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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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2002年，中国GDP跃升至10万亿元的新水平？达到102398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工业增加值45935亿元，占GDP的44.9%。

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工业总产值净额只有45亿元，只占12.6%。

在上述一组比较数据的背后，有一个基于农业国家，同时有13亿人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伟大而神奇的故事。

在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主要工业国家的人口约为7亿，占不到12%，而世界人口的21%以上，作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中国，进入了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必然会产生许多人类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和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于1953年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没有走上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纺织业工业化道路，而是走上了重化工业的非常之路，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强烈的“赶超”意识是采取重化工业战略的基本动力，前苏联的发展模式似乎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

为了尽快实现“赶超”的目标，我们采取了比前苏联更强的强制积累，在远远落后于前苏联的基础上，试图通过跨越纺织工业阶段来构建重化工业体系。

在经济体制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造就了一大批国有企业，保证了大量建设资金可以通过高积累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建设。

产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迅速延伸到整个经济体系，从而形成了在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化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是有逻辑联系的。

这一战略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重工业发展迅速。

从1952年到1965年，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5%，比轻工业高5.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35.5%迅速上升到48.4%。

1953年至1980年，工业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54%，而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89%，主要集中在冶金、电力、煤炭、化学、机械等行业。

虽然评价这种工业化思想的得失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但其缺陷和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重工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缺乏协调发展机制，形成了重工业增长自助、自循环的局面，导致了“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结构性缺陷，轻工业等产业严重落后，呈现出“高积累、低消耗、低效率”的特点。

消费品严重短缺，消费需求受到严格限制。

这一时期，虽然工业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工业与第一、二、三产业、轻重工业、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极不协调，资源配置和结构存在明显缺陷。

工业化进程往往处于产业高速增长——结构关系失衡——降低产业发展速度——恢复比例关系——进而提高产业发展速度的反复循环中，国民经济增长处于严重波动状态。

由于结构性矛盾，国民经济缺乏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能力。

以计划经济为制度背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基本战略，处于与国际经济联系较少的封闭状态，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

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时，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8.2%，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6.9%。

第二产业的比重同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霍夫曼系数为0.76，但不能用来判断工业化的先进程度，更不能用来判断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结论，因为当时工业消费品严重短缺，80%以上的农民被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这一时期，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初步构建了一个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从初始阶段逐渐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

轻重工业结构调整和均衡化

调整期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解决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开始对工业化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放弃单纯发展重化工业的想法，转而采取消费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先发展轻工业，以纠正扭曲的产业结构。

从1980年开始，轻工业实行“六优先”政策，即原材料、燃料、动力供应优先；优先考虑挖掘潜力、创新和变革的措施；优先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

此后，重工业在工业中的自循环结构被初步打破，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突然释放出来，成为工业化的巨大牵引力。

首先，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从1980年到1985年，轻工业的比重从47.0%迅速上升到49.6%。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进步是经济体制改革。高度集中计划的工业管理体制逐渐被打破。1984年进行了放权让利的微观环节改革，从而完善了企业内部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方式开始偏离计划轨道，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在新的资源配置机制下，过去被传统战略压制的纺织业，在市场需求和价格弹性的强烈刺激下，促使非国有经济更多地进入这些领域。

因此，重工业比重高的扭曲结构主要是通过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来调整的。

到1998年，轻工业中非国有经济的比例达到77.1%。

在以需求为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下，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升级对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的演变和高增长产业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温饱基本需求得到初步满足后，转向使用领域，出现了家电等高端消费品的消费一致性倾向。

随着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这些消费品立即短缺，这有力地刺激了家电行业的投资和发展。

同时，轻重工业逐渐协调发展，轻重工业互动发展机制逐步形成。重工业开始加强轻工业所需的工业原料和机械设备的生产和供应，轻工业通过产品市场开发增加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1984年开始的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和农民的活力。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农村工业化的趋势，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大创举。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每年2000万至3000万的规模涌入城市。

1993年，乡镇企业就业人口达到1.2亿，超过国有企业就业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30多年前城市工业吸收的劳动力总和，乡镇企业产值一度达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半。

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二元工业化模式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过去工业化和城市化分离的局面，形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关系，使占总人口80%的农民逐步融入工业化，从而大大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结构失衡的状况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趋于平衡，资源配置方式从简单的计划手段转变为计划手段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从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工业化的整体进程也从工业化初级阶段过渡到工业化中期阶段。

