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补牢终是晚：清王朝灭亡前夕错失的最后四个机会与反思 亡羊补牢终是晚：清王朝灭亡前夕错失的最后四个机会与反思

弥补总是晚:最后四次错失的机会和清朝灭亡前夕的反思。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古代中国的封建集权体制经过2000年的演变完善，最终在清朝臻于巅峰。虽然出身人口占据劣势的少数民族，但满清统治者运用炉火纯青的统治手段，有效地掌控着广袤的疆土和兆万子民，不过连号称「 ”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也不敢真的奢望自家能江山永固，他在晚年督命制作了二十五方印玺，其用意就在于希望自家江山能像国祚八百年的周朝那样有二十五位国君。 很可惜，天不遂人愿，在乾隆皇帝晚期帝国就已显露衰落的迹象，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的大门，以及汉族官僚集团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得以实际掌握军事政治权力之后，同其他王朝一样，清王朝的专制体制不可逆转地走向了灭亡的边缘。在这「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面对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清廷仍然选择固守君主专制，抱残守缺，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即使是相对开明的光绪帝力图推行「 ”戊戌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仍然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所不容，清廷实现顺利转型着陆的最大机会就此丧失。即使如此，在晚清最后十年，虽然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不断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但是革命党势力较弱。真正掌握权力的是咨政院的各位议员和各地开明士绅，可以说，谁争取和迎合到了这些开明士绅的支持，谁就能够控制中国的命运。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清权贵一再拒绝开明士绅们的合理请求，至少错失了可能改变清朝命运的四次机会，使得开明士绅大失所望，转而加入革命党阵营。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面对危机局势，1911年11月30日，清廷一天之内发出了四道「 ”急如星火”的上谕，试图扑灭革命的熊熊烈焰，但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这些上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清廷最终不得不放弃手中所有的权力，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形势 清廷发出四道上谕的背景分析 众所周知，武昌起义爆发于1911年10月10日，这场起义可谓是阴差阳错的结果。本来革命党人对武昌起义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武汉乃是「 ”五省通衢”之地，即使举起义旗，也难免被周边诸省清军联合绞杀。但是，在革命党人孙武研制炸弹不慎爆炸，将起义的大印，旗帜乃至花名册都丢给了闻讯而来的清军后，若不是湖广总督应对失当，武昌新军也不会鼓起勇气举事。在不被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看好的情况下，武昌起义不但守住了武汉，还形成「 ”中央突破，四面开花”的效应，各省纷纷起兵宣布独立。 清廷刚开始派自家人荫昌率兵南下镇压，不曾想荫昌无能战事不利，清廷无奈之下启用退隐三年的袁世凯出山，袁世凯两边下注，两边要挟，使得自己掌握了中国政局发展的主动权。清廷迫于形势发展，不断予以妥协，但是，促使清廷在当年11月30日一下子痛下决心，连续对以往立宪派和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予以妥协，却是受到了前一天发生的两件大事影响。 一件事是山西得到光复。以阎锡山等人为首的山西新军在11月29日发动起义，进攻巡抚衙门。山西巡抚陆钟琦出而厉叱：「 ”尔辈将反邪？”语未毕，遂被击毙。其妻儿同被难。此前，陆钟琦已有预感，曾对其子曰：「 ”大事不可为矣！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汝曹读书明大义，届期毋效妇仁害我！”。此外，驻守山西的四十三混成协统领谭振德也被击毙，山西成立军政府。 另一件事是「 ”滦州兵谏”。就在山西新军发动起义的同一天，驻守在河北滦州的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通电，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总理和国务大臣、特赦国犯等十二条要求。在这两件事的刺激下，清廷在次日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较原来强硬收权于中央和满人的立场有了颠覆性的转变，力度之大令人称奇，其目的就在于尽力组织辛亥革命的扩大化。每一道上谕都代表着清廷试图亡羊补牢，弥补先前犯的一次错误。 针对皇族内阁问题，清廷下发上谕予以撤销 由于满清亲贵在立宪过程中，以立宪为名行专权为实，成立了皇族内阁，从而引发立宪派大失所望，把他们推向革命党一方，清廷紧急下发《俟简贤得人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谕》。 皇族内阁 在这份上谕中，清廷终于承认，1911年5月8日成立的皇族内阁「 ”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而「 ”本年设立内阁，仍令王公等充国务大臣，原属一时权宜之计，朝廷本无所容心”。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许诺「 ”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销，以符宪政而立国本”。 清廷搞的「 ”皇族内阁”把戏使得国人特别是原本有意与清廷分权的士绅阶层大失所望，使得绝大多数士绅阶层对清廷失去了信心，与其渐行渐远。但是，士绅阶层的上层少数领导人物并没有完全放弃立宪希望，还试图斡旋达成妥协，很可惜，满清少年亲贵们拒绝分权，彻底将真正掌握帝国命运的士绅们推向了革命党一方，以武昌起义为例，在革命爆发后，出力最积极当属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他也成为黎元洪的副手。 放开党禁，特赦「 ”戊戌变法以来”所有政治犯，清廷上谕意在安抚革命党 为了安抚革命党，瓦解其战斗意志，清廷颁布《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在这份上谕中，清廷认为： 「 ”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独戕贼人材，抑且消沮士气”，但是「 ”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当深自祓濯，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意。” 同意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政治犯，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到同盟会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而且准其组党。很可惜的是，清廷这一示好举动来得有点晚，毕竟革命党人已在各省举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革命党人不会因为清廷轻飘飘的一纸上谕就放弃很可能达成的共和国梦想。 