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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打跑了曹操 却以经济崩溃作为惨痛代价

导语:刘备打败了曹操,却把经济崩溃作为惨痛的代价。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整理发布的。让我们快速看看!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在《刘备治蜀,民间财富蒸发96%!刘皇叔你肿么了》一文中,我们提到刘备通过铸造虚值货币直百五铢,暂时解决了灭掉刘璋以后出现的经

刘备打败了曹操,却把经济崩溃作为惨痛的代价。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整理发布的。让我们快速看看!

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在《刘备治蜀,民间财富蒸发96%!刘皇叔你肿么了》一文中,我们提到刘备通过铸造虚值货币直百五铢,暂时解决了灭掉刘璋以后出现的经济危机。但由于直百五铢面值与实际价值不符,长此以往必然引起通货膨胀。 刘备舍不得放弃直百五铢,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外战争对资源的严重消耗。刘备取蜀后,迫于严峻的形势,战争并未停歇。先是与孙权争荆州,接着在巴地狙击曹将张合,进而发动了规模甚大的汉中会战。 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刘备开始着手打造「 ”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除了发行直百五铢,还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是设置盐府校尉、司金中郎将,实施盐铁专营。「 ”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 ”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特别是盐府校尉,机构庞大,下设典曹都尉分曹治事,可见刘备对于盐铁专营的重视。自管仲、桑弘羊起,「 ”盐铁专营”已成为帝制时代政府经济政策的标配,以国营垄断利润来达到所谓「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标。当然,搞盐铁专利的也不止刘备一家,曹魏、孙吴皆有之。 第二件事是南中征税。刘备时期,即在南中设立庲降都督府作为管理机构,先后以荆州人邓方、南中豪强李恢任职都督。刘备死后,南中爆发叛乱。益州郡雍闿拉当地豪强孟获入伙。本来西南夷与雍闿不和,并没有参与他的叛乱。但是孟获对这些夷人说:「 ”官欲得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三㪷,断木构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孟获说的这些东西,西南夷人无论如何是交不了差的。然而,这些人对孟获却深信不疑,听孟获一说,便举兵参加了反叛。这里面,除了孟获在当地威望极高外,似乎蜀汉政府的公信力也确实不高。由此不得不令人怀疑,在刘备时代,庲降都督府或南中地方郡政府,确实存在着苛捐杂税的弊病。只是苛捐杂税究竟出现在刘备入蜀初,还是在称王称帝以后,就不得而知了。 东汉中后期的益州南部 《蜀科》到底是冲谁去的? 第三个事件是定立《蜀科》。刘备定蜀后,命伊籍「 ”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在此期间,法正与诸葛亮发生了争论。 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法正谏曰:「 ”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亮答曰:「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着。” 法正主张「 ”缓刑弛禁”,而诸葛亮坚持「 ”荣恩并济,上下有节”。有人依据此段史料,将《蜀科》和诸葛亮的立法简单理解成刘备集团汲取社会资源的工具,恐怕过于武断。 蜀汉所「 ”汲取”者,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益州人。益州人作为土着,拥有更加雄厚的固定资产;同时,作为刘备的反对派,刘备对益州人的压制与劫掠亦具有惩罚性质。而《蜀科》立法过程中,参与者或为荆州人,或为东州人,并无益州人的一席之地。法正与诸葛亮争论的交点,恐怕是东州人与荆州人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对益州人的汲取问题。 刘备入蜀后,法正以谋主之尊担任蜀郡太守,「 ”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以致有人向诸葛亮告状,希望诸葛亮对法正进行约束。奈何诸葛亮认为法正使刘备「 ”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因而无人能够禁止法正纵横蜀郡。 在蜀中纵横跋扈的法正,与诸葛亮争论的焦点是东州人与荆州人的利益分配 我怀疑背后另有蹊跷。法正所擅杀者,当如何焯所云,即《法正传》所前云对法正「 ”谤无行”的「 ”州邑俱侨客者”。但这些法正的三辅同乡亦属东州人,刘备当时正对东州人实施拉拢,以法正的聪慧,除了杀掉几个有私怨的三辅同乡外,必不会对其他东州人有过分处理,从而也就不会导致有人到诸葛亮处告状。 蜀郡作为益州首郡,不仅东州人集中,益州人更为集中。法正在蜀郡所交往者,也不可能只有东州人而无益州人,甚至跟一些益州人还有深交,如「 ”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即是。因此放纵法正在蜀郡纵横的,恐怕不是诸葛亮,而是刘备。刘备实借法正之手,对益州人实施报复和立威。 由此,我们不能想象,在蜀郡纵横的法正,以其睚眦必报的个性,是绝不会代表益州人说话的。法正所谓「 ”客主之义,宜相降下”,这个「 ”主”绝非指益州人,而是指东州人。