现阶段形成了两个长效机制:一是这一时期确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释放消费需求，挖掘市场潜力，以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工业化发展思路逐渐清晰，贯穿未来工业化进程；二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机制初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村加入产业行列。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矛盾，即加工工业超高速发展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短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明显升高的阶段

之所以把1993年作为新阶段的开局之年，是因为1993年以后，重工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工业增长明显转向以重工业为主的格局，从而重新出现了重化工业的势头。

但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这种重化工业的增长机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飞跃”，而前者的结构变化趋势基本符合产业演进规律。

当然，在这一阶段的初期，目标是解决能源、交通和原材料领域的瓶颈，而2000年后重化工业更显著的特征是由房地产和汽车等消费结构的升级所驱动的。

比如2002年，中国消耗了2亿吨钢材，新增量的60%用于房地产建设。

消费结构的明显升级和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的提升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

90年代中期，居民消费结构再次升级。在彩电、冰箱等传统家用电器消费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空空调、个人电脑、通讯等需求领域增速加快，推动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增长。

1994年和1995年，电子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分别达到33.4%和32.7%。

在此期间，电子行业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高增长行业，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

通信和电子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9年的1.4%上升到2001年的4.2%。

2001年，电子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89年的不到5%上升到近10%；总规模的快速扩张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电子信息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接近20%。

电子信息产业以高技术密集度为特征，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演进。

可以说，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制度障碍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可贵实践。

典型案例是电信业改革。中国联通成立于1994年，从而打破了电信的垄断。电信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大大降低了电信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提高了服务质量。这一改革不仅促进了电信行业的快速增长，也是继家电之后电子信息行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这个案例清楚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产生良好的产业增长机制和高水平产业演进的关键是消费能量的释放和消费潜力的挖掘。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工业化进程中前所未有的局面，即短缺经济的结束。

告别短缺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在中国经济一直被短缺困扰的局面真正结束后，短缺经济条件下依靠数量扩张和扩大产能的外延式发展后遗症凸显，结构性矛盾也深入到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更深层次。

在制约因素由供给转为需求后，消费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因缺乏新的消费热点而在短时间内失去了发展方向，这在1998年后的两三年里非常突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扩大内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促进企业重组、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措施。深度结构调整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进程的主线。

这两年居民消费结构又升级了，这次升级的规模很大。也就是说，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从吃、穿、用升级为居住、旅游，从而使房地产、汽车等产业成为新的高增长产业。

近年来，房地产投资每年都超过20%；2002年汽车行业增长38.8%，其中轿车增长55.2%。

虽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汽车工业的超高速增长具有集中释放购买力的因素，但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正在形成。

因为汽车等行业具有产业链长的特点，对相关行业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对于钢铁、机械、化工等重化行业，这是近年来重化行业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经济体制改革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确立，产业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

经过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重组和改造，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76%下降到2000年的28%。

对外开放: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器

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

1979年，中国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即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是在整个经济体制短期内难以转型的情况下，以经济特区的形式进行体制试点和局部突破的战略尝试。

特区奇迹的示范效益，验证了开放战略的正确性，从而开启了关闭30年后的开放之门。

1984年，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1988年，该地区对外开放，沿海岸蔓延。1992年后，对外开放扩大到全国各地。

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目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开放型经济基本形成。

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200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620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贸易国。

在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占90%。

1980年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12.6%，2002年迅速上升到50.2%。

截至2002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4480亿美元，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4万家。

这些企业从业人员约1800万人，合资或独资企业的出口商品交货值已占全国出口商品交货值的40%。

大约70%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在制造业。

对外开放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不仅体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贡献上，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

比如始于80年代的家电行业，在依赖进口元器件的基础上，以CKD为主要方式发展。进口产品的涌入和外资企业的进入使得国内家电市场呈现出国际竞争的特点。中国家电企业在与这些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学习、发展、壮大，产品逐渐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成为世界家电制造强国。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业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就是低成本制造优势。

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中国特定工业产品出口与世界同类产品出口的比率被用作衡量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指标。

结果劳动密集型产品指数达到4，大大超过1，从而表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发展的显著变化之一是产业分工的变化，即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链中垂直分工的形成和高度细分，以及由此推动的新一轮产业跨国转移。

在形成新一轮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中国凭借巨大的市场需求、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可观的产业基础和生产能力等综合成本优势，在本轮产业转移中取得了有利地位，初步确立了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地位——加工装配比较优势。

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新情况、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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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共同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动力。

还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问题和矛盾依然突出: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国内有效需求仍然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低；工业化过程中，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国有企业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等等。

最近，中国政府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工业化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