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粥赈活者二三 死者十六七” 粥赈制度是如何毁在乾隆手里的

”“粥救济活23个，死人16个7个”！粥赈制度是如何被乾隆破坏的？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导读：乾隆朝——「 ”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也是封建社会各项制度最健全的时期。提到「 ”盛世”，我们脑海中往往会出现「 ”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情景，这些在当时也确实存在，只不过仅仅属于「 ”人治”的范畴，而验证一个朝代的兴衰，除了「 ”人治”之外，还有一个「 ”天治”。什么是「 ”天治”？天治指的就是气候变化，风调雨顺或自然灾害。这对社会的影响丝毫不逊于「 ”人治”，而且「 ”天治”完全属于不可控范围，没有任何预兆。 风调雨顺是「 ”盛世”的基础，而自然灾害往往会引起社会动荡，甚至可能演变成民间起义，纵观整个历史，每一次朝代更迭的背后总有自然灾害的影子浮现。为了保证朝局的稳定，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救助自然而然被纳入朝廷的制度框架之内，到了乾隆朝，已经形成一套完善的赈灾制度，可遗憾的是，这丝毫不影响灾害的泛滥 灾害形势严峻 乾隆朝的自然灾害有两个显着特点，一个是覆盖广，一个是频率高 一：频率高 水灾 经过康熙、雍正二帝常年不遗余力的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等流域的灾情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到了乾隆朝，这依然是朝廷的一块「 ”心病” 乾隆年间水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黄河决口还是最突出表现。《中国自然灾害·清朝卷》中记载：乾隆朝执政60年中，据不完全统计，较大的黄河决口有22次，平均两年多一次。每逢黄河决口，沿岸都会出现庐舍漂没，田禾被淹的悲惨景象。朝廷虽每年都动用巨额的库银堵筑决口、加固堤防，但在暴怒的黄河面前，简直不堪一击！面对屡堵屡决、桀骜不驯的黄河，朝廷也只能望水兴叹。 除了黄河之外，京畿永定河、运河、以及淮河也从未放过任何一次可以肆虐的机会： 京畿地区水灾，主要表现为永定河决口，据不完全统计，乾隆朝永定河漫决口15次，平均4年1次； 大运河和淮河的多次泛滥也给沿岸人民造成严重的危害。18世纪的大运河是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通过大运河，统治阶级将从江南鱼米之乡收缴的粮米及绸缎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供其享用。因而清政府很重视对大运河的挑浚，即每年一小挑，六年一大挑。尽管如此，大运河还是经常受到外界雨水过多、河流泛滥的影响而漫堤决口，并多次影响漕运。淮河这条内陆河在当时灾害也比较多，经常在夏秋之际因雨水过多、宣泄不及而涨水泛滥，使沿岸人民深受其害。 其他灾害 乾隆年间旱灾仅次于水灾，各省上报共251次，较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和仅少4次。另外，乾隆朝发生雹灾144次，风灾63次，霜灾60次，蝗虫、黄疸49次，地震31次，疫疠10次，雪灾9次。这都要远超大清前任皇帝时期的水平 单旱灾就能超过清初其他三代的总和，由此可见，乾隆朝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是非常高的，其危害性也注定了救灾形势的严峻性 二：覆盖广 乾隆时期水灾平均每年波及135个州县，旱灾，波及63个州县厅次，仅水、旱两种自然灾害，每年就要波及200个州县厅次，暴灾、风灾、虫灾、冻灾，共有36个州县厅次，在当时条件下，令人谈虎色变的瘟疫和地震平均每年也分别有一和两个州县厅次，也就是说乾隆时期平均每年就有237个州县厅次受灾，占18省总州县厅次的近16%。