联想到法正在蜀郡的所作所为,他提出「 ”缓刑弛禁”,似嫌诸葛立法,对其纵横蜀郡多有牵制。 而诸葛亮的回应,则是与法正针锋相对。亮言「 ”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然而自建安五年刘璋平定赵韪之乱后,益州人并无「 ”专权自恣”者,赵韪之乱距刘备平蜀已有14年之久;刘备入蜀,除了极个别如张松外,益州人均死保刘璋,甚至在成都孤城中仍然「 ”咸欲死战”,也实难看出「 ”君臣之道,渐以陵替”。 相反,倒是东州人有「 ”专权自恣”者,如前云「 ”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又如河南人庞羲,「 ”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甚至一度要造反。 至于东州人「 ”君臣之道,渐以陵替”者,在刘备入蜀之际则更为多见。如法正、孟达迎刘备入蜀;李严、吴壹的「 ”一战即降”;;许靖的踰城而降。 因此,诸葛亮此处的「 ”蜀土人士”,必指东州人无疑,这也正与法正所说「 ”客主之义”的「 ”主”相对应。 《蜀科》立法虽然有利于刘备集团在战时的资源集中,但其目的,绝不单纯是为了在蜀中的资源汲取。事实上,由于刘璋的仁弱,益州州府的威信每况愈下。一个失去权威的组织,必然只是涣散的乌合之众。《蜀科》立法的本质亦是要重塑组织的权威,或许有矫枉过正之嫌,但绝非不必要,也绝不是简单「 ”汲取”二字所能概括的。它背后既包含着组织管理的基本问题,也包含着平衡诸利益集团的问题。《蜀科》的实质,是在战时状态下,提高组织的权威度和管理水平,保证战时的令行禁止。 诸葛亮制定《蜀科》,重塑益州州府的权威 汉中会战,刘备赢了曹操,输了钱 在组织建设、资源集中的基础上,刘备依靠法正、黄权等谋士,及黄忠、魏延等将领,再度鏖战三年,终于战胜了宿敌曹操,攻克了汉中。汉中会战在政治和军事上,是巨大的成功;但不可避免的,对益州正在下滑的经济则是雪上加霜。 建安二十三年,正当刘备在前线鏖战之时,蜀中出现了变乱。「 ”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时任犍为太守的李严「 ”不更发兵,但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而据《华阳国志·蜀志》载,郪县「 ”有高、马家,世掌部曲”。马秦、高胜之乱,实则是蜀中豪强叛乱。这在赵韪之乱平定后,极为罕见。 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刘备入蜀后以直百五铢劫掠蜀中财富,北伐汉中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这种掠夺开始超越益州人的底线。于是趁着蜀中权力真空,益州人发动了叛乱。 正因如此,当刘备向诸葛亮「 ”急书发兵”时,诸葛亮犹豫了,乃以此事咨询益州蜀部从事杨洪。因杨洪是犍为人,亦曾作为李严属吏,诸葛亮或许认为杨洪对于犍为、蜀郡一带情况更为清楚,他向杨洪咨询发兵事,实则是在咨询蜀中豪强的承受能力。 杨洪则答:「 ”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得到杨洪的答复,诸葛亮才敢安心发兵,又趁机以杨洪领蜀郡太守。一方面免去了益州人不喜的法正,另一方面以益州人治益州人,以安定益州豪强之心。 汉中之战后,曹操尽徙汉中八万余口,刘备「 ”得地而不得民”,能够从汉中作为补给的资源相当有限。随后,刘备在汉中称王,以魏延为守将后,便还成都。一路上,「 ”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加紧修建防御工事以防曹操再来攻。由此,汉中部队的补给、蜀道的馆舍亭障,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汉中会战第一阶段形势简图。汉中会展消耗了蜀中大量的财力、物力、民力 「 ”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汉中战后,蜀中一时财力、物力、民力耗尽,经济继续衰退。1984年,成都市郊彭县思文乡梓柏村出土了2857枚钱币,其中直百五铢2841枚,蜀五铢只有16枚,,此批货币当是直百五铢流通一段时期后的产物。 与威远蜀钱相比,彭县蜀钱已经全面减重。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我们很难像威远蜀钱那样,做出区间分明的统计,但仍可以做一个大略的估计。1.6-4.1克的直百五铢约2609枚,占91.32%;4.2-6.4克约204枚,占7.14%;6.6-9克的则更少,约19枚,仅占0.67%;另有9枚3.2-4.8克,因统计区间问题,未计入以上数据。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4克以下的钱币,在威远蜀钱中仅占14.02%,而在彭县蜀钱中已经激增至91.32%。直百五铢减重与贬值之严重,可见一斑。 第二,威远蜀钱最轻者为3.2克,而彭县蜀钱居然已经出现了1.6克的小样,重量只达前者的一半。直百五铢减重的趋势更加严峻。 第三,在威远蜀钱中,9克以上者占80.92%,甚至9.8克的直百五铢占到总钱数的六成以上;而彭县蜀钱6.6克以上者仅19枚,占0.67%,这其中只有一枚9克钱,仅占彭县蜀钱总数的0.04%。 彭县位于成都郊外。彭县蜀钱可以直观反应出益州最核心区的经济状况。刘备掌控下的益州经济急剧衰退,已不言自明。 还要指出的是,在彭县蜀钱中未见「 ”太平百钱”。太平百钱是汉末蜀汉时期,益州铸行的一种货币,其始铸人和时间均有争议。杨荣新先生认为,此钱最早铸于刘备章武年间或刘禅继位初期的建兴年间,其说颇有见地。我以为太平百钱最迟在刘备称帝前后已开始铸造,那么彭县蜀钱的时间必然还要靠前。以时间论,彭县蜀钱所展现的,或许正是汉中会战前后,蜀汉货币流通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关羽被孙权偷袭,刘备已经无能为力。打仗归根结底,打得是经济实力。在汉中会战后,不仅刘备的部队极度疲惫,需要修整;蜀中也难以在短期内集中东征所需要的后备物资。刘备并非见死不救,实在是已经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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