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训 解读清华校训“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清华大学的校训时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后面还有两句就不为人所知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这句话引自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寥寥数字，却以燎原之势传遍中国，在20世纪中国那个最黑暗的时期，点亮了无数知识分子心中的火。

本文选自图书《先生》中有关陈寅恪的一篇，你将会对陈先生的一生有基本的了解，了解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何而出，又为谁而书。文末附有原文。

《 先 生 》 之 陈 寅 恪

独 立 之 精 神，自 由 之 思 想

学生都来了，助手黄萱摇了摇铃。

陈寅恪忙起身离开书桌，换好长衫，拄着拐杖走到西面的大阳台，摸索着坐到黑板旁的藤椅上，准备上课。

1953年~1958年，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这是陈寅恪一生最后的课堂。

2012年3月，他为学生上课时的形象化身一座铜像，凝固在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北侧的草地上。面部表情是女儿们在6个方案里选的，说是倔强地抿着嘴的样子最像父亲。

1953年，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起因是他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

《再生缘》问世后被改编成戏剧《孟丽君》，从而家喻户晓。在病中，陈寅恪用口述的方式撰写了《论再生缘》。他有感而发，曾经说：《再生缘》作者陈端生思想的自由，就是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他甚至还说，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

正当沉浸在自己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中科院拟请自己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许多京城好友都希望他由此北上，但陈先生却拒绝了。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

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刚开始他们谈得很好，没过多久便谈崩了。陈寅恪怒斥汪篯：“你不是我的学生。”其实，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汪篯也只能顺应。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记录，为我们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均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此文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

他所提到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在这篇写于 1929年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中，陈先生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写给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也刻在了他自己的墓碑上。

先生认为，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误，完全可以商讨争论。但若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无法发扬真理，研究学术。

那时，当许多知名学者表示与“旧我”决裂时，陈寅恪却坚持以自己的学术安身立命。最终他没有北上。而他那些“顺应时代”的昔日弟子，在后来那个特殊年代里，始终没有批过自己的老师。

1911年，陈寅恪就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原文，是那时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比后来的很多知识分子早了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陈寅恪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他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做永恒，如日月之光。

在陈寅恪晚年，如同他这样思想和学问都很高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

自从36岁进入清华国学院，陈寅恪一生的职业是教授，他极其敬业，对人总自称“教书匠”。但这时，他成了“拔白旗”的对象，被以政治的理由“下岗”了。

陈寅恪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动请辞不愿再授课，是因为1958年4月的大字报洪峰，有人将他批为假权威、朽骨和毒瘤。

陈寅恪不再授课。也曾有人劝他复课，他却这样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 ”

1958年，《答北大师生的公开信》发表，其中号召“史学革命”，陈寅恪成为首要的“革命对象”。

在这场“史学革命”中，全国高校的历史系人人揭批陈寅恪，一些激进的师生日以继夜发誓7天超过这个“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写出一部中国通史。这一场巨波狂澜随后就成了政治的学术的泡沫。

陈寅恪唯有专力着述。他浸润在他构筑的融入生命的学术世界中。

艰难的着述岁月里，来了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教，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 14年始终如一，直到“文革”开始她被赶走。

1961年 8月 30日，陈寅恪和吴宓见了最后一面。吴宓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早先清华研究院的主任。

吴宓到来时已经过了午夜，而陈先生仍然端坐等待着。

对于这位阔别 12年的挚友，吴宓在自己当天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 ”

在这次会面中，陈寅恪透露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大书，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是陈寅恪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的一部着作。

对于陈寅恪花了这么大的精力用85万字来写一个名妓，很多人十分不解，而陈寅恪却用大手笔写出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一个青楼女子，在明清交替之际，竟比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就想把我们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跟自由之思想这层意思，通过这部着作写出来。

1964年，他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柳如是别传》。写作期间，有时为了第二天一个要修改的小地方，陈寅恪一夜都不敢睡，一直牢牢记着，直到助手黄萱第二天清晨来叩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着作，花了先生整整 10年的时间。

全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浓缩了陈寅恪先生一生的学养和志趣。但是，陈寅恪并没有完成他可以完成的工作，这个天才的史家最终没有拿出他一部中古史的总结，也没有完成一部陈寅恪的通史。他晚年也说，我现在做的这些东西不是自己所期待，也不是别人所期待他的。

在《柳如是别传》这部巨着完成那年，陈寅恪75岁。就在生日前夕，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通信不断，撰写《柳如是别传》所需的很多材料，都是蒋天枢在上海找到并认真查阅后寄过来的。

蒋天枢的这次探访，对已经年迈的先生是个巨大的慰藉。陈寅恪郑重地请这位弟子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这是一个“生命之托”。

18年后，蒋天枢完成了这部《陈寅恪文集》。这一年，蒋天枢整整80岁。这位复旦大学的名教授，自己的文稿则一篇都没来得及整理。

古籍出版社在出版文集的时候，送给蒋天枢1000元人民币，大概相当于他当时三个月的工资。但蒋天枢先生把这个钱全都退回去了，他说：学生给老师整理着作是不应该拿钱的。

这时，陈寅恪先生已去世12年。

由于在一次洗澡时不慎摔跤骨折，陈寅恪生命中最后的 7年，大部分时间不能站立。

1966年“文革”爆发。先生的家被抄，助手黄萱和护士被赶走，高音喇叭每日在床头吼叫，大字报贴满屋里屋外，妻子唐筼饱受拳脚之苦，就连瘫在床上的先生本人，也差点被用箩筐抬到会场批斗。

据女儿后来回忆说：当时本来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要真如此，肯定就活着回不来了。但是后来那些人却没有来，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刘节代先生去挨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了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说： “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

如此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896年春天，7岁的陈寅恪拍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他站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手握一枝桃花。当年照相是稀罕事，小陈寅恪怕长大后认不出哪个小孩是自己，便握住桃花作为标记。这是他生命的初刻。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躺在床上，已经水米不能进，心脏的每一下跳动都在他身上留下创伤。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在不断流泪。就这样，在嘈杂中静静地走完了他辉煌的生命历程。先生临行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陈寅恪吃尽苦头，既来自病痛伤残的折磨，也来自政治运动的煎熬。这些伤害了他的肉体，加速了他的死亡，却于灵魂无损。他总是通过在心中默诵诗词句子来抵抗疯狂和无知的打扰。书看完了，全在心里。

陈寅恪身后，所有着作依他的意愿一字不改，并保持以繁体竖排出版，“留赠来者”。

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垂范后世。先生当如是。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思想，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见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

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 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