这个数据是很可怕的，除了传统「 ”灾省”直隶、河南、安徽、陕西、山东之外，江苏、浙江、广东、甘肃等地也时有发生，由此可以看出，乾隆朝自然灾害的覆盖范围是非常广的 重视 鉴于自然灾害的频发性和危害性，乾隆上任伊始对自然灾害就格外重视 乾隆三年，他下令成灾五分即准报灾： 朕思田禾被灾五分，则收成仅得其半，输将国赋未免艰难……嗣后着将被灾五分之数亦准报灾……蠲免钱粮十分之一，永着为例 乾隆五年五月，乾隆帝得知山东郯城至蒙城一带因旱灾饥民外逃，「 ”俱成赤地”，而至六月巡抚硕色并未专折报告雨水情形后，便教训说：「 ”巡抚身任封疆，所应办理之事，孰有大于此者？”。后又因硕色专折所奏与御史陈世倌所奏不同，再降旨训斥：「 ”地方水旱灾荒，抚绥安辑，乃屡见于上谕之中，硕色稍有人心，何至粉饰蒙蔽至此”！随后特派大臣前往查勘灾情，抚绥安辑； 乾隆二十一年对两淮盐政普福不能认真办理赈务的训斥； 乾隆二十六年对山西巡抚鄂弼的警告； 乾隆三十六年对直隶总督杨廷璋报灾稍迟的斥责； ...... 对于官员们的斥责也间接反映出乾隆帝对救灾的重视 粥赈措施 灾害发生后，最直接有效的措施莫过于三点：免赋、粮赈、以及粥赈。免赋和粮赈咱们一笔带过，重点解析一下粥赈 粥赈又称为赈粥、煮赈，是指官府、富商在固定设置粥道救助受灾百姓的一种形式。相比免赋、粮赈的复杂性和长远性，粥赈更直观、更迅速、也更有效。在经过大清前任帝王的实践和补充后，乾隆朝的粥赈制度更加完善、也更加灵活，会根据各地灾情的程度不同，对粥赈的诸多条项进行调整，包括粥赈日期、赈厂数量、赈厂选址、赈员选拔、乃至领粥顺序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 赈期： 乾隆元年，就将雍正朝实施的「 ”十月初一起赈，三月二十日截止”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下来。在实施中又会根据灾情进行调整，像乾隆三年安徽大旱、乾隆七年江苏大水，都将粥赈的截止日期适当延长。这些措施对于灾后重建和稳定民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粥厂： 雍正朝推行的「 ”近城之地设粥厂、乡村每二十里设米厂、按月领米”等制度被乾隆帝传承下来；同时补充：乡村也设粥厂让附近灾民领粥，对于离粥厂路途较远者，折给米粮，五日领一次；粥厂位置必须选在宽敞之地，州县乡村粥厂设在集镇或大村庄； 为了避免灾民拥挤而发生事端或瘟疫，严令各地增设粥厂，小州县也要达到百余所，以每厂灾民不能超过百人为标准； 领粥顺序： 给灾民发放粥票，按照粥票上标明的顺序排队领粥； 队列上，男女分开，按照先女后男、先老弱后少壮的顺序持签领粥； 农村饥民发给印票，凭票按月、日领米领粥，每领一次，加盖一个印章，对于逃荒回乡的灾民，也一并发放印票，一视同仁； 最具人性化的就是提醒人们不要过量食粥，直白点说就是怕「 ”撑死”，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历朝历代遇到灾荒之时，因过量过食而「 ”撑死”的人不在少数。为了预防这个情况，在粥锅旁会贴告示提醒，还会让人唱歌提醒，这种细微化手段，也是对灾民的一种爱护 管粥为主、民粥为辅： 在清朝前期，官粥是唯一存在的一种粥赈方式，但是，面对灾民的增加，官粥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这时，就会劝导地方富商开设「 ”私粥”进行救助，这对官粥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弥补。当然，也不会亏待这些富商，朝廷会给予一定的褒奖，或银、或粮； 官粥在时间上有局限性，什么时候开粥、什么时候截止都有规定，但是私人粥厂就没有这个弊端，私人粥厂往往会避开官粥的开放时间而进行，有些热心富商甚至会担粥四处行走，见饥即赈。 民粥的加入，在粥赈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于缓解灾情、救济饥民也有着积极的意义，间接为朝廷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小结 乾隆朝的粥赈制度在诸多方面都展现出灵活性和全面性，成为赈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和完善自身的不足，对保障灾民的健康和在后重建做出了贡献。粥赈虽然只是权宜之计，但是却从根源上扼制了饥民的不满情绪，安抚了民心，更重要的是，减少了饥民大量涌入城市而带来的风险。另外，对于私赈的提倡也加速了民间「 ”义赈”的兴起，这也是「 ”慈善”的最初形态 粥赈弊症 虽然乾隆朝的粥赈对于民生的意义重大，粥赈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的痹症也是如影随形，而且更像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针锋相对： 一：以次充好 在赈粥过程中，朝廷拨发的粮食被不少官员无故克扣、侵吞，为了弥补数量上的不足，只有往里面参杂大量的麸皮、沙子、甚至是石灰；还有些官员用库存的霉变粮食替换拨发的合格粮食。这些也是为什么不少饥民吃了赈粥之后就死亡的原因； 二：冒领粮米 在前面的措施中我们提到「 ”于离粥厂路途较远者，折给米粮”、「 ”粥票”等都给了不法官员徇私舞弊的机会，在赈灾的过程中大量虚报受灾人数，中饱私囊，甚至不去关心边远山区百姓的死活，私吞本应下发的米粮，致使「 ”闹赈”之事屡有发生； 三：任人唯亲 在粥赈过程中对於夫役人员的聘用也成为一个漏洞。地方官员利用这个机会将亲信安插进夫役队伍，乾隆十八年江苏水灾中，夫役的开支甚至超过了粥赈的费用，赈粥制度公然成为一些官员的腐化途径； 四：管理松懈 粥厂是赈粥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饥民最集中的地方，可是由于粥厂管理松懈，在赈粥中经常会出现「 ”无粥可赈”现象；粥厂死亡的人数一度要比直接受灾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五：粥厂分布不均 赈粥官员为了维持城市形象，在发生灾害时往往「 ”重城市、轻农村”，尤其是京城和附近州县都会设立多个赈粥点，可是在地方州县农村地区根本不闻不问。也正因为这样，乾隆朝中后期，一旦发生天灾，灾民们都像「 ”朝拜”一般向着京城聚集； 六：敲诈富商 先期粥赈是以官赈为主、民赈为辅，民赈是出于一种责任感的自愿形式。可后来随着腐败的加剧，每当发生灾害，官府总会以各种名义向富商收取额外的「 ”捐赠”，还让富商加大民赈力度，以缓解官府压力。慈善成了被迫，让很多富商也开始对粥赈进行排斥 对于这些弊政乾隆不知道吗？知道，可是看看他对涉事官员的处理是什么？斥责、训斥、警告，连一个正式的处罚都没有，非但达不到震慑作用，还助长了官员们的腐败。这在康熙、雍正两朝都是不敢想象的。久而久之，势必会引起饥民的不满，出现骚乱，每当此时，官员们总会将这种责任推到灾民身上，乾隆帝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于乾隆十三年做出严格规定：凡闹赈者，斩立决！刑事案尚且「 ”秋后问斩”，看来，在乾隆眼里「 ”闹赈”已经成为无法容忍之事，可他却从不探究「 ”闹赈”背后的原因所在 尾话 乾隆颁布的赈粥制度是好的，不管是延长赈粥期、增设赈粥厂、抑或是折算米粮，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灾民，能起到安抚民心的作用，但是，由于实施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监督制度和惩罚制度，愣是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办成民怨纷起的坏事，「 ”粥赈活者二三，死者十六七”这就是民间对粥赈的最生动描述，也是粥赈制度腐败的真实写照。 可惜，在「 ”盛世”的光环下，乾隆对于形式主义的痴迷给了官员们可乘之机，让粥赈的慈善性大打折扣，既违背了赈粥的初衷，也败坏了朝廷的信誉和威望，更重要的是，在民间埋下了「 ”不满”的种子，成为满清后期社会动荡的隐患，清朝的灭亡，乾隆帝其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