承诺即刻实行宪政，满足立宪派士绅们的政治诉求 实现君主立宪制，分享与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相当的国家权力是立宪派士绅的最重要的政治诉求，这也是为什么在1910年至1911年上半年的一年多的时间内经张謇发起，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集北京，仍以速开国会为要求，接连发动三次大请愿，请求立即实行宪政，速开国会。但是，以载沣为首的满清新贵和以恭亲王奕匡为首的保守派拒绝分享权力，试图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将汉人的权力收归满人，并对立宪和展开国会的要求一再拖延敷衍。1911年5 月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集权皇室的阴谋。立宪运动失败，一部分立宪派转与清廷对立，至武昌起义爆发时，投向革命阵营。 为了满足立宪派士绅的政治诉求，争取挽回他们的支持，清廷颁布了《实行宪政谕》和《着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实行宪政谕》中，清廷承认自己「 ”用人无方，施治寡术”，自己炮制出来的「 ”皇族内阁”，重要成员都是由满清亲贵出任，不符合当今主流的君主立宪制规律，破坏了立宪原则，提出马上进行整改；在《着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此谕承认「 ”宪法为君民共守之信条”，谕令资政院总裁溥伦等「 ”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用示朝廷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之至意”。这无疑是对前面清廷拒绝马上立宪的纠正。但是，此时革命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立宪派要么已经与革命党一起宣布独立，如湖北的汤化龙，要么经过三次政治请愿已经对清廷失去了信任，不愿意再去趟这趟浑水。总之，清廷虽然全盘接受了立宪的请求，但为时已晚。 纠正铁路收回政策的错误，清廷试图挽回民心 纵观辛亥革命的诱因，清廷推出的铁路收回政策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对四川铁路采取的强硬政策大大激化了四川人民士绅对清廷的不满情绪。 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 ”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清政府颁布 「 ”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力图推行「 ”铁路国有”政策的盛宣怀 在四川铁路股东群情激昂之际，署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上疏严参盛宣怀丧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将自己治以「 ”同等之罪”，「 ”以谢盛宣怀”。他又把罗纶等2400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并附片自请处分。清廷申谕严饬，并将王人文革职，派赵尔丰入川接替王人文。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了解四川实际情况后，也向清廷表达了对四川民众的同情，但遭到清廷的严厉训斥，被迫逮捕群众请愿代表，制造了「 ”成都血案”，使保路运动迅速发展为保路同志军起义，川省局势危急。清廷随即派端方率军入川镇压起义，使得湖北防务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良机。 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之际，清廷在《实行宪政谕》承认，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盛宣怀所欺骗，「 ”动违舆论”。虽行新政多年，但「 ”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 ”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结果是「 ”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而且，「 ”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结果导致「 ”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生灵涂炭。 但是，「 ”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对这次「 ”鄂、湘乱事”，此谕认为虽由新军发动，但强调应由湖广总督、奉旨会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宜，积极推行「 ”铁路国有”政策，扬言对倡议争路者「 ”格杀勿论”的瑞澂负全责。「 ”实由瑞澂等乖于抚驭，激变弃军”引起，同时还承认朝廷用人不当之责：「 ”朕维自咎用瑞澂之不宜。”因此「 ”军民何罪”？强调此次「 ”祸变”的参与者「 ”与无端构乱者不同”，「 ”果能翻然归正，决不追究既往”。「 ”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四道上谕毫无效果，革命形势不可逆转，清廷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尽管清廷试图用四道上谕对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先前的诉求全面妥协，但是，共和革命一经发动，便无法阻挡。在四道上谕发布后，革命形势继续发展，革命军很快就攻下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南京，长江以南的省份都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则两面威胁，一面威胁扼杀革命，一面用革命党吓唬清廷，向清廷进行逼宫，声称一旦革命党人攻到北京，则清廷宗室成员性命堪忧，如果清廷逊位，则可以保住身家性命。在这种情况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清帝正式逊位。 清朝一再误判形势最终灭亡的反思 应该说，在光绪帝在位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主持的「 ”戊戌变法”是清廷得以继续存活下去的最大的机会，但是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武力扼杀。在1900年「 ”庚子事变”后，即使是慈禧太后这样的保守派也看出了君主立宪制才是满清亲贵最好的选择，这才有了「 ”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情。 但是，在1908年大清掌舵人慈禧太后去世后，能力平庸的隆裕太后和见识短浅的载沣等满清亲贵掌握了实际大权，即使满清内部也有像端方、恩铭、载涛、载洵等相对开明的宗室子弟，但是，载沣等人不愿意顺应形势，继续推进宪政和速开国会，抱残守缺，不但不愿意与立宪派士绅分权，反而急于收权于中央，使得士绅们大失所望，转而选择中立或与革命党人合作。在革命形势不可阻挡之际，才愿意全面妥协，但已为时已晚。从清朝灭亡得出的教训在于，二十世纪的世界,民主自由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清廷恪守的集权专制与「 ”家天下”意识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满清统治者把国家当做一姓之天下,牧民而治,高度集权专制，把权利攥的越紧,却越容易在流血牺牲中失去。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倘若清廷早有此认识,他们即使不能像日本皇室那样世袭罔替,永享尊荣,但起码清廷皇室成员也会得到比现在更好的优待。只可惜，要想让清廷这样的既得利益者甘心放弃手中的权力，却是很难，只有在铁一般残酷的革命现实面前，清廷才试图妥协，但也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资料来源:《清史稿》、《清代历朝上谕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