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帮 青帮大头目杜月笙对中国抗战的功勋究竟有多大

抗战时期的杜

在大陆的报纸和书籍中，人们经常看到关于旧上海青帮头目杜·的文字，多指其劣迹，偶尔提及杜的忠诚和骨气，以及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些贡献。也许这也是被污染的黑社会头目生活的另一面。《京华日报》发表文章，请《海内外》杂志编辑部副主任朱晓萍解读这位传奇人物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黑色防刺背心看起来像“防弹背心”，很硬，拿在手里感觉很重…

文章说，杜是旧中国上海和青帮的伟大领袖。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中夺取了政权。杜·月升在政变中起了关键作用。他雇流氓给上海总工会送横幅和烟，并诱骗杀害了总工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汪寿华。结果，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名工人被蒋介石出其不意地杀害。作为老上海黑社会的头目，杜身上有许多污点，但他并不黑。抗战期间，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多年，做了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当副总统的时候，他在抗战前后，为抢救伤兵、运送物资、建设抵抗力量做出了贡献。本文认为杜在抗日战争中有四大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杜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组织了上海救护委员会，抢救了数万名在抗战中受伤的军民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驻军抗日。杜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与各种组织共同组建了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同时组建了10个救护队、13个急救队和24个临时救护医院，征集救护车98辆，并专门安排了16所公立和私立医院收治伤兵和平民。据统计，在杜领导的医疗救护工作中，共抢救出44398名在抗日战争中受伤的军民。此后，杜已计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员医院。每年医院救治200到3000伤员，3000多伤员。南京沦陷后，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当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亲自飞抵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商定救援政策，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援委员会，并成立37个医疗队，根据需要逐步增加到178个队，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截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解救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一显著成就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杜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也不容忽视。救援工作所需的许多物资和车辆都来自杜的召唤，不排除他自己“破屋解难”的可能。在这一点上，他呼吁他能影响的团体，包括他的帮派组织，为抗战作出贡献，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他坚持在上海工作，包括参加抗敌支援俱乐部，一直到11月上海沦陷才秘密撤退。

杜照片(杜年轻时的照片)

上海抗日战争期间，与戴笠共同建立了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队，配合正规军参加抗日战争

杜在上海抗战期间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与戴笠共同成立“江浙游骑兵行动委员会”，投身抗日战争。虽然戴笠一生以反共斗争为己任，但他在抗日战争中的思想倾向基本上属于黄埔系青年战士阵营。在这一点上，“爱国不如我”的杜是和他一致的。两人原本是密友，在抗日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他们同意在上海建立一支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队，以帮派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负责打击间谍和防止强奸。杜自费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并动员黑帮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和失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参军。10月，这支1月才仓促组建的游击队，配合正规军在上海海南城和苏州河两岸抗击日寇。虽然战斗力很差，但大多数成员都极其勇敢顽强，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做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游骑兵死亡1500多人，受伤500多人。据说杜很伤心。他没有为金钱感到难过，而是同情那些为国家牺牲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是他的学徒。

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办公室迁至香港后，杜亲自主持工作，为救护事业筹集资金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办公室迁至香港，杜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办公厅接收海外捐赠物资，筹集急救资金。可以说，杜此时的是很辛苦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成立了中央救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任命杜·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第九救济区的工作。为方便工作，杜在香港九龙柯士甸道将第九赈灾区办事处与中国红十字会办事处合署办公，并在香港最大的酒店设立房间与各方联系。当时，华侨捐赠给抗日战争的物资和难民救济品由杜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配合戴笠安排敌占区的情报搜集和反强奸工作。据说另一个上海黑帮头目遇刺身亡，与杜·也有关系。此外，杜、、戴笠联合起兵反抗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的高宗武、，脱离汪伪集团，宣布签订《汪伪密约》。

