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倒戈 郭松龄为什么反奉

郭松龄，字茂宸，汉族，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渔樵村，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奉系着名爱国将领之一。

郭松龄倒戈反奉原因有四：

一、与杨宇霆的私怨

奉军新军里一直分为两派，一派是郭松龄为代表，在国内陆军学校毕业的陆大派，另一派则是在日本陆军学校毕业的留洋派，像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都在此列，两派因军事理念的差异一直看对方不顺眼。而且杨宇霆一直建议张作霖挺进关中，统一全国，迎合了张作霖的野心。而郭松龄却希望奉军可以好好经营东三省，国人不要自相残杀。

第二次直奉大战以奉军大胜结束。张作霖把各个省封给手下，其中把安徽封给杨宇霆，山东封给张宗昌，把江苏封给姜登选。而此战最大的功臣郭松龄却什么也没得到。趾高气扬的杨宇霆和落寞的郭松龄，成了让两派的矛盾迅速激化的鲜明写照。其实张作霖是把郭松龄与张学良捆绑一起。等张学良彻底接班那一天，郭松龄在整个奉军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惜他没等到这一天。

二、奉系军阀新旧两派的矛盾

张作霖团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当年一起刀口舔血的把兄弟，这些把兄弟为张作霖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助力，深受东北王的信任。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他们陈旧的作战思路和带兵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了，第一次直奉大战的溃败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内部逐渐形成了“老派”、“新派”。老派是奉军中的实力派，绝大多数都是和张作霖一起出道的结拜兄弟，成员有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在奉军中都担任军政要职。新派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都是军校出身的人，“士官”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为首脑，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阴槐、王树常、于国翰、邢士廉等人，这些人对杨宇霆甚为依赖，视杨为“智囊”、“精神领袖”。

而新派则是张作霖搜罗来的各处人才，以王永江、杨宇霆为代表。他们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着革新，让张作霖愈发器重。两派的矛盾也在日益激化当中，不过郭松龄确是一个例外，他虽身处新派，但因其性格刚直、自尊心过强，落得个两边不讨好，孤家寡人一个。

三、民族大义

郭松龄曾经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队伍，对三民主义很是认同。他的夫人韩淑秀也是同盟会会员。郭松龄有一颗救国救民之心，在得知了张作霖在日本大量采购军火、准备大打内战的消息后。郭松龄很反感。

郭松龄敢于起兵反奉，不仅因为他是一名民主革命者，与张作霖等旧式军阀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与张学良的充分信任和纵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学良秉承父亲张作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作风，对郭松龄有着超乎寻常的信任，这在奉系集团内部早已成为美谈。因此当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时，张学良对郭松龄则“每表同情”，并不加以制止。

四、性格偏激

郭松龄自尊心太强，不屑与人交往，被杨宇霆挤兑后，两人关系变得势如水火。张学良居中调停，请两人坐下来一起吃饭，郭松龄听说杨宇霆也要到场，不顾张学良的好意，愤然缺席。

后来直奉大战，郭松龄在作战部被姜登选挤兑，竟然违抗军令，擅自带走部队。战场抗命，已经形同造反，可以就地枪决的。不过张学良却没有处罚他，只是找到他让他把作战部队带回去。后来郭松龄在背叛奉军以后，把姜登引诱出来杀害了。后来杨宇霆失势，郭松龄手握7万精锐的兵权。按理说应该大气一点，他却在火车站当面讥讽杨宇霆，像一个报复成功的孩子。

郭松龄的这场兵变，虽说出发点是为了救国救民，消灭内战，不过不难发现双方背后有日俄两国的影子浮现。

郭松龄反奉，有两层原因。外因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内因是郭松龄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他信奉三民主义，反对卖国投降，倒戈反奉是他爱国的生动诠释。

导语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军阀将领郭松龄，在河北滦州发表通电，率领七万精兵公开发动反奉战争，一路北进，直捣奉天，意图推翻张作霖的统治，坐镇东北的张作霖，曾一度打算弃城而逃。但不料在关键之时，日本却却公然出面干预东北事务，出兵援奉。在日本的全面干涉下， 郭松龄兵败被杀、曝尸奉天，冯玉祥败归西北、被迫下野。 反奉战线彻底崩溃， 奉张借日援，起死回生，日本藉此进一步加深了对华扩张。

郭松龄反奉原因何在？

内因:张作霖内战卖国的行为，深深激怒了这位爱国将军

郭松龄于1905年秋，考入了奉天陆军小学堂，加入过同盟会。1913年，考入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后来任东三省讲武堂的战术教官，少帅张学良也是他的学生。1921年张学良任第三旅旅长，郭松龄便被擢升为第八旅旅长，这两个旅后来联合组建了东北司令部，合称为三八旅，张学良将一切军事要务，都交由郭松龄主持。

