问我在干什么。我父亲撒谎说我在大学学习经济学。蒋介石反复说:“那也很好，那也很好！”

——父亲当时的回答虽然不真实，但却是他内心对我的期望。然而，他从来没有强迫我做任何事。他孝顺父母，尊重自己对孩子的意愿。1950年，我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他真的很安慰。

蒋介石在1948年4月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统。父亲发来贺电，上面有康心如的签名，康心如领着郭雄向他道喜。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我，是在1949年底，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夕，路过重庆，他没有车，当时的重庆市长杨森上前征用了我父亲的私人卧铺车。蒋介石坐公共汽车时，和我的司机聊天。得知车主是我父亲后，就向司机打听我的情况。

后来司机回来告诉我，江主席想起你了，问你。

我和蒋介石交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那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懂。我自己和亲戚朋友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一个孩子调皮捣蛋的行为带出的故事。

对于这段童年的历史，我没有任何羞耻和遗憾。我觉得，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这是一段很有趣很美好的回忆。就像每个人美好的童年回忆一样。

我和蒋介石交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那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懂。我自己和亲戚朋友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一个孩子调皮捣蛋的行为带出的故事。

但是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东西，在50年代后被无限推广，影响了我的一生。在50年代初的“忠诚与诚信运动”中，我毫无保留地、明确地解释了这件事。没想到的是，这一集发生在我的童年，却牵连到了我个人的未来。我为此遭受的打击和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我的生活几乎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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