香港失陷后，杜退守重庆，主持红十字会会议工作，并处理了前线救援、后方[/k0/]攻击救援、医疗救护等工作

抗战初期，海外物资大多通过香港运往中国，杜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接收和运送，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香港失陷后，红十字会于1940年迁至重庆，杜也退守重庆，主持会议工作，办理前方救援、后方救援和医疗。1942年，重庆医院在杜成立。当时有300张床位，是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好评。此外，杜在战略物资的搜寻和采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战胜利后，杜回到上海，督促上海的复员工作，帮助恢复和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的组织，为该会推动各项社会服务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后，杜·定居香港。1952年，临死前，他对妻子说:“把我的骨头带回上海，埋在我浦东高桥的老家。”然而，他最后的愿望没有实现。1952年11月，他的遗体被运到台湾省，现在他暂时参观了小南大尖山的山麓。

杜不赴台的内幕:蒋介石拿我当夜壶

晚年的杜·气愤地说:“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了就塞在床下。”这个形象比喻既是大亨对蒋介石怨愤的发泄，也是失宠后的悲情的嗟叹。

抗战结束后，杜认为自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想利用蒋介石的功勋和奖励来获得一个有影响的职位，克服官僚主义的瘾。他盯着上海市长，至少作为副市长。他把这个想法传达给了军区首长戴笠。戴笠得到消息，传达给蒋介石。

1945年8月底，杜·带着一批随从回到上海。没想到在路上，却传来了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吴少书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的消息。原来蒋介石对杜的态度已经改变了。

杜的挫败感还在后面:火车到了上海，他的弟子们上了车，报告说市政府已经通知取消原来的欢迎仪式，甚至连已经建好的牌楼都被拆除了。北站还张贴了“杜是黑势力代表”、“打倒杜”等标语。当杜听到这个消息时，为了避免尴尬，他在上海西站下了车。我站在旁边的时候，没有VIP来接我。

1946年夏，蒋介石下令上海参议院的“民选”议员要体现“民主政治”。杜相信真理，有意竞选议长，于是组织弟子大张旗鼓地开展活动，摆出各种理由宣传议长职务必须属于杜，不惜拉票。没想到胜券在握的时候，蒋介石传来一条消息:希望潘公赞当议长。潘公赞是CC部的骨干，也是蒋介石的心腹。杜被冰冷的海水吓了一跳。他知道他的胳膊拧不动他的大腿，但他成了一个了解时代的“接君”。当选为选举发言人后，他立即宣读了一份“辞职呈件”:“上海是一个责任重大的大都市。作为一个有病的人，我承担不了这个沉重的责任。请见谅，重选。”主持选举会议的市长吴国桢立即表示，他接受了初衷，再次单独当选。于是第二次投票，选举潘公占为议长。

一个接一个，杜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正在加深。

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被迫下台。杜知道江朝的命运已经穷尽，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为静修做了三件事:我卖掉了杜梅路的一栋豪宅，得到了60万美元；变任意挥霍为量入为出，裁员紧缩开支；去过一次香港，找房子买。

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一回到上海，就受蒋介石的邀请到南京来，对他说:“上海似乎很难守住。杜先生应该有所准备。如有必要，他应该带着家人去台湾省，帮助党和国家计划复兴伟大的事业。”

杜·似乎预料到蒋介石的“关心”，欣然说:“我准备放弃上海以后的倒退。”

蒋介石曾听说中共委托黄炎培等人劝说杜留在上海。他反正不希望杜·“过去统一”，于是以警戒的口吻补充了几句:“杜先生与中央合作若干年，民国十六年清党时，为铲除共产党作出了巨大努力，因而与共产党发生了深刻争吵。共产党讲阶级，讲斗争。他们不会让你走的。他们绝不能冒险。最好尽快去台湾省。”

杜的话还是半明半暗:“总统放心，我共产党没什么运气。”蒋介石当然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但蒋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竭力争取，把杜赶到台省。

对于未来和未来，杜早有计算和权衡。虽然中国共产党建议他通过黄炎培等人留下来，但他自己判断，包括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在2010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中丧生，这是一笔血债，所以他不敢离开。至于去哪里？带着蒋介石的嫌隙，我一个人去了台湾省，但我还有一个寄人篱下。杜选择了去香港，这是所谓的自由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