在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治军有方，指挥若定，身先士卒，冲杀在前。奉军将士对郭松龄心悦诚服，公认他为军中猛将。然而，大帅张作霖却听信杨宇霆等一班人的谗言，对郭松龄是“敬而远之”，因此郭也并未受到重用。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接受过“三民主义”思潮的郭松龄，多次劝说张作霖罢兵息戈，用心经营东北，救民于水火。然而，他的善意不但徒劳无功，反还被群小诬陷，这可令郭是苦不堪言。1924年11月，张作霖命郭松龄率兵攻打冯玉祥国民军，郭松龄对此予以抵制，险些惹怒张作霖，幸亏张学良从中掩护，郭松龄才得以过关。

1925年，日本邀请奉军派代表去“观秋操”，张作霖便派郭松龄前往。郭松龄在日本期间，却意外得知: 张作霖为了得到日本军火攻打国民军，拟承认袁世凯当年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已与日方达成了密约，派于冲汉到日本签字。这件事，可以说，是促使郭松龄起兵反奉的最直接原因。

郭松龄证实此事后，愤慨地说道:“国家危殆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利益，暗地里出卖国家，他这种做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我是国家的军人，而不是某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那我就打——他！

当时，被奉系军阀打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在全国人民讨伐奉系军阀的高潮中，发起了反奉战争。郭松龄在张作霖的催促下回到天津后，并没按张作霖的吩咐到奉天听候命令，而是称病住进了天津的一家法国医院。张作霖多次拍电报，命郭松龄将所部集结于滦州，立刻回奉天听令。郭松龄知道事已十分危急，于是连夜决定联冯反奉。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倒戈反奉。他连续发出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奉军，并宣布停止对国民军的战争。接着，郭松龄将其统辖的7万人马，改编为4个军，挥师东进，直捣奉军老巢。七万铁军在郭松龄的指挥下，士气旺盛，所向披靡，冲破了张作霖以4万兵力精心布置的连山防线，郭军攻下锦州后，又占领新民，矛头直指奉天省城。

张作霖见状，胆战心惊，为了阻挡郭的东进，张以80万元的奖金悬赏郭松龄的人头。此外，张作霖一面勾结日本关东军出面干涉，阻挠郭进攻奉天; 一面在准备逃往日本占领下的旅顺的同时，开会布置下野及议和之事，张作霖玩的这一套把戏，可谓是有模有样。

然而，就在郭松龄反奉战争的关键时刻，日本关东军像幽灵一般的出现了，日本人到处制造混乱，从中获取渔利。日本以调停人的身份两边斡旋，期间不断讨价还价。要求双方各自承认“日本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如果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与谁兵戈相见。郭松龄面对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是严词拒绝，并说道:“岂有此理，日本人算个什么东西，这是中国的内政”，他日本管不着！而张作霖，却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日本人的“五项要求”，并在草约上签了字。

张作霖还答应:“日本出兵4万助张，日兵待遇及薪金，一如中国营长”。12月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下达了“扶张抑郭”的命令，关东军和守备队立即移兵奉天，和满铁要地皇姑屯、塔湾一带。日本又将驻朝鲜的两个师团调入奉天省和吉林省，加入奉军防线。同时，日本还警告郭松龄:满铁沿线20里以内不准中国军队进入。

日本的此等做法，使郭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由于日军的直接介入，郭军不得已放慢了进攻省城的速度，这就为奉张赢得了集结兵力、组织反击的时间。最终在日本人和奉军的联合夹击下，反奉倒戈失败，郭松龄暴尸奉天，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此外郭松龄倒戈反奉，也还受共产党劝说的影响。

郭松龄早年跟随于孙中山先生，信奉三民主义，他相信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挽救中国，挽救于天下百姓。

1924年1月，国共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便以全部精力，与中国国民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从创办黄埔军校、培养军事人才到平息商团叛乱、讨伐陈炯明;从改组大元帅大本营，到组建广东革命政府;从东征、南征到统一广东。经过两年生死与共的浴血奋战,终于为国民革命打下了一隅江山，为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

中共北方区委的李大钊，十分重视从内部分化和瓦解，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队伍， 1925年8月，李大钊派中共党员任国桢，和国民党员钱公来、朱霁青等，到奉天与奉军将领郭松龄联系，争取他加入到反奉、反帝战线中来。任国桢等人在奉天与郭松龄的接触，无疑是加强了郭松龄“倒戈